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舊 靴（1960~1963）
1960年，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再次奮力將中國推回到正常軌道上來的時候，毛丟開首都的日常事務，動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和寫作。“大躍進”帶來的後果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約四分之一，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工業生產降低了40%多。這主要應歸結於從1959年開始影響中國的連續三年的惡劣氣候，但也有些是由於毛在“大躍進”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寧願待在溫度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願住在有風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裏。這樣，他還可以躲避為來訪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慶祝宴會。在杭州，他住在風景秀麗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別墅裏。在上海，則住在曾經是法國人俱樂部的一棟建築中，並且擁有一個很好的遊泳池。在這種半退半休的狀態中，他會見的政治局成員越來越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書陳伯達，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卻的過程中，毛發出了一個得到報紙社論和黨的官員講話都恭敬響應的政策聲明。這個聲明在工作會議上討論過並準備通過官僚機構實施。但是，毛對官僚們的工作效率和誠意越來越不滿意。
自延安時代以來，首先始於1958年“大躍進”期間的對毛的天才的過分稱頌仍然繼續著。《人民日報》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為活著的最傑出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在華盛頓有位外交官就此問過安奈斯達斯·米高揚，猶疑片刻後，米高揚答道，“毛依然像過去那樣，是優秀的理論家。”
《人民日報》說，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時間解決的問題”。收音機裏說“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由於受到這些評論的刺激，赫魯曉夫於1960年2月在華沙條約國的一次會議上說：毛是“一隻穿破的舊筒靴，隻能放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供人瞻仰”。
然而，毛不願自己被人們遺忘。在過了6個月隱居生活之後，1960年春，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露麵。5月份，又在中南地區各地會見來自第三世界的眾多代表團。月底，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會見了英國將軍威斯康特·蒙哥馬利，並且對這位政治上的保守人物為何對他如此感興趣露出明顯的迷惑不解之情。
在進餐中，毛嘲諷地對蒙哥馬利說：“可是聯合國卻給我們一個封號，叫我們是侵略者。你在同一個侵略者說話，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對麵坐著一個侵略者，你怕不怕？”
飯後，毛以欽佩的口氣談到了克倫威爾，蒙哥馬利則熱烈地評論了法國、美國和中國的革命。
毛驚奇地說：“你很開明。”
蒙哥馬利想知道，當中國再次強大起來時，它的目標是什麽。
毛答道：“噢！你的看法是，那時候我們會侵略，是不是？”毛主動說出了蒙哥馬利認為是合乎邏輯的而且具有現實可能性的事情，即當將來毛無能為力之時，擴張的**很可能出現。但毛說，在他有生之年，他會盡最大的努力防止此類事情發生。
蒙哥馬利問，中國對西方來訪者為什麽要如此緊閉大門。“他說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帶有道德準則方麵的隨意性，而這會影響他力圖使中國人達到的高標準，他又說，西方人走到哪裏，哪裏的道德標準就會降低。”蒙哥馬利沒有回答，但後來承認那個評論是很難反駁的。
7月，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發動了對毛的攻擊。據毛自己說，在那裏他“圍剿我們”。赫魯曉夫指名道姓地詆毀毛，譴責他變成了另一個斯大林，“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顧其他任何利益，離開現代世界的現實杜撰理論。”毛已經變為“一個極端的‘左’傾主義者，一個極端的教條主義者，一個‘左’的修正主義者，的確如此”。
赫魯曉夫作了長篇發言，並在某種程度上為印度邊界問題辯護。他說，中國和印度的衝突“……並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它純屬民族主義爭端，它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無可言狀的損害，完全沒有考慮到諸如喪失掉走向共產主義的喀拉拉邦的具體問題……”
“總在增長著龐大的人口的中國人為什麽需要人口少於印度的蘇聯的支持？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當印度像它應該的那樣，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在這個邊界衝突問題上會發生什麽？……”
赫魯曉夫抱怨說，由於中國人阻止安裝“用來對付我們的敵人”的無線電發報機，阻止蘇聯飛機作偵察飛行，因而損害了蘇聯的防禦措施。說毛已經把“彭德懷送往一個勞動營”，原因是他在給蘇聯共產黨的一封信中批評了公社政策。
赫魯曉夫於7月份從中國召回了所有蘇聯專家，並帶走了珍貴的圖紙和方案，致使中國的經濟花了5年的時間才得以恢複。後來，毛用略微誇張的口氣說：“我們把整個1960年都花在同赫魯曉夫的鬥爭中。”
