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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說,他會見了蘇聯和美國領導人,雙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據的。

毛不以為然地揮著手說:“我一點也不同意。早晚會爆發戰爭。最好的計劃是推斷一下戰爭的最終結果。隻有在戰後,你才能考慮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們也可以放鬆一下戒備。”

毛對基辛格和拿破侖作了評價:“基辛格喜歡下達簡要的命令,他的意圖經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侖的辦法最好。他解散了議會,自己選人進行統治。”

蓬皮杜詢問了中國的人口情況。

毛答道:“噢,連我也不曉得確切數字。我不信我們有8億。就是達到7億,我也懷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國人似乎總在增加,另一方麵,又總在表明收成不斷減少。”

之後,談話又迅速而概略地轉到拿破侖的戰爭,納爾遜和威靈頓,甚至亞曆山大方麵。毛的知識令人欽佩,隻是在一個小問題上出了點偏差。他說:“那位法國大使說起法語來像是帶著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侖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說,大概他自己想起來了,“人們都笑話他。

在最後的歲月裏,毛接見了世界上數十位國務活動家,包括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埃塞俄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紮伊爾的蒙博托、加拿大的圖德爾、澳大利亞的懷特蘭、尼泊爾國王奈爾雷亞、阿爾及利亞的保比·迪恩、巴基斯坦的布托、塞內加爾的桑格和尼日利亞的高汶。

1974年,毛號召進行一場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響的運動,並且和批孔一起展開。他的派係中的激進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圖把批孔的矛頭轉向溫和主義者、中間派、現實主義者—周恩來和葉劍英。毛死前所麵臨的最後一次挑戰是抑製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給妻子寫信說:“……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歲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看你怎麽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繼續給毛寫信,毛又答複說:“即使你見了我,我們也無話可說。已經見過多次了,但你從不執行我的指示。你總是談瑣事;從不和我討論主要問題。中央委員會裏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們交談並見諸行動。你要有自知之明。別人對你有意見,你不知道嗎?

如今,毛放鬆了對政府的控製,因為現政府是由幾乎勢均力敵的兩派組成的,非常便於平衡。這兩派是周恩來為首的現實主義者和所謂的“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期間在上海作為青年領導人提拔的紡織工人,後來突然被推上了黨的副主席的職位)—為首的激進派。

4月,當周恩來因癌症住院的時候,激進派確保自己繼承毛的權力的機會陡然增加。沒有周的堅定領導,較易接近毛的激進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幾星期後,江青開始接待外國貴賓。

江開始憑借自己的頭銜集結政治勢力。7月,她被奉為“毛澤東思想的解說人”,直到此時,這個榮譽隻給過周恩來和林彪。新聞媒介開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則天—公元7世紀一位著名的統治者和一個短命王朝的開創者。平民出身的武則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著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裏居於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宮。皇帝死後,他的兒子和武結了婚。後者幫助新皇帝妥善地處理國事,被尊為賢明皇後。丈夫駕崩後,她自己登上了禦座。半個世紀以來,武進行了無數的改革,包括婦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對她的品性好的一麵和她統治期間的功績的重新討論,明顯地是與江青的政治未來有關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在他的同誌麵前批評妻子,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還告訴她:“你也是難改呢。”毛對同誌們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著又對妻子及其三位激進的同僚說,他們不應結成“四人小宗派”。

當炎熱的氣候過去後,毛又去南方旅行了。這次是去家鄉長沙。後來,他的助手回憶說,在那裏“他穿的那雙補過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願扔掉這雙拖鞋並讓助手又縫補了一次”。

但是,毛並沒有安靜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輕的王洪文帶著一連串攻擊周恩來的令人動容的斷言抵達長沙。這位年輕人報告說:“看來第二次廬山會議正在北京醞釀。我沒有告訴周總理……我要來湖南。我們4個人開了一夜的會,他們同意我來這裏向您報告。當周總理休息的時候我離開了。來這裏我冒了很大風險……盡管周總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著’找人談話。經常拜訪周總理住處的人包括鄧(小平)同誌,葉(劍英)同誌和李(先念)同誌。”然而,毛對此毫無反應,隻是說這些都要雙方當麵對證。(21)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給他的書信的空白處親筆寫道:“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你積怨甚多……

據說,一星期後,江青又給丈夫寫了一封令人驚訝的信,在進行卑鄙的辯解和氣勢洶洶的抱怨的同時,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據推測她給毛寫道:“我辜負了主席的期望。因為我沒有正確的自我評價,醉心於過高地估計自己。我的頭腦一直很糊塗……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確實讓人恐懼。我驚醒了……自從九大以後,我幾乎無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幾乎沒有工作……後來,她的敵人指責說,她還要錢和官職。

毛的反應是,拒絕承認她清閑。他寫道:“你的工作是研究當前國內和其他國家的形勢。這已經是個很繁重的任務了……不能說你無事可做。

第二個訪問毛的人是他年輕的侄女王海蓉,王轉達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為大約於新年之際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把推舉王洪文作為一項議事內容。毛生氣地聽著“侄女”的敘說。他告訴一些同誌:“江青有野心,有沒有?”

