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和尚打傘(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陳伯達企圖進行一次政治奪權。很明顯,他們相信毛已經成為一位令人生厭的領袖,而林彪對軍隊的控製將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們的過激政策一麵來。這個計劃就是,讓林彪就任國家主席,讓中央委員會通過一份由陳起草的關於天才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決議。將會成為林彪集團的總理的陳顯然認定,林彪比毛本人更堅定地執行毛主義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著毛搞陰謀,並想在毛活著的時候成為國家首腦的想法使毛異常動怒,以至周恩來和憎惡林彪的將領居然能說服他放棄林、陳這兩個追隨者。麵對此狀,林大概決定犧牲陳伯達,以便自己安然脫身,因為這個時期隻有陳伯達被免去了領導職務。中央委員會在中國的新憲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語言,毛“作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首腦和全國與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在有生之年實施統治。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指出,他的敵人“……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指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他們發難……共兩天半……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毛評論道:“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天才是靠……集體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講法是錯誤的。“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
毛把陳伯達的思想批評為典型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會後,陳再也沒有公開露過麵。
毛如此殘酷地攻擊一個過去曾經與他過從甚密,並為他的傳奇色彩貢獻匪淺的同事,似乎令人費解。
但不管怎樣,此時毛在中央委員會裏的影響可能非常之小,以至於他無法阻止周恩來和將軍們,以及那些希望切斷自己與極端主義分子的聯係從而逃脫懲罰的左傾分子們,作出他們希望作的決議。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陳的倒台被黨內的許多幹部視為毛的激進政策現在正為黨所拋棄的征兆,因為那種激進政策是陳積極幫助製定的。
3年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正式將陳伯達逐出領導集團,並斥之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在許多中國共產黨人的眼裏,所有這些一定會大大損傷毛對人的本質的判斷力方麵的聲譽,因為主席曾經和一個證明完全是異己分子的人那麽親密地共過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這種顧慮,因為廬山會議後,他馬上發出了一封致全黨的公開信來解釋自己的立場。“陳伯達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陳伯達一直和我爭論天才問題,認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從實踐中或者群眾中培養起來的,讓我承認他是個天才。他這麽做不為別的,就是想當國家主席。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分子……
10月1日,埃德加·斯諾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國慶節慶典。在巨大的觀禮台上,毛讓他們站在自己兩旁,而對城樓下遊行的百萬中國市民,俯瞰天安門廣場。這是美國人第一次獲得如此之高的榮耀,外界普遍認為它是一種和解的姿態。毛對於美國的思想路線,當然沒有變。是年早些時候,他在有關印中關係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尼克鬆的法西斯主義暴行”。
1970年11月,毛長期等待的美國承認終於有了突破口,它是作為巴基斯坦前總統葉海亞·汗進行國事訪問的副產品而出現的。幾星期前,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宮與尼克鬆總統交換過意見,現在他給周恩來帶來了一封尼克鬆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議由一名高級美國人士訪華。周對此未作任何鼓勵,但答應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葉海亞·汗驚訝的是,第二天周告訴他,中國歡迎尼克鬆的建議,並非常高興接待“一位高級人士”進行麵對麵的會談。周還說,毛自己評論道:“這是第一次通過一個國家首腦把一個國家首腦的信轉交給一個國家首腦。
當1969年最北端的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劍拔弩張之際,美國人的行為無疑是最能激發毛的興趣的東西,它促使毛改變了主意,邀請尼克鬆。具體細節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鬆曾經拒絕給蘇聯攻擊中國以道義上的支持。
在這些戲劇性的變化過程中,埃德加·斯諾一直在中國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飯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並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裏吃早飯,他們一直談到下午。
斯諾注意到,“他有點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聲說,醫生好在哪裏。他們連感冒這樣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費了那麽多時間。”他同意斯諾的建議,試服幾劑林諾斯·保琳醫生推薦的維生素C。
他們討論了斯諾寫的關於他們六年前的那次談話的文章。那時,毛聲言,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現在,無疑,個人崇拜搞過了頭。毛說,對於人民來講,要克服三千多年以來崇拜帝王的傳統習慣是非常艱難的。他列舉了給予他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他的評價是,真討嫌。它們最終都要被丟棄,隻有“導師”會保存下來。自年輕的時候在長沙以來,他時常當教師,現在仍想保留這種身份:“其他的頭銜統統丟掉。謝謝”。毛又一次說他“會很快去見上帝”。
斯諾談起了中國最近控製生育方麵的進步。毛領會了他的意向,說,不。農村婦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個是女孩的話,她們會繼續生育,力圖有個男孩。斯諾又談到了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毛則談了他對中國和美國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蘇聯沒有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那麽,毛將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比其他國家具有更高的工業生產力和大學教育水平。他將很高興看到那裏出現一個革命政黨,盡管他並不奢望最近的將來它就能產生。