事實上，1960年，毛花了部分時間批判性地閱讀了蘇聯的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評論說，由於完全把“關心個人物質利益”當做發展生產的一種工具，因而蘇聯人正麵臨著“個人主義泛濫的危險”。把消費品的分配問題當成“決定性的動力”，導致了“極端錯誤的分配決定論的觀點”，從而對馬克思的正確見解進行修正，這是“理論上的錯誤”。“……好像群眾的創造性活動是要靠物質利益鼓勵出來的。這本書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是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像這樣地宣傳物質利益，資本主義成了不可戰勝的了。”
這本蘇聯教科書並未解釋清楚，“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近視眼的個人主義。”在此毛又沉溺於回憶創造理論的延安時期中了。
“在根據地的時候，我們實行供給製，人們還健康些，並不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後，實行工資製了，評了級，反而問題發生得多，許多人常常為了爭級別吵架……”
這本蘇聯教科書的另一個典型錯誤是以計件工資為主，計時工資為輔。這會“助長部分工人中‘為掙大錢而鬥爭’的心理，不是首先關心集體事業，而是首先關心個人收入”。
由於教科書反複講這個主題，最後，毛問道，蘇聯的事情為什麽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現在特別強調物質利益總有個原因。斯大林時代過分強調集體利益，不注意個人所得……現在走到了反麵……”
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都會繼續存在—蘇聯教科書卻沒有論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還有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要經過很多階段，也一定會有很多革命。”撇開這個話題，毛帶著個人意見談到了第二代，“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國際性的問題上，蘇聯教科書也存在錯誤。例如，它讚成勞動分工、專業化經濟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結成互助的經濟體係。毛強烈反對這種觀點：
這個提法不好。我們甚至對各省都不這樣提。我們提倡全麵發展，不說每個省份不必生產能靠其他省份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我們要各省盡量發展各種生產……歐洲的好處之一，是各國獨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國，在很長時間內，全國大體上保持統一局麵，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控製太死，地方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拉拉，經濟發展很慢。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我們要做到全國是統一的，各省又是獨立的……
應當各國盡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盡可能的獨立地搞，以不依賴別人為原則，隻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應當盡可能的搞好，吃飯靠外國、外省危險得很。
蘇聯教科書中再次提倡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世界體係之間的和平競賽，是“把實際存在的兩個世界市場變成了在統一的世界市場中的兩個經濟體係，這是從斯大林觀點的後退”。應當強調，兩個體係之間不是共存而是鬥爭。
最後，毛對蘇聯教科書中的許多論點進行了挑剔。說它錯誤地把工業化當成農業集體化的前提，錯誤地認為在落後國家革命更困難。毛指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力量實際上比較弱小。他論述說：“我國的資產階級還隻有三代，而英、法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了幾十代了。他們資產階級發展的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影響到各個方麵各個階層，所以英國的工人階級不跟著共產黨走，而要跟著工黨走。”
在國家消亡問題上，蘇聯人的觀點似乎過於樂觀。毛是有保留的，“但是國家的消亡還需要一個國際條件，人家有國家機器，你沒有，這是危險的。
9月，毛的“選集”第4卷出版了，這給林彪提供了恭維和吹捧毛的一個機會。他說：“毛澤東同誌的這個思想（關於紙老虎）像燈塔照亮了我們前進的道路……毛澤東同誌的精辟分析和偉大預見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因為，當烏雲遮住天空時，我們能夠看到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在前頭。
然而，當10月份埃德加·斯諾再次來中國見毛時，毛坦白地告訴他，中國人民還吃不飽肚子，並預計，中國要再花60年的時間，才能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麵趕上美國。
斯諾請毛談談中國的長遠建設規劃。
“我不曉得。”毛坦誠地說。這使斯諾一驚。
“你太謹慎了。”斯諾堅持說。
毛答道：“這不是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
毛關於經濟的辯解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說：“假如在另外50年裏，中國群眾尚無西方資產階級的物質享受，那又怎樣呢？剝奪、節儉、鬥爭產生自信。沉迷於物質享受會使人墮落和精神空虛。那不是同其他國家一樣了嗎？”
毛表明了他要去波特馬克河或密西西比河遊泳，要尋求緩和以邁入70年代的雄心。
1961年初，毛向中央委員會承認他對中國遇到的挫折深感困惑，並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我們沒有深刻理解國情”。中國未能像他原來希望的那樣很快現代化。“我們不可能改變我們不懂的東西”。
至於和蘇聯的衝突，他說，馬列主義是基幹，它有枝丫和葉子，就像一棵樹有許多枝丫和葉子一樣。中國在沒有蘇聯的幫助下，必須繼續前進，必須充滿自信。過去，公社“借助他人的勞動建房子”，跟通過“剝削得到”一樣，“是違反馬列主義的”。