尾聲接近了。毛沒有參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兩次重要的會議。盡管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開會期間,毛精神頗佳地在他的南方別墅裏接見了保守的西德領導人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如今,任何事情都與黨和國家領導職位的任命聯係起來,那些在“**”期間受到非常嚴厲的批判的人被恢複了名譽。

毛將這些事情大膽地交給周恩來去處理,但他的確提過,鑒於鄧小平已經改正了“**”期間的錯誤,因而應當恢複鄧的副總理和其他職務,讓他負責周患病期間的中央委員會的日常工作—這和4位激進主義者的願望背道而馳。

後來,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報告說,在毛任命了鄧小平以後,他妻子幾乎不喜歡所有的政治局成員。毛的回答極為簡潔:“她看得起的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問。

“她不尊重我。將來她要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這個預言完全成為現實。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力圖做自我批評,但是後來她坦白道:“我沒做徹底的檢討……我無法轉變思想……理解了存在著四人幫,有助於我意識到這一現實會引起宗派主義,會導致黨中央委員會的分裂,有助於我理解主席為什麽在去年三四次提到這個問題。我沒有想到這是涉及原則性的重要問題,主席很少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氣批評江青等人:

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

在毛的這個人生階段,許多事情是通過中間人去做的。很明顯,在個人訪問的場合中,毛最願意傾聽的是年輕人的訴說。“四人幫”選擇王洪文或王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為他們說話。現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輕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遠新。這個男孩受江青的影響很深。一般來講,他生活在毛的身邊,是極易利用毛的體弱狀況來為“四人幫”灌輸激進材料的,並且在此基礎上以毛的名義逐步發出有利於激進派事業的指示。

9月,江青堅持應當在電台上廣播她在一次會議中的講話,並印發原文。根據毛的繼承人華主席在毛逝世後的說法,當時毛的反應簡短且擊中要害。

毛駁斥道:“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根據毛的工作人員講,毛警告他們提防他妻子。他曾經告訴他們:“江青是紙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軟怕硬,她也害怕群眾。你們要跟她鬥,原則不能讓。怕什麽,有我在嘛。

1975年7月,毛接見了泰國總理克立·巴莫。他告訴這位泰國人“水門醜聞”是因為“美國政治言論過於自由……”的緣故,“你身邊正好有部錄音機,把談話錄下來有什麽錯?美國大多數人喜歡玩錄音機。”

毛抱怨腿疼,視力不濟。他說話時嘴唇抖個不停。他告訴克立怎樣與泰國共產主義暴動者戰鬥。他向克立保證:“你們不必擔心泰國共產黨,它存在10年了,但沒有一個泰國共產黨來看過我。

下一個來訪的國務活動家是西德總理赫爾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繪為一個坐下或站起都要別人幫助的人。“他的嘴張著,顎下垂著,臉就像頭盔一樣僵硬……毛說話的聲音很小,隻能斷斷續續地發出困難而嘶啞的聲音。3名婦女……看他的嘴唇。在無法確定他說的是什麽時,她們就相互協商,然後再通過毛印證她們理解的是否正確。出現混亂時,毛就用一支軟筆在信紙上迅速而充滿信心地寫下他要表達的意思……”

毛向這位總理抱怨說:“沒有人聽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國諺語:“滴水穿石。”

毛沮喪地答道:“我沒有那麽多水了。

年底,戴維和朱麗葉·艾森豪威爾訪問了毛澤東,並發現他很關心年青一代的問題。朱麗葉·艾森豪威爾寫道:“實際上,他是在表明,他對自己的人民,特別是未經考驗的年青一代心存懷疑和失望。”他對革命將會被永久地繼承下去的機會的評價沒有超過50%。

毛告訴這對美國夫婦:“年輕人軟弱,必須提醒他們要鬥爭……黨內會有鬥爭,階級之間會有鬥爭,肯定沒有東西能離開鬥爭……鬥爭延續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說話的聲音像是喉鳴—“刺耳、單調、吃力”—當會談結束時,朱麗葉·艾森豪威爾的最後一瞥所見到的是“一個疲勞的人正轉過身去,吃力地與護士說話,然後被帶走,重新一個人獨處”。其他來訪者則發現毛臉色蒼白,精力耗盡,嘴裏流出口水。

1976年初,周恩來與世長辭。顯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堅定更忠誠。如果他比毛活得時間長,毛本來希望他能在接班人問題上起到橋梁作用,現在這已不可能了。江青為首的激進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權。作為中央委員會裏地位僅次於周的高級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隻是一個紡織工廠裏的治安保衛人員—現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們宣稱,毛曾絕望地歎息道:“如果讓王洪文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很快就會挨餓。”

