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大權在握
17虎口取食（1949~1951）
毛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腦所麵臨的第一個挑戰是，要同斯大林和解。這對他來說是極為棘手的，因為他目前所處的顯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蘇聯模式贏得的。但是現在，身為中國的第一位共產主義統治者，他必須去莫斯科與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斯大林握手言歡。無疑，他希望斯大林能從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產主義行列這一事實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出發，忘記過去並讚同翻開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對他的不信任。13年後，他回憶說，當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斯大林“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準備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的時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達那裏。顯然，他的這位同僚正在俄國人的支持下，鞏固其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東北地區的地位。這個人就是高崗。高曾經在長征結束時把毛迎入陝西並使後者免於磨難。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間，高作為東北的領導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為東北緊扼通往蘇聯的中國鐵路，而且它的重工業對共產黨人極為重要。高後來宣稱：“我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而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則是井岡山上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據此，可以說。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領袖人物。高並沒有公開謀求毛的黨的主席職位，卻千方百計想攫取劉少奇的書記處書記職位和周恩來的總理職位。所有這些恐怕都得到了蘇聯的支持。毛後來說，斯大林非常喜歡高崗並送給他一件特別的禮物—小汽車。赫魯曉夫記得克裏姆林宮曾收到過高崗提供的有關北京領導人情況的許多材料，他說：“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數個星期前，高崗率領一個獨立的貿易代表團，作為“中國東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於毛同斯大林簽訂了一個貿易協定。
據後來陳毅的一個報告的譯本說，高“從蘇聯邀請專家，派學生去蘇聯。事後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東北甚至還擁有自己獨立的貨幣。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時，對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慮。當斯大林把他當做心腹朋友時，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蘇聯大使關於毛與高崗爭論的報告交給毛，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接著赫魯曉夫自己解釋道：“斯大林為什麽要出賣高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驅使……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認為毛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斯大林。”(2)
赫魯曉夫是對的。毛在訪問前沒有理由設想斯大林對他已有好感，談判的結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於這一原因，高在東北的表現和行為一定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容忍。但是，毛必須等到斯大林死後，才能對付這個危險的競爭對手。
在毛訪問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兩天去了列寧格勒）內，中蘇雙方都令人驚異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壽辰時，毛重新出現在宴會上，之後又受到蘇聯領導人的多次宴請。然而，他們彼此都發現很難談得來。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斯大林對中國的新統治者一直憂心忡忡。“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問身邊的同僚，“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從未來過蘇聯。
斯大林懷疑毛有狹隘的農民觀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紅軍建立在孤立的基礎上而不考慮無產階級。由於毛在國民黨無力防禦上海時，對占領該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確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樁事情就是這個問題。
“為什麽不打下上海？”他問。
毛答道：“那裏有600萬人口，要是占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哪裏去弄這麽多糧食？
這個回答隻能加重斯大林的懷疑：毛考慮的不是進入上海並獲得當地無產階級的支持，而是唯恐供應城市食品的工作會妨礙他在全國其他地區同蔣的鬥爭。
當後來斯大林重溫這段爭論時，對他的同僚說：“毛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許他根本不想懂得這些道理。
最初的會晤一結束，怨氣便自談判中湧現出來。斯大林連續幾天不想見毛，而且正如赫魯曉夫所言，“由於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沒叫別人去款待他，因此別人誰也不敢去看他。謠言傳開了，說毛很不高興，他受到禁閉和忽視，假如這種待遇繼續下去，他就要離開。於是，斯大林為他擺了另一次晚宴，以穩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長住歸結於下述事實，即他在莫斯科經常患病，身體虛弱無力，無法在會議上講話。
至於斯大林，由於他要求在華享有和中國過去被迫給予西方人的極為相似的特權，因而加重了毛的憂慮。例如，他提議建立一個聯合股份公司來開采新疆的自然資源；他還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個橡膠種植園—這兩個建議極易讓人聯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
同斯大林的這些會談，毛牢牢地記在心裏。八年後，他在家裏告訴他的同誌：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那時有兩個“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國的都不準住在那裏……