毛繼續說,中國正在研究允許美國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訪華的問題。像尼克鬆這樣的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右傾人物可以允許來嗎?是的,毛自問自答道,尼克鬆應受到歡迎。因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必須和尼克鬆一起來解決。毛將很高興與他會談,不管他作為旅遊者來還是作為美國總統來。
中國還將學習美國通過分權—把權力和財力下放到50個州中—而獲得發展的經驗。中央政府不能包攬一切,中國的未來要依靠地區和地方的主動性。
斯諾問道,蘇聯人是否怕中國。毛回答,據說是這樣。一個人甚至會害怕屋中的幾隻耗子,也許他擔心它們會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爭論將不得不繼續一萬年。但是,柯西金來的時候,毛卻告訴過他,會談後蘇聯人可能要被指責一千年,不會再多。
蘇聯人看不起中國人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認為自己隻要發一個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們沒有意識到有人不想這麽做,其中就有謙卑的毛本人。中蘇兩國的思想分歧現在已變得水火不容,但他們最終會在兩個國家之間解決存在的問題。
當這一天的上午結束時,毛陪同斯諾走到門口,並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帶著一把破傘漫遊世界的孤獨的僧侶。漢學家指出,中國短語“傘下僧”是個雙關語,意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71年初,毛開始反擊林彪,他改組了華北和北京地區的軍事領導機構,撤換了38軍中親林的指揮官,並把該軍調出北京,這樣一來,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職的權力基石。同時,毛及其私人隨從悄悄搬出中南海,因為他們的敵人已潛入那裏。後來,他們聲稱,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兒子計劃在遙遠的上海或其他中國中心城市孤注一擲,發動反毛的軍事政變。林的兒子作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與空軍有著關鍵性的聯係。
3月18日,這位林家少爺對兩位空軍高級將領說:“我們必須製訂一個政變計劃。”還說“子爵(指他媽媽)說必須注意安全”。
兩天後,第三位空軍高級將領抵達上海,參加了討論,最後,在3月22日和24日之間,著名的《571工程紀要》出籠了。中國“五、七、一”的諧音正好是“武(裝)起義”。
林能繼承毛的禦座的各種方式都由他的追隨者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根據其中一人的坦白,他們感到和平演變是最理想的,但需要5年或6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可能發生很多變化,“沒有人能夠預見領袖(指林彪)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麽久”。
林彪畢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無法預料。主席的威望那麽高,他要叫誰倒還不是一句話。”另一位助手表示異議:“統帥是主席自己選的。”“劉少奇也是他自己選的。”第一個說話者反駁道。於是寧肯提前采取奪權行動的計劃便訂了下來。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繼承毛的權力,一種方式是除掉張春橋(被認作林的主要對手);另一種方式是“危及主席的個人生命”,但這會導致難以控製的政治局勢的出現。
4月,毛運用他所喜愛的側翼擊敵而非正麵進攻的策略開始行動。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級幹部參加的會議,會上進一步批判了陳伯達,而且要求忠於林的5位將軍(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評。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林的妻子非常緊張以至於想馬上實施571工程,但林決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離京去各省秘密巡視以搞清林彪的行為和作用。他攻擊林在政治上利用葉群,對此,他的許多聽眾肯定在內心裏認為,這也適用於江青。毛說:
“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4個人(20) 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這無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實給毛自己的聲譽所造成的損害,即陳伯達長期以來是毛的私人秘書。當然,毛的話也拉開了自己與妻子的距離,後者在毛最後的政治鬥爭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著,毛列舉了“十次路線鬥爭”,在這些鬥爭中,他對黨的領導(實際的或潛在的)一度受到威脅—這就是1927年的陳獨秀;1928年的瞿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羅章龍;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張國燾;1953年的高崗;1959年的彭德懷;1967年的劉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當毛正在發表上述談話的時候,據說林的人正計劃在從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毀他的火車。但是,林的女兒豆豆,良心發現,急衝衝地跑去告訴了周恩來這一陰謀,周得以及時地向毛發出警報,毛的生命因此得救。當毛於9月12日未損毫發地返回北京之際,林乘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掉頭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蘇聯。但是,飛機於淩晨2點半墜毀在蒙古境內,據報道,9位乘客全部罹難。反叛結束了。
毛對林總懷有某種輕蔑,可能是因為林智慧有限。這位瘦削的、一味順從的、優柔寡斷的人物完全缺乏領袖的魅力,令人驚異的是,他在中國領導層內居然爬得那麽高。隻有勃勃的野心驅使著他。在一次莎士比亞也會歎為觀止的講話中,毛說:“林……一天吃一斤多肉,還是沒有胖。就是10年以後他也會這樣。”整個世界仍然等待林彪衰亡的真相,對此,隻有毛主義者知曉。但是,至少可以說,林未能組織一次成功的暗殺。
幾天之內,林死後的聲譽便受到全中國的咒罵。一家省廣播電台把他罵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讓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尼克鬆總統飛抵北京會見毛。多少世紀以來,諸侯王公攜貢物來到紫禁城,但從未有過一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的首腦來到這裏向中國領袖致意。
尼克鬆在飛機降落後的三個半小時內,就在中國電視攝像機下坐到了毛的辦公室裏。毛在一位秘書的幫助下站起來。
當他握住美國總統的手時,第一句話是:“我說話不太利索了。”後來,周恩來告訴尼克鬆,主席患支氣管炎大約有一個月了。這次握手並非僅有的一次,在後來的會談中他又握了一次。尼克鬆在日記裏將它描繪為“最感人的時刻”。當毛伸出手時,“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約一分鍾。”