令人大為驚詫的是,毛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接替周的職位。據說,最初華對這一職務推辭不就,他列舉了許多理由,其中,他的馬列主義水平不高則是事實。

據說,毛對他講道:“我任命你就是因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個人有缺點就不會驕傲,並且會不斷地提高自己。”

當毛的警衛負責人汪東興對毛的任命道賀時,毛解釋了他選中華的原因:“首先,他有專區和省級工作經驗,在當公安部長的幾年中表現不錯。其次,他忠誠、老實。第三,他不狡猾。

從華的履曆和為人所知的觀點方麵看,他個人一方麵不會遭到激進派的反對,另一方麵也不會招致現實主義者和右傾分子的嫌惡。

事實上,這是毛作出的明智選擇的前提條件。毛自己的確於1月21日和1月28日兩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華國鋒的建議,的確於2月2日簽署了任命華為代總理的中央委員會文件。但我們還沒有其他人關於毛在整個事件進程中的作用的說法,我們有的隻是在此進程中主要的得益者華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幫”對於他們派係中沒有一人取代總理的職位憤怒異常,於是把槍口轉向了他們的對手。

據說,毛於2月份以一種備忘錄的形式向黨發出了他對鄧小平的看法。他說,鄧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和應該起用的人才”—綿裏藏針。他的缺點是過於自信,拒絕批評。

江青的反應非常清楚。她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有個國際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名叫鄧小平。大概叫他叛徒更正確。但我們的主席一直在保護他。我講的隻是個人意見。

可是,毛仍然欣賞鄧,除了對鄧反對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滿外。赫魯曉夫回憶說,毛曾經給他指出過鄧並說:“看到那邊的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前途遠大。”起碼鄧是坦率的,當他與毛發生分歧時決不搞陰謀。

4月5日,所謂的清明暴亂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周恩來的支持者力圖通過對周的祭奠來表達內心的敬仰。但是,他們受到激進集團的無賴們的擾亂。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訴給毛一係列的謊言,說該事件引出了許多麻煩,並說服毛免去對事件要負責任的鄧小平的職務。接著,華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並被正式任命為總理。根據華自己的說法 ,這些都是“毛主席的個人意見”。

葉劍英敦促鄧離京避難。後來,鄧又參加了一次充塞著激進學生的政治局會議。於是傳聞遍布中國,說鄧小平如何低下目光聽了一會兒來自四麵八方的責難。但是,當譴責達到**時,他卻從扶手椅上站起來,慢慢地走出去上廁所了。在那裏,他待了兩個小時,這足以消弭學生們的熱情,並達到挫敗會議的目的。

4月底,毛接見了新西蘭總理馬爾杜。後來,華留下來繼續和毛交換意見。他把毛的話整理成三條指示帶走了。這三條指示是:“(1)慢慢來,不要著急;(2)按既定方針辦;(3)你辦事,我放心。

一個朝代行將結束的不祥之兆明顯地出現了。3月,一顆隕石墜落在吉林省境內。《人民日報》回顧曆史說,公元前3世紀,一顆隕石落地一度引出有關第一個皇帝秦始皇死後國土會四分五裂的謠言。7月,唐山發生了劫難性的地震。許多迷信的中國人認定,一個偉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開始感到將不久於人世。他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這位老人現在正處於他最後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點10分,他與世長別。

在如何處理遺體問題上,並沒有立刻作出災難性的決定。越南人被問及他們是如何保存胡誌明的遺體的。經過良久的猶豫和心理鬥爭,終於下定決心剖屍,使用化學藥品,以便遺體能在一棟寬大而靜穆的房子—也許是毛為自己要的最後一件東西—中展出。

華親自負責此事,可爭吵越來越凶。有人發現江未經授權就拿走了毛辦公室裏的文件,並斷定他們進行了篡改。當受到華指責時,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屍骨未寒你就想攆我走。你就這樣報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嗎?”

華答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歸還毛主席的文件。因為我想報答毛主席的恩情,讓每個人都團結起來,永遠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至於趕走你,我還沒有這個打算。你隻要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子裏,沒有人敢攆你出去。

在北京舉行的國葬上,毛的遺體被放在一個水晶棺中。他的遺孀臂纏黑紗,獻上一個綴有向日葵、綠色禾苗、麥穗、玉米和黃色穀穗的花圈,題詞是“您的學生和戰友敬挽……”三個星期後,江青及其三位激進的同僚被華逮捕。她想在毛死後擴大影響的希望化為泡影。

在長達一代多人的時間內,始終作為政治權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當公民們跌跌撞撞地走過他的靈柩之時,淚如泉湧,這個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圖調節無法填補的內心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