1957年毛在另一次談話中回憶說：“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裏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在俄國首都的寒冬裏過了毫無收獲的一個月後，毛把周恩來從北京召來以收拾談判的殘局。兩個最高級人物能夠麵對麵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的神話破產了。結果，毛在中國的威望降低了。三個星期後，1950年2月14日（聖瓦倫丁節），一份友好、互助和結盟的條約在為此而舉行的儀式上簽訂。同時簽訂的還有，俄國在5年內向中國僅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和其他經濟協定。用斯大林為東歐各國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國為其亞洲盟國所做的一切來衡量，任何人都會清楚，斯大林對待中國明顯地吝嗇。
中蘇還對即將發生在朝鮮的事件進行了討論。顯然，當時尚未認識到這一事件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就北朝鮮領袖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征詢毛的意見。
赫魯曉夫回憶說：“毛……同意金日成的設想，並提出美國不會幹涉的看法，其理由是，這場戰爭是一場國內戰爭，朝鮮人民會自己加以解決。
幾天後，毛穿越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際，毛對兩國之間“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僅發表了寥寥數語的演說。斯大林與毛的“偉大會見”的照片出現在全國，以誇張的語言讚頌他們的新歌也傳播開來：“毛澤東！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陽一樣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內人物卻知道毛受到蘇方的冷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於中國人的自豪與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過程中已經站起來了。他的中國同誌無疑欽佩他的氣概。但是，另一方麵，他卻未能把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東西帶回來。俄國擁有的技術和能夠提供的資金，中國自己要花費幾十年才能挖掘和積累起來，所以毛的同誌們對此一定頗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諒解一經取得，他便安下心來處理國內問題，把延安的經驗運用於一個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6億人口的國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當所說的那樣：“現在，人民給了我們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權力，如果我們不能作出新的貢獻，那麽，人民會需要我們多久？
毛於2月和3月間從俄國歸來後，繼續在東北的城市和工業區旅行。他去了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城市的工廠和企業。地方官員努力讓他住得舒適一些並給他提供良好的飯菜，毛沒有阻攔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個城市裏，當毛看到他房間裏的彈簧軟床時，他對貼身警衛說：“我們不習慣睡這種床，你最好用我們自己的。”於是，軟床被撤走，毛簡單的**用品鋪在了一塊木板上。
毛在哈爾濱視察鐵路工作時說：“很好。你們有許多熟練工人。我們沒有經驗，應該依靠熟練工人管理工廠。”
他對一位負責人說：“你懂得怎樣管理工廠嗎？”
那個官員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剛被調到工廠。”
毛評判說：“如果你不懂，你應該學。我們都不懂，我們都應該學。 南方的土地改革問題特別困難。1950年初，毛給南方各省黨的領導人發出一份征詢意見的通知，建議他們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並指出，土改規模空前偉大，黨的幹部容易發生過“左”偏向。過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現在已無戰爭，所以土改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重大。最後，土改將使民族資產階級不安，而黨正在努力同他們合作。基於上述原因，毛極力主張，盡管共產黨人取得了勝利，但暫時還不要觸動南方的富農。
6月份，毛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黨已經創造過奇跡了，但現在應當避免衝動。“四麵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
要說服知識分子學習唯物主義以清除他們的唯心主義思想。“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
在這百業待興的階段，迎來了共產主義勝利的第一個周年紀念。在為此而於北京中心舉行的舞蹈演出期間，毛作了一首詩：
長夜難明赤縣天，
百年魔怪舞翩躚，
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
萬方樂奏有於闐，
詩人興會更無前。
然而，一個未曾料到的悲劇降臨了，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劇。6月份，金日成越過朝鮮分界線，向南進軍，朝鮮戰爭爆發了。杜魯門總統認為這場戰爭是在蘇聯和中國的支持下策劃的。中國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訪問作為一次乞求幫助的遊說活動是很不成功的，但對華盛頓和倫敦的西方政治家來說，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製屈服的旅行。朝鮮戰爭的突發，被視為在亞洲其他地區進一步擴散共產主義理想運動的第一個行動。
毛錯了。美國人—不僅僅是美國人—進行了幹涉以支持南朝鮮政權。到10月份，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聯合國武裝部隊已逼近鴨綠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國邊境進軍。在此情況下，毛戰勝了自己在向美國人挑戰問題上的強烈恐懼，給中國軍隊發出了一道命令：“著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在中國軍隊開進朝鮮的最初幾個星期裏，毛作出安排，讓他的老對手，親蘇的王明坐火車迅速出發去莫斯科。最後得了妄想症的王，斷言這是一陰謀，讓他在美國飛機襲擊蘇中兩國之間的鐵路時喪生。他對毛所下達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所醫院裏他用消毒雜酚皂液代替醫療藥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達了蘇聯並在那裏住了很多年，撰寫他的回憶錄，編錄毛的所謂的罪行。