一個月以後，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份由鄧小平準備的打了折扣的人民公社《六十條》。毛對於要求他在自己不同意的東西上蓋章非常生氣。據說，他提出質問，“這是哪個皇帝決定的？”
然而，這個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毛沒有受到打擾。他在此期間寫的一首詩稱自己“夢寥廓”：
九嶷山上白雲飛，
帝子乘風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淚，
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湧連天雪，
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
芙蓉國裏盡朝暉。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瀏覽自己的手跡時，毛偶爾看到自己一篇發黃了的且已被遺忘了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他30年沒有讀過它了。毛後來說，他發現它還有些用處，於是印了許多本供同誌們參考。但是，同誌們並未因此去讀他的大作。
毛還寫了一首有關女民兵的小詩：
颯爽英姿五尺槍，
曙光初照演兵場，
中華兒女多奇誌，
不愛紅裝愛武裝。
然而，這是由一張照片而不是現實激發起的詩興。
在由他的同事召集的會議上，毛依舊沉重地檢討自己的過失。關於6月份的一次北京會議，他說，“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西方報道說，7月份，在對蘇聯人應采取何種政策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毛發生了爭吵。毛當然繼續宣揚對克裏姆林宮應采取強硬路線。但是，在沒有蘇聯技術支援的情況下，拚命工作的中國技術專家則寧願采取較為溫和的態度。正好有一次政治局會議深夜在毛的住所裏召開，毛告訴他的助手給與會人員備餐，但每人隻能吃一碗粥。
毛命令說：“讓他們吃個半飽，他們就會知道普通群眾吃不飽時是什麽滋味了。
如今，毛的妻子已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用的是少女時代的名字。毛對她在廬山拍攝的一幅風景照特別有興趣並為照片題了一首詩，抄於照片的背麵。
暮色蒼茫看勁鬆，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1961年秋，毛第二次會見了蒙哥馬利。這次兩人談了9個小時。5點鍾，毛說想去長江遊泳，蒙哥馬利應邀同他一起去。他們乘車到了一艘汽艇上，然後下水遊泳。根據蒙哥馬利的敘述，毛在大約60位年輕人和助手的護圍下在每小時流速為4英裏的江水中“漂遊了大約1小時”。等毛淋浴後，蒙哥馬利送給他一些英國香煙。毛給了譯員，因為他隻抽中國煙。這位英國來訪者發現毛進食很少，不喝酒，隻喝水和茶，不吃藥丸。
蒙哥馬利評議道：“再過50年，你們就了不起了。”
（幾個星期後，毛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解釋說：“他的意思是說過了50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
毛的答複同以前的回答不同。他說：
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16世紀不算，那還是中世紀。從17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後來，毛去看一出猴子降伏妖精的傳統題材的戲劇，在郭沫若的鼓動下，他寫了一首詩作為評論：
一從大地起風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尤可訓，
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
玉宇澄清萬裏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
隻緣妖霧又重來。
幾天後，毛又賦詩一首，與一位詩人（指陸遊）詠梅的作品相對應。詩曰：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毛生涯中的最低點於1962年1月降臨，那時他不得不在七千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接受對他的批評。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嚴厲地批評了毛“大躍進”期間的政策。他以湖南農民為例證—這對毛是最嚴重的打擊—來證明“大躍進”之後的經濟困難隻有30%屬於自然災害，70%則是人為的因素造成的。
劉直言道，“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發展得太快，因為3年躍進後，平衡遭到破壞。從現在開始，要用8年到10年來恢複正常秩序。這還沒有把一切都計算在內……主席說形勢大好，指的是政治形勢很好，不能說經濟形勢大好；相反它很不好。
在黨的全體精英麵前，毛選定的接班人公開把毛當做靶子，劉說：“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使我們全黨的幹部，全體黨員，以至絕大多數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經驗，都有了切膚之痛。餓了兩年飯。
毛像是一個熱情過分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現在又恢複了名譽。流傳於幹部當中的笑話之一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毛對所有這些的答複是，群眾會作出最後的結論。他同意，黨的領導人應當把自己暴露給群眾加以評判，盡管這意味著會被“淘汰”。
“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無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益處……
“……我不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
毛宣稱，黨的集體領導應按照高度民主的路線實施，“拿中央黨委和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
