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大躍進”（1958~1959）
1958年下半年，毛一直在國內視察，為經濟發展鼓勁，同時召開了一係列通常是充塞著他的支持者的高級政治會議，以取得黨的必要的讚同。他誇獎已在全國吐芳的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後繼形式。
8月，他在山東視察期間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人民公社的初期樣板，包括讓男女分開，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讓他們分住到集體宿舍裏去，如此一來，公社領導人就能夠最充分地調動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和公共事業建設。這的確非常便於領導，然而對於被領導者說來就不是那麽愉快了。
同月，毛在天津大學說：“以後要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老師也要參加勞動，不能光動嘴，不動手。年底，他自豪地對中央委員會總結道：“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也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便於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
9月，毛視察完中南地區後回到北京，號召發動群眾修建煉鋼的土高爐—赫魯曉夫稱之為“炊事鋼爐”，以努力提高生產並把技術推廣到農村中去。中國準備先工業化，後城市化，同時打算僅僅依靠苦幹讓穀物產量翻番。
毛就豬的問題談了很多，並對生豬飼養提出了建議。“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10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而且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髒（可以作製藥原料）……大養而特養其豬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個至兩個五年計劃完成這個光榮偉大的任務，看來是可能的。
北京的報刊欣喜若狂。10月1日《人民日報》聲稱：“農業上……一麵麵迎風招展的紅旗，同煉鋼鐵的火渾成一色，照紅了天空……古代有希臘神話，不過，那都是一些‘話’而已，隻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現在，地上天堂的神話，已經出現在毛澤東時代。黨的任何號召都變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千百萬群眾立即行動起來了……黨和毛主席是偉大的預言家。有了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能預見未來……黨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預言都變成了現實。”
如今，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人已經產生，他們觀點激進，在反對那些較為謹慎的毛的同輩人的鬥爭中聚集在了毛的周圍，他們時刻準備著為毛的思想提供理論依據。張春橋便是其中一人。他寫了一篇文章，極力主張恢複延安時期的做法，通過免費供應物品來實現同酬和支付部分貨幣工資。毛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支持這個觀點。
11月，在鄭州會議上，毛在徹底批判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闡發了有關人民公社思想。他說：“斯大林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築，沒有考慮到人，見物不見人……”他的“基本錯誤是不相信農民”。俄國人“是一條腿走路，我們是兩條腿走路，他們是講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隻講專不講紅，隻講幹部不講群眾”。但不管怎樣，毛承認中國“商品生產仍然落後，甚至落在巴西和印度的後麵”。
然而，到11月底，在武昌召開另一次高級會議的時候，毛的美夢不得不加以修改，他解釋了原因，“明年搞3000萬噸鋼，我也讚成過，到武昌後，感到不妙。”毛在接受這種不可能的目標與宣傳方麵的輕率這時暴露出來了。
11月30日，在同協作區負責人的談話中，毛第一次顯出不安的跡象，他說，我們“計劃搞一個時期再看看：明年7月1日再定”。對於提高糧食產量的巨大呼聲，毛也首次表達了保留意見，“糧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寫增加90%左右，比較妥當。”
為了掩飾自己的不安，毛同協作區的負責人大談國際事務。他把杜勒斯和不列顛人作了比較。“英國人老奸巨滑，美國人比較急躁，英國人經常作戰略和戰術的指導，杜勒斯講世界五大問題，民族主義、南北兩極、原子能、外層空間、共產主義，這個人是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
兩星期後，毛又和另一組協作區負責人談話，並且解釋了他計劃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原因：
辭職問題，“偶像”總要立一個，一個班要有一個班長，中央要個第一書記。沒有微塵作為核心，就不會下雨。與其死了才亂，不如現在亂一下，反正有人在，沒有核心是絕不行的，要鞏固一下。搞久了便成為“偶像”，要破除比較難，這是長久立起來的一種心理狀態，也許以後職務可多可少……實際上隻作了半個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務。
非常清楚，毛對憲法極不尊重。他說：“……政社合一問題，人代大會沒有通過，憲法上沒有。憲法有許多過時了，但現在不改，超過美國後再搞個成文憲法，現在……搞不成文憲法。
