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兵臨北平（1948~1949）
1948年3月下旬，毛離開楊家溝，開始了他通向北平的權力長征的倒數第二階段。他率部在寨則山附近東渡黃河，然後轉而北上，越過長城，僅用一天時間便進入內蒙古，隨後南下河北。他們得翻越高達1萬英尺、白雪覆蓋著的五台山，這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上氣不接下氣。毛和江青乘坐幾天前剛剛從敵人手中繳獲的吉普車來到一座山的頂峰，一覽這壯美的山河風光。又向前走了一點兒後，他們便接連幾天遭到空襲。
征程之中，毛向解放區傳播著智慧。4月，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他批評了共產黨記者的缺點。尤其是他們中一些人沒有徹底貫徹群眾路線：
他們還是隻靠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做一件事情，總不願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們主觀上也要大家動手動腳去做，但是不讓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麽一回事，應當怎樣做法，這樣，大家怎麽能動起來，事情怎麽能夠辦好？
我們的報上天天講群眾路線，可是報社自己的工作卻往往沒有實行群眾路線。例如，報上常有錯字，就是因為沒有把消滅錯字認真地當做一件事情來辦。如果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報上有些錯字，就把全報社的人員集合起來，不講別的，專講這件事，講清楚錯誤的情況，發生錯誤的原因，消滅錯誤的辦法，要大家認真注意。這樣講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錯誤得到糾正。
同樣，他還要求他的報紙保持其魄力與衝勁兒。“應當保持你們報紙的過去的優點，要尖銳、潑辣、鮮明，要認真地辦。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
5月底，毛抵達西柏坡，以後的10個月間，他的總部將在此逗留。直到他經過200英裏行軍，於來年3月勝利進入北平城。
毛在對遠方的戰場施加他的影響時，遇到了一些阻力。1948年底，他的一個同事走進他的辦公室時發現他正在發火。問他為什麽，他回答說：“林彪不聽命令！我曾經不止一次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長春，可他怎麽也不聽！他堅持要用圍困的辦法把他們餓出來，迫使駐防軍投降。
幾天後，還是這位同事發現毛又在大光其火。因為毛命令林彪將軍去給一個國民黨將領下最後通牒，要他立刻投降，否則就予以全殲，但林彪沒有執行這一命令。林相信，那個將領可能逃走，不會投降。
這期間，毛和王明發生了一場冗長的爭論，其間毛顯得很痛苦地絞著兩手，隱喻地說著黨在他的領導下曾經致力於一條同有蘇聯背景的同誌們相敵對的路線。他甚至譴責劉少奇的政治路線上的一些錯誤。同時他也責罵王明不想讓中國有一個與列寧主義平起平坐的自己的“主義”。
他說：“你仍然還想恢複蘇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地位……
最後，王的夫人進來說：“我找你到處都找遍了，原來你還在這裏爭吵。我們還是回家吃晚飯吧。
一直坐在屋角聽著他們爭論的江青附和說：“你來了，這太好了！這兩個老公雞真是厲害得不得了，一見麵就鬥，一鬥起來就沒個完。你抓你的，帶他去吃晚飯吧，我也抓我的去吃晚飯，免得他們再鬥下去。
共產黨目前已掌握了長江以北的整個北部中國，同時還在為接管南方半壁江山的渡江戰役作準備。1949年毛以此為主題發表了新年獻辭。他抨擊了優柔寡斷的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誌，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誌，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恰恰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勸毛，要他在長江以北建立人民共和國，而讓江南任其發展。他很可能是害怕出現這樣的結局，即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蘇聯不抱好感，並控製住整個中國的資源。盡管這是出於錯誤的動機，但他也許是對的。眼下毛繼續向江南橫掃而去，吞噬著人口與土地，但他對今後社會和政治方麵的消化不良將成為共產黨的一大難題卻沒有絲毫準備。有人認為他的胃口太大了。
劉少奇當然傾向於審慎取舍。他在1948年底說，如果革命形勢發展過快，“對我們的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準備”。
當蔣介石拒絕了毛的和平條件時，毛便向江南的億萬人民發出如下號召：
長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眾，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有良心的國民黨人，都請聽著：站在你們頭上橫行霸道的國民黨死硬派，沒有幾天活命的時間了，我們和你們是站在一個方麵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幾天就會從寶塔尖上跌下去，一個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現了。
當最後勝利的曙光在地平線上愈來愈明亮之時，毛開始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即他、他的士兵和黨必須越來越多地參與和他們已經獲得完整經驗的鄉村地區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1949年3月5日他在西柏坡對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對這一問題的各個方麵作了詳盡論述：
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係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就是在這次講演中，毛詳細說明了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國家經濟政策，“中國已經有大約10%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但是“中國還有大約90%的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
在最初這段時間裏，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都應允許其存在和發展。但資本主義將由政府通過稅收政策以及製定市場價格和勞動條件等手段加以限製和抑製。
對於幾乎占了國民經濟90%的分散的個體農業，“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必須組織生產、消費和信用的合作社……
這個講話在對居功自傲的警告聲中結束：“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取得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下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
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西柏坡召開的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還在領導權方麵同王明進行了一場交鋒。王明指控毛假借整風運動搞陰謀才成為黨的領袖—針對王明的指控，毛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博古也好，洛甫也好，都隻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內的總指揮實際上是王明……
北平現已被占領，共產黨人正準備將政府機關遷入這座曆史名城。
紅色攻勢的下一個巨大獵物是南京城。這一切激勵著毛寫出一首讚頌正在取得的軍事勝利的詩：
鍾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在北平，毛住在紫禁城紅牆後麵中國前統治者住過的宅邸裏。他選擇了紫禁城內、由護城河環繞的中南海裏的一座鬆樹掩映、樸實優雅的平房。這是兩套分屬毛和江個人的、既獨立又相互連通的房子，這兩套房子由明朝風格的精雕細刻、錯綜複雜的廊柱劃分開來。毛和江還在北平城外玉泉塔附近的西山分得了一套小別墅。
和在延安時一樣，毛在中南海裏有一小塊園子。在那兒，他與江青種上了茉莉、草藥和蔬菜。江後來說：“我還曾試著種一小塊稻子和一小塊棉花。
然而，毛的妻子在到達北平後便匆匆前往莫斯科療養。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已經是“皮包骨頭，體重減到了90磅”。延安兩年的軍旅勞頓，拖垮了她，就像15年前長征的緊張拖垮了她的前任，毛的第二個妻子一樣。
在莫斯科，蘇聯外科醫生摘除了她的扁桃腺，