當時在場的基辛格說,他曾讓哈佛的學生閱讀毛的著作。毛作了一個表示反對的答複,但尼克鬆評論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的進步,改變了世界。”
毛堅持道:“我沒有改變世界。我隻是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他們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蔣介石各自給對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訪問巴黎和北京的掩飾的技巧。
毛暢笑著說:“你上次競選時,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歡右派。”他繼續熱烈地談著他的話題,並提起了愛德華·希思和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他吐露說:“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尼克鬆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所以他當著毛的麵引用了他一首詩中的一句話,毛現出歡愉的微笑。在最後的笑談中,毛又說,當資本主義被擊敗的時候,尼克鬆和基辛格,作為個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釋道:“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亨利·基辛格發現毛“……異常超重,但有著驚人的支配周圍事物的能力。的的確確,他有意誌力。毛……用這種意誌進行統治”。
“我們隻談了一個小時多一點,我實在無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內是否有比一個或兩個小時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確能夠發出一種幾乎讓人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閱了我們會談的記錄,發現它是一出瓦格納戲劇的序曲。後來我們和周恩來會談過程中所討論的每個問題幾乎都在同毛的談話中提到過了。
尼克鬆訪華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這次訪問的時候已經心中有數了。在取得這一成功後,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讓他靠邊站肯定是很困難的。但是,黨內的激進分子則把這次訪問視為令毛丟臉的事情。他們的觀點可以從幾年後據說是中國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所作的一次內部講話中窺其一二。這次講話是關於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訪華問題的。喬解釋說,伊梅爾達是“通過一次選美比賽挑選出來的”。“她是腐朽的資本主義製度的產兒,在這種製度下,資產階級玩弄婦女。從這裏你可以知道菲律賓總統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個階級。但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必須和他們會談,就像我們不得不邀請尼克鬆並和他會談一樣。毛主席的光輝就在這裏,他能辨別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
尼克鬆之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他是來和周恩來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後來,兩位國家首腦一起去看望毛。
毛問他們:“你們吵完了嗎?爭吵對你們有好處。”
“我們進行了友好的會談。”田中謹慎地答道。
毛繼續說:“隻有通過爭論才能成為真正的好朋友。”
然後,毛又簡略地談到食品和飲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樣對你有害。”
田中應道:“我聽說茅台有65度,但我的確喜歡它。”
“噢,不,它有70度,不是65度,”毛說,“誰告訴你錯了?順便說一句,中國有許多古老的東西,讓它們束縛住你並不好。我小的時候父親對我很嚴厲,我就造他的反……盡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選舉中要度過一段艱辛的時期,不是嗎?”
田中談到了他所經曆過的11次大選,在這些選舉中他在大街上發表了許多演說。
毛評價道:“在大街上講話是件費力的工作。請你保重。”
這位日本領導人解釋說,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講,任何人都不會當選。
“你們的議會製度怎樣?”毛詢問。
“它也存在自己的問題。”
“日本好像也有許多問題,不是嗎?如果你必須走到大街上去講話,那麽,你的確有個艱辛的時期。”
毛贈給這位日本人幾本書,說:“我非常喜歡讀書。我想這對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讀上一本書,我就睡不著。
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國人的會晤可沒有這麽簡單。後者是一位年輕的說漢語的來中國研究婦女運動的美國學者羅克珊·威特克。江青決定就自己的生活經曆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與威特克進行一係列的會談,大概江認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諾。在1972年8月間,她和年輕的美國來訪者大約共度了60個小時,她披露了自己對葛麗泰·嘉寶的崇拜,對好萊塢電影的欣賞一類的情況。這些後來在威特克的《江青同誌》一書中麵世。
盡管江青的這次冒險得到過周恩來的同意,也得到過汪東興—毛的貼身警衛的幫助,但是,很明顯,她沒有征求毛的意見。據江青的敵人說,毛對此事非常生氣,認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樹立她的聲望。毛還感到黨和國家的機密,以及個人的私事被出賣了。據江青的反對派說,由於威特克的訪問,自1975年秋開始,毛的身體和健康狀況不斷惡化。此後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從這時起,中國出現了下述謠言,說江青有時向毛要錢,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費給了她。—據說,有一次數達1.5萬元。很明顯1973年以後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淵潭的釣魚台國賓館。尼克鬆和其他外國高級人士曾下榻於此。據說,江若想見毛,必須先寫封信。
如今,江在中國已經成為極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由周恩來組織安排。會議通過的公報將林彪斥責為“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叛徒、賣國賊”。不管怎樣,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問題變得很難處理。
9月,蓬皮杜總統來訪。毛向這位法國訪問者說的第一句話是:“噢,至於我,已經垮了。我被病魔壓倒了。”他提到,戴高樂在回憶錄中曾批評過中國。他解釋說:“那時,什麽人都反對我們。在那種環境下,我們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國人說我們比希特勒還壞。至於赫魯曉夫……1955年他對阿登納說:‘幫我反對中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