12月，中央委員會在對毛所犯錯誤的指責聲中於武昌召開全會。會上，毛極力為他的政策進行辯解，以維護他對國內和國際事務的絕對領導—在向台灣海峽的金門、馬祖兩海島發起的戰鬥中，他曾冒險向美國人挑釁。毛還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的問題明確地回答他的批評者。
兩種老虎，毛都需要：它們既是真的又是紙的，是“一個由真的變成紙的過程的問題”。毛的真意是，“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不是真老虎，為什麽要重視它呢？看來還有些人想不通，我們還得作些解釋工作。”
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曆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上萬！成千上萬！
最後，毛又轉到“大躍進”問題上。他首先對河南出現的人民公社進行了評價：“我們曾經說過，準備發生不吉利的事情……但也有些好事沒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沒料到，8月才作出決議……”
接著，毛的講話又談到有必要避免“由於1958年‘大躍進’而產生的某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承認，他一度讚成1959年生產3000萬噸鋼的目標。“那時隻擔心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憂慮這些鋼誰用，沒有考慮到可能性的問題……現在要壓縮一下，不一定定那麽高，留有餘地……中國先進入共產主義跑到蘇聯前頭，看起來不像樣子。
是經濟自身使毛停了下來，因為它並沒像毛所希望的那樣快速發展。另外，毛在武昌也受到周恩來的力阻。那些認為毛同時向俄國和美國人挑釁乃不明智之舉的高級軍人被周集合起來支持專家治國論者，反對毛在經濟上的烏托邦思想。盡管劉少奇和鄧小平對毛仍充滿信心，但武昌會議迫使毛放棄了他的共產主義政策和在六年內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毛後來抱怨說：“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完不成任務不要緊，不要如喪考妣。
毛想翻案的努力沒有成功。根據武昌會議精神，較為激進的公社建立單一性別的“營房”的工作被停了下來，私人所有的房屋、花園和小的家庭牲畜得到保護，伴隨第一支人民公社之花盛開而出現的**至此降下來了。
毛從領導第一線上退出的事宜也最後安排妥當。後來，毛急於澄清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麽要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
……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麽大的震動，大家讚成我這個意見。
在武昌會議上，毛力圖減輕人們的下述擔心，即毛退出領導第一線可能會引起領導層的變化或者分裂。他告訴中央委員會：“世界上的事就這麽怪，能上不能下。估計到有可能一部分人讚成，一部分人不讚成。群眾不了解，說大家幹勁衝天，你臨陣退卻。要講清楚，不是這樣，我不退卻，要爭取超美後再去見馬克思嘛。
毛在武昌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道德觀念，他告訴與會的同誌：
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你說不做，實際做了，精神上要有準備……總是要滅亡的，活不了一萬年，人要隨時準備後事。我講的都是喪氣話。人皆有死。個別人總是要死的，而整個人類總是要發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於社會主義我還想幹他幾年。最好超美以後，我們好去報告馬克思……我是不願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
就拉倒。
1959年2月，在向黨的書記們發表的一次講話中，毛要求重新發揚“大躍進”精神。他堅持認為“大躍進”不應被放棄，認為在1958年最後兩個月裏空氣有些“壓縮”，當然“群眾也要休息休息，鬆一點不足為奇，再鼓幹勁”。於是，1959年又出現一個規模不大的躍進。
“不大躍進，會小躍進，恐怕也會年年大躍進的。是否展開大躍進局麵，請各位想一想，以後是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我是傾向躍進的。”
很快，他又同意“經濟工作是非常複雜的”：
當然我們有缺點錯誤。抓了一麵，忽視了一麵，引起了勞動力浪費，副食品緊張，輕工業原料未解決……運輸失調，基本建設上馬太多，這些都是我們的缺點和錯誤。像小孩抓火一樣，沒有經驗，摸了以後才知疼。我們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無經驗，向地球開戰，戰略戰術我們還不熟。要正麵承認這些缺點錯誤……究竟什麽叫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個問題才開始接觸……
在1959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毛作了最後的頑強鬥爭，以維護他在“大躍進”問題上能夠維護的東西。他作報告，寫征求意見書，並分送全國，企圖保住士氣。後來，他回憶說，1959年他拿出了3萬或4萬字的材料，但很清楚僅僅停留在“紙上的戰鬥”是無用的……
4月，在上海，毛努力在中央委員會麵前為他的“躍進”辯護。開始他承認在這個問題上計劃得不太好，“過去往往與相同意見謀得多，與相反意見謀得少，與幹部謀得多，與生產人員謀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不好辦。”但是，毛拒不向他的批評者—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成員低頭：