“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的。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最後，毛又回到自我批評上來，“……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聽眾笑了。
毛繼續說：“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做一篇檢討。那不是對待批評的方式嗎？
是年夏天，劉如此大膽地在事實上繼承了毛的衣缽，以至再次印行了他過去的一本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著作中有一段話說：“在過去某一時期內，某些教條主義的代表人……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我們黨的任何人都無權要求普通黨員支持或擁護他做領袖。
上述話在40年代原是矛頭對準“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但在1962年，它肯定是被當做雙關語來閱讀的。
毛後來評價說：“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劉的優點在組織和管理方麵。正是這一特質，使他在糟糕透頂的幾年經濟混亂中變得非常重要。
對於中間階級的作用，劉提出了比毛更具建設性的觀點。他1960年底曾經說：“一個社會中有些資產階級也是好事。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們能鑽空子……他們之所以鑽空子賺錢是因為他們發現了我們計劃中的漏洞。我們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當他們開始幹什麽事情時，我們也應該開始幹同樣的事情。
一年以後，劉又寫道：“有地下工廠很好，他們那裏不欺騙顧客；他們生產的東西有用。”1962年，他甚至聲明稱：“在過渡時期，一切有助於增加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采用……工業必須退回到一定的程度，農業也必須這樣，實行包產到戶，允許私人有自留地。
在1962年9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彭德懷提交了5份農村實地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是他在1960年至1961年受處罰期間寫出的。這些批評毛的8萬言書被貼上了自我辯解的標簽。但是，這一次彭得到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支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主持會議的毛雖低頭接受批評，但對恢複彭德懷的權力則不予理會。
在為“大躍進”期間下台的幹部們恢複名譽的問題上，毛簽上了他的不同意見：“最近的翻案作風是不正確的。”
在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講話中，毛大談特談國際事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方麵還有些實際的東西可言。50年代初期，他對第三世界一直過於悲觀。那時，他相信，“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會受摧殘”，但並不等於毀滅。
“第二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發展的。”
中國的任務是支持這些民族解放運動，“我們要團結這麽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如尼赫魯，也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莊次郎，主張結構改革論，有七八個人。
到現在為止，江青治愈了她的癌病，並從長期的病痛中完全恢複過來。她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療效，是因為經過了一係列的針灸治療並有一套嚴格的鍛煉計劃，包括遊泳，打中國太極拳和乒乓球。9月，江掙脫了毛和黨中央縛在她身上的繭絲，作為毛的妻子在招待來訪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時，第一次公開露麵。
9月30日，《人民日報》在設計微妙的政治新聞版中，刊出了第一張官方的毛和妻子與蘇加諾夫婦合影的照片。中國民眾很容易看到它，因為它登在第一版。而劉少奇及其夫人與蘇加諾夫婦合影的照片則登在第二版，但5天前，這張照片已刊出過了。江青對劉的夫人捷足先登非常生氣，同時她的對手則抱怨江青的照片刊出的位置較好。在以後的幾年中，人們不斷聽到這兩位第一夫人之間的相互埋怨之聲。
毛宣稱要阻止這場可愛的爭吵。1962年期間，他的第一位嶽母，他所熱愛的老師楊昌濟教授的遺孀去世，毛給她的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葬儀，可以與楊開慧同誌我的親愛的夫人同穴。我們兩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計算的70大壽（據此，第一個生日實際上就是降生的那一天）上，毛寫了一首詩作為對人生又一年的了結。據說，這位老人並未想把它寫出來。
雪壓冬雲白絮飛，
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
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
凍死蒼蠅未足奇。
1963年初，他在和郭沫若的一首詩中，恢複活力的跡象更為明顯：
小小寰球，
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
幾聲淒厲，
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
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
飛鳴鏑。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
隻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震**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
全無敵。
毛仍在送到他桌子上的文件裏加評注，這是他的老習慣了。1963年5月，毛在一個評注中明確地暗示了將要到來的鬥爭。