與誌願軍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員是毛的長子岸英。這位年輕人在幹了一段農活後，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譯工作，後來又參加了軍訓。據說他在朝鮮指揮一個師。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那時他年僅30歲。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軍空襲或者中國飛機墜毀的過程中，岸英犧勝了。用江青的話說，毛得到的這個消息給他們的個人生活蒙上一層“深深的憂鬱”。
戰爭結束後，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國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墳墓上放置花圈。因為據說後者的遺體“應朝鮮人民的要求”從未運回他的故鄉。
朝鮮戰爭打斷了毛發展中國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的進程，同時也給蟄居於台灣並隨時準備反攻的國民黨以巨大的鼓舞。此時已得到美國全麵支持的國民黨對他們剛剛撤離的大陸加倍地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1951年，毛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領導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違法者、歹徒的運動上麵。所謂“三反”（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運動和後來的“五反”（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以及對倔強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都是在這個時期展開的。
正是這些運動，和土改一起導致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5月，毛發出指示，在犯有最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當中，大約10%至20%的人應處以死刑。而這僅僅是最低限度的數字。這些人應當包括“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盡管犯有死罪，但應處以較輕的刑罰，“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與此同時，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她在文化部的電影籌劃指導委員會裏謀得一席之地。幾個月後，她發現了一個問題，並能就此向毛證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衛者。這個機會就是電影《武訓傳》的上演。武訓是19世紀的著名乞丐，他攢錢投資創辦學校以便讓窮人的孩子受到教育。電影對他進行了稱頌。於是江青抱怨說，《武訓傳》是在鼓勵人們去做一個膽小怕事的規矩人，而不是去做一個徹底的激進的革命者。負責文化事業的共產黨官員、江青在上海的歲月裏的宿敵、現任文化部部長的周揚沒有理會她的意見。毛對此也沒有什麽興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她離開了毛。
一連數日，她沒有在毛的房間裏露麵。最後，毛去了她的書房，而她正在全神貫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興地說：“原來你仍在忙這個。”
江告訴毛，她想去山東武訓的家鄉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對這樣做。盡管如此，江青還是用假名去了山東並勝利歸來，因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實上，武訓後來變成一個地主和地主階級的支持者。毛最終信服了，並幫助她寫了一些報告。毛自己也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隱姓埋名去中南地區幫助搞土改。應其要求，毛送給她一件大衣，以備冬季之用。而且，他還與同事們一致同意，她應辭去作為毛的秘書長和電影局局長的職務。據說，這是由於她生病的緣故。
江青勝任政治或文化領導工作的才能，沒有給毛的許多同誌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訪蘇聯進行治療。蘇聯外科醫生做手術檢查她的肺，結果未找到絲毫的病象。接著，她又一次被送往雅爾塔，在那裏她接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青黴素治療。隻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獲許回國，但仍需醫治。
據江青說，斯大林對毛的建議之一是，他應該出版他的著作集。實際上，這是必然的。1950年毛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便開始修改和編輯他的手稿的工作，對這些手稿毛希望作為財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顯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顯的理論錯誤。其次，在遵義取得黨的領導地位以前，毛表達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實，它們曾經一度為黨所擯斥。
同時，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開的把柄，以防政治對手攻擊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從黨的領導。最後，在50年代初期，減弱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理論權威的否定程度，對毛是有益的。
出於上述考慮，在修訂過程中，通過增、刪和各種各樣的改動，對原內容進行了廣泛的調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得出結論：“在對照原版檢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個句子看做與毛實際上寫的完全一致。
《毛澤東選集》第1卷於1951年10月，第2卷於1952年4月，第3卷於1953年5月相繼麵世。此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發行，而第5卷則是在他死後問世的。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隻依靠舊黃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們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的著作，比如他的《兩種策略》，我們就不可能解決1950年以來所出現的新問題。如果隻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便不可能有效地解決十月革命前後所出現的新問題。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列寧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等。
列寧死後，斯大林有必要寫《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來反擊反革命分子保衛列寧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我們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著作我們必須出版以便跟上時代的需要。