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手裏。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如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他一個人手裏。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毛還拒不承認1959年的經驗是對“大躍進”的否定。他以物理學的理論來逃避這一現實：
凡是運動就有波，在自然科學中有聲波、電波。凡是運動就是波浪式前進，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我們做工作都是由點到麵，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進，不是直線上升。
然而，曆史顯然已從他身邊逝去。4月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劉少奇取代毛為共和國主席。作為後斯大林時代改進黨的形象的途徑而作出的這個安排幾乎在三年前便已確定下來，而且對它所涉及的人員來說，也是適宜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變動在毛的救星之光明顯暗淡下來，聲望明顯下降的時候，的確發生了效用。
黨的宣傳部門在重大場合把劉與毛的尺寸相等的照片肩並肩地排列在一起；現在把劉稱為毛“培養的最親密的同誌”的說法也廣為流傳。
劉少奇的妻子告訴孩子們：“爸爸很忙，沒有時間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國家具體事務，把它們都交給了你們的父親。你們一定不要打擾他。
由於意識到是那些虛報產量的過分樂觀和野心過大的地方幹部拆了他的台，所以毛向省及其以下各級黨的書記再次大聲疾呼，懇請他們不要因為過分的**和驕傲而毀了“大躍進”。糧食指標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300斤的，今天能增產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
4月，毛對“大躍進”又作出了新的數量上的限定，“每年增產10%是躍進，20%是大躍進，30%是特大躍進。這與產量翻番的前15個月的狂熱日子大相徑庭。
1959年6月，赫魯曉夫違背了僅僅是在兩年前作出的要向中國提供核技術的諾言，從而在中蘇關係上投下了分裂的陰影。中國建造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工業的計劃遭到嚴重打擊。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飛往戴維營會見艾森豪威爾總統。恰好是在赫氏去美國前，彭德懷將軍在莫斯科與他講行了會談。後來有人斷言，彭再次向蘇聯領導表達了中國對毛的不滿。大概赫魯曉夫認為，他的行動會促使毛的同事們拋棄他。
當事態看來正向著與他對立的方麵逐步發展之際，毛決定選擇這個時候去訪問他的出生地—這是他負有盛譽的32年以來的第一次訪問。在過去的內戰歲月裏(11) 他曾於危難時刻回到家中恢複元氣。至今這依然是他的本能。6月25日，毛抵達韶山。踏進家門後，他對著父母的遺像凝視良久，然後對隨行人員說，在今天的醫療條件下，他們可能不會死。第二天早晨，毛去山上祭謁父母的墳塋並把采摘來的鬆枝—用在場的某個人的話講—“以凝重而崇敬的方式放地墳墓上”。他低下頭說道：“先輩們曆盡磨難，而子孫們享了福。”
此情此景促發他寫了一首詩，題名為《到韶山》：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從17年後所發生的事情來看，毛在這次回湖南訪問中任命華國鋒為省委書記(12) ，並在華的陪同下於長沙會見他的第一個妻子楊開慧的家人，是很有意思的舉動（令人震驚的是，華成為毛死後最終繼承了他的黨的主席職位的人）。
如果毛確實從回歸故裏的過程中得到安慰和補償的話，那麽，這一點不久就得到了證實。7月1日，他乘機前往鄱陽湖西岸的療養勝地廬山，參加他所經曆過的一次鬥爭最尖銳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會議。他懷著憂慮但達觀的心情來到了廬山，正如他在抵廬之日所寫的那首詩所描繪的那樣：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裏可耕田？
毛後來評論說，這首詩和《到韶山》那首詩都是答複政治局裏反對他的“那些家夥的”。
廬山的空氣中充滿了火藥味。廣東的黨魁、支持毛的陶鑄在一篇印行於廣東省的文章中辯護道，我們說一個人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永遠正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為他能夠把握形勢並在機會到來時作出決定。
國家新聞媒介仍在極力抬高毛的聲譽。《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認為，“沒有毛澤東同誌及其思想，我們的革命就會失敗。”
但是，有些人則想讓強有力的毛下台。洛甫和彭德懷在會議期間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會上的壓力很大，“參加者被迫隻講好事，不許進行批評。”他們認為，毛像斯大林晚年那樣多疑而殘酷。彭評論道，“任何王朝的第一個皇帝都是殘酷而英明的。”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敢講、熱心，但言語粗暴的彭，乃是1949年後仍然保持著過去的簡樸生活方式的少數第一代共產黨人中的一個。他常常與戰士們在一起，而不像毛那樣遠離他們。對一些中國人來說，彭是除毛以外的另一種值得敬仰的英雄。現在他提交了一份抨擊“大躍進”的議案，並宣讀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以進一步證實他的批評意見。他宣稱，在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年，中國成年人每天能得到2斤多米，1956年降至1斤半，1958年則降至1斤—已不足以養活一人，於是人民開始吃水藻、棉花葉和芥子葉。彭得到了老戰友林伯渠的支持，也得到洛甫和另外兩個更為重要的湖南人黃克誠（總參謀長）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支持。