他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如果不開展這三大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
毛決定從這一認識出發開展一場全新的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便為他東山再起開辟道路。他告訴中央委員會，這樣一場運動應當是持久的，幾乎“需要五代或十代人”，以純潔共產黨的隊伍。他把這場運動描繪為“土改以來第一次最大的鬥爭。這樣全麵，這樣廣，這樣深遠是幾年來沒有的”。如果廣大黨員在運動中得到淨化，那就是成功。“有的幹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兒女勾搭。
中央委員會在杭州通過了毛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教育範圍的十點綱領。但4個月以後，劉少奇則以毛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方式重寫了這個綱領，以強調發展生產的作用，鼓勵私人小塊土地經營，調動具有創業精神的和先進的“富裕農民”的積極性。
對毛來說，應被放逐到古巴的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姆斯的請求，於8月份發出一份支持美國黑人的聲明，並不是太大的安慰。這是毛在60年代為第三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所做的八次呼籲的第一次：
我呼籲，全世界白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的工人、農民、革
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
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民族鬥
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隻是白色人種
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
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
8月，毛告訴某些非洲來訪者：“在非洲、亞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種族歧視現象。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的團結，而是同誌、朋友的團結……
“被壓迫人民爭取徹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鬥爭，其次才是國際的援助。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8月份，毛還譴責了南越反共政權迫害教徒和美國違反《日內瓦共同協議》的行徑。他聲稱：“誰也不會相信，一紙條約會使美帝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稍微規矩些。
9月6日，中蘇兩黨曠日持久的九次辯論中的第一次辯論來臨了。中國共產黨向蘇聯共產黨發出一封信。信中的某些部分是毛在康生和陳伯達的幫助下撰寫的。
對於赫魯曉夫的蘇聯站出來反對他關於南斯拉夫的某些評論，毛究竟是怎麽想的呢？9月底，毛寫道，此事的教訓是：“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時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權後，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它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複辟……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
赫魯曉夫於11月份給毛發出一份私人信件，希望說服毛在聯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翻開新的曆史篇章。毛曾拒絕過到莫斯科訪問的邀請，並把與蘇聯人的鬥爭看得異常嚴重。7月份，他親自去機場迎接從毫無成效的莫斯科談判中歸來的兩位不馴服的助手彭真和鄧小平。毛對赫魯曉夫的“情書”未作公開答複。中央委員會則用下述不合作性的措辭回複了這封信：如果你在某些領域需要中國專家的幫助，我們將很願意派他們前往。
12月，毛就共產黨幹部的表現問題寫了一篇文章。兩位湖南領導人，包括華國鋒，因其工作方法受到毛的表揚。毛很欣賞地把他們同那些“隻愛聽讚揚的話，不愛聽批評的話”的幹部作了比較。後者對其他地區的事很少有興趣研究，隻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區或本單位，“這叫夜郎自大”。
當人們隻盯著腳下時，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邊的事情，他們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樣誇口。但是，他們一旦抬起頭來，看到廣闊的世界，萬花筒般的人間事務，壯觀而宏偉的人類事業，豐富的人類才能，廣博的知識，他們就變謙虛了。我們獻身於改造世界的任務，一定不要隻盯住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還應當著眼於我們大家遙遠的將來的工作和幸福。馬克思列寧主義會幫助我們克服由於小小的成功或小小的成就而帶來的小生產者的自滿……
謙虛和自卑並非同義語。謙虛並不意味著小看自己；它體現了一種現實的態度和進取的精神，能使一個人客觀地看到事實。而自卑則是非現實主義，缺乏自信，害怕困難的表現。自卑和自我吹噓，或者基於主觀主義之上的優越感都是錯誤的。他們代表著兩個極端和兩種對自己錯誤的主觀估計。自誇的人脫離現實，過高地估計自己，誇大他的實際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顯地與自誇的人相反，但他恰恰也是不現實的。他過低地估計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將要起的作用。結果，他失去了進取的勇氣和信心，鬆懈了鬥誌。
毛在作為中國統治者的命運處於最低點時，寫下了這些話，(13) 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經濟恢複後的遠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