要進行係統的考察，就應該判斷出混雜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國引語。毛是寫給中國人而不是西方讀者看的。據統計，毛著作中的所有參考資料，22%源於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國傳奇或純粹的文學作品中的東西。換句話說，他的引語的幾乎一半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僅有4%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寧。
這反映了毛自身的讀書種類。他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會有選擇的讀書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訪問過延安的蘇聯人評論說，毛隻讀舊式的包羅萬象的典籍、古代哲學信條和舊小說，漠視西方的經典，蔑視所有的非中國人的著作。這個評論有些誇張—但並非完全不著邊際。毛對書籍的矛盾心理是顯而易見的。他曾經告訴參加某次會議的同誌們：如果一個人盡相信書本裏說的，還不如什麽書都不讀好。他非常喜歡說：一個人“書讀得越多越蠢”。這句台詞在幾個場合中都被提起過。
“選集”是怎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呢？毛的一位親蘇的同事強烈地批評了他的哲學文章。他聲稱，這些文章中包含著嚴重的理論錯誤（是“反唯物主義的、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誌論的”）和方法論錯誤（是“反辯證法的，與科學的方法論極端矛盾的、詭辯的”）。就毛的《辯證法唯物論提鋼》一書來說，它有那麽多的錯誤和幼稚的議論，以至於任何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在讀這本著作時都要“笑掉牙齒”。
毛公開承認，有些同誌說“我甚至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接著，他進而表白自己是怎樣在實踐中而不是在課堂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以前我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隻是後來我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書本裏，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於是開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過去幾年裏，通過參加階級鬥爭，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進一步改造，就必須繼續學習，否則就要落在後麵。
“選集”裏有許多具有特色的主題。比如，實用的中庸之道—中國人的一種典型行為方式。內戰末期，毛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建議便是一例。他說：“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裏糊塗地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貫穿於“選集”中的另一個思想是，不穩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講：“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必要害怕浪潮；人類社會就是在無數的‘浪潮’中演進的”。毛用一句話明確地表達了這個思想：“平衡、靜止和統一是暫時的和相對的，而不平衡、變化和對立則是絕對的和永恒的。
毛的“選集”中還存在著民粹主義的思想痕跡。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所以，任何共產黨領導人都要同群眾保持聯係並從他們那裏吸取營養。“群眾是公平的，他們不會否定我們的成績”。
同時，毛關於階級的思想也是不同尋常的。在一個關於階級問題的指示裏，他寫道：
……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麵？……如果隻論出身，那麽，馬恩列斯都不行。
這樣一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便可獲準進入成員雜遝的“人民”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為他們提供優良的行為樣板，讓他們轉變思想。然而，無論你轉變與否，思想畢竟是個抽象的東西。最後，毛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受到許多最親密的同誌的欺騙。
毛從未能使自己喜歡上知識分子。1968年，他向來自大學和工廠裏的受過軍事訓練的正在進行“**”的青年革命者—紅衛兵發表了一個講話，說：“我認為知識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認為樸實無華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又明顯地接受甚至頌揚生活中的主觀意誌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內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寫道：“我們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存在能動的和自由的意誌了。”他堅信主觀力量改變客觀現實的能量，堅信主觀意誌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冊子裏他已經寫出了這一點：
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客觀事實……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術……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齊收入“選集”，以展示毛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一貫性和係統性。這幾乎就像古代學者整理孔子及其他聖人的教誨一樣。毛澤東思想被描繪為“寶貴的思想財富”和“取之不盡的理論寶庫”。一首小詩寫道：
毛主席的書是寶庫，
總有取之不盡的珍貴財富。
一字值千金，
讀了心裏紅彤彤。
毛對自己的智慧結晶有時是很謙虛的。他說：“《毛澤東選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鮮血凝成的著作……毛選中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用流血犧牲換來的。
除了發到中國的幾乎每個黨員和非黨員手裏外，“選集”還被譯成幾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由於中國人做的各種各樣的宣傳，因而導致《時代》在毛70壽辰之際發表了一篇評論，稱毛是“中國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輕的非洲來訪者曾經告訴毛：“您的著作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寫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識性的內容和維多利亞式的帶有塞繆爾·斯邁斯思想印跡的關於自立的道德說教，也有哲學論辯和進行革命的策略，這些一直激勵著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