彭特別指責了由於修建小鼓風爐帶來的浪費。這種土高爐甚至在無煤可用的地區也建造起來，以致許多樹木被砍伐用作燃料。會上的爭論異常激烈。在這次長會剩下來的時間內，毛與彭之間的鬥爭已變成如何製裁彭的問題的爭議了。後來，毛指責彭說：“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本來是搞工作的，後來出了彭德懷，說你罵了我50天娘，我罵你20天娘不行？（這是指彭在1945年就內戰時期的作戰指揮問題所做的自我批評，那時他與毛有過“50天的鬥爭”。）這一罵，就被擾亂了，工作受到影響。20天還不夠，我們把工作丟了。
在廬山發生這些災難性的變化期間，毛給正在北戴河海濱別墅裏療養的妻子江青寫了幾封信，詳細地敘述了廬山會議上的情況。於是，江青給毛打電話說她要立刻飛來廬山陪伴他。毛不同意，說“鬥爭太尖銳了”。然而，江青沒有按毛的意願行事，她不但來了而且出現在會場上。後來她以一種與毛相同的口氣說，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比她想象的更激烈。
毛在7月初發出的一係列指示中，已經開始承認他的某些錯誤，他說，“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毛還接受了對他的生產優先次序—第一是重工業，其次是輕工業，然後是農業—的批評，並說，我們有必要修改這種次序。
在另外一個場合，毛力圖作技術上的辯解。“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隻有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依據我們擴大生產的需要。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須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的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來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的，但從整體和長遠來看，這是很值得的，因為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麵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許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基點，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我們的速度。
在廬山“審判”中，毛說：“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點，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困不著！……無非是講一塌糊塗，難聽是難聽，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讓大家講呢？其原因：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頭發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以致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麽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
事實上，不管如何混亂，毛對這場關於社會主義的如此廣泛而深刻的爭議可能會擴展到中國老百姓中去而激動不已，“在其他地方怎麽能找到這樣一所……能讓幾億人民和幾百萬幹部受教育的學校？”毛幾乎是明確地宣布了他將在7年以後付諸行動的反對其政府的驚人方針。
“假如辦10件事，9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解放軍確實會跟毛走）。
“……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也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
毛在一段感人的講話中，承認了自己在經濟計劃方麵的錯誤：
煤和鐵不會自己走，需要車輛運輸，我沒有想到。我和……總理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你們可以說我們忽視了。我不應道歉，因為我不是計劃委員會的頭；但我又應當道歉……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麵，對建設根本外行，對工業計劃一點不懂……同誌們，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
如果你們不同意，那麽再回來爭論。我不讚成認為不能反駁主席的思想……事實上，你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反駁過我了，不過沒有指名道姓……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
然而，他對報紙上的不滿挖苦卻忍受不了。“《嵖岈山章程》（第一個人民公社章程），如獲至寶。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以後新聞記者要離開。”
最後，毛的辯護以低劣的虛張聲勢和粗魯的抨擊得出結論：“現在失敗沒有？到會同誌都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多付了代價，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我……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同誌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現在，鬥爭轉到了彭的命運上。彭向中央委員做了自我批評，並把自己的錯誤一直追究到贛州戰役，那時他未能攻占這個城鎮。
彭承認，“和毛澤東同誌用這麽糟糕的方式爭論是我的極大錯誤，結果在爭論中帶入了我個人對毛澤東同誌的偏見。”
彭在1937年洛川會議上也反對過毛。他還承認，在1940年百團大戰期間未能聽從最高指揮部的號令，隻顧“顯耀過分狂熱的愛國主義”。
9月，彭給毛寫了一封信，在批評自己的同時請求原諒他的錯誤。“現在我深刻的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過去由於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作怪，將你對我善意的懇切的批評，都當做是對自己的打擊……30餘年來辜負了你對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
於是，毛向黨內發出一封信，歡迎彭的做法，並說，“尚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讓我們“一麵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一麵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31年曆史關係的老同誌”。
彭要求去當農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而毛則讓他走訪中國的工廠，以便能看到人們衝天的熱情，最後把他派往黑龍江去管理國營“中蘇友誼”農場。
1959年9月11日，毛作了第二次重要的講話，為他在“大躍進”中的瞎指揮辯護，以逃避公眾的譴責。這次，他是對軍事委員會講的。像他在7個星期前廬山會議上的表演一樣，講話乃是怒氣、自責和嘲諷交織在一起。
“假如沒有足夠的豬肉，足夠的蔬菜，足夠的肥皂，他們就抓住機會說，‘你把事情搞糟了！’說那是你的事不是他們的事。浙江缺雨傘，他們說成是‘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這一小撮人很難進入共產主義，變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一次引經據典時，毛聲稱“即使聖人也犯錯誤”，他用《論語》中的話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我的話是講給我們所有的同誌包括我自己的。有許多事情我沒有研究過。我是一個有許多缺點的人，決不是十全十美的。許多時候，我常常不喜歡自己。
“我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所有領域。比如，我一種外語也不懂。最近我才開始學習經濟著作。但是，同誌們，我下決心要學，一直學到死。
1959年9月，毛接見了赫魯曉夫。這是赫氏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中國。蘇聯領導人很不策略地從戴維營直接奔赴中國。在戴維營赫一直同艾森豪威爾促膝交談。自上次訪華以來，赫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態度進一步激怒了毛。50年代，中印兩方都在逐漸擴大對邊境地區的軍事控製。這一地區經常無人居住，一片荒涼。在喜馬拉雅山的實際邊境線問題上，中印雙方觀點迥異，且態度強硬。但直到這時，基本上還是口頭上的爭議。邊界上的小規模軍事衝突和舌戰已經損害了中印關係，毛希望得到蘇聯人的支持。
後來，毛回憶道：“1959年9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我們，塔斯社發表聲明。以後赫壓我國，10月在我國國慶10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台上，攻擊我們。
赫魯曉夫，這位曾經那麽敏感地注意到斯大林對毛的民族主義反應遲鈍的人，現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蘇聯人的遠程潛水艇已開始服役。他們問中國人能否讓他們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一個無線電台以便同遠程潛艇保持聯係。中國人拒絕了。但赫魯曉夫在這次訪問期間又向毛重提此事。
他極力勸說：“毛澤東同誌，我們出錢給你們建立這個電台。這個電台屬於誰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不過是用它同我們的潛水艇保持無線電聯絡……毛澤東同誌，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們的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同誌，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助合作和供應方麵並沒有什麽麻煩，可是我們這裏—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議！”
“不能！”
“假如你願意，你們的潛艇可以使用摩爾曼斯克作基地。”
毛答道：“不要！我們不想在摩爾曼斯克幹什麽，也不希望你們在我們這兒幹什麽。英國人和別的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多年，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在“大躍進”的欣快症過後，如今麵臨的則是令人心碎的物資短缺和工業下跌。在繼之而來的1959~1961年三年中，嚴重反常的幹旱和洪水**著新的公社裏的農民。迷信的看法認為這是上蒼對毛的褻瀆行為—“向地球開戰”的報複。向“地球開戰”與儒家的傳統背道而馳。毛從未完全自這個巨大的損失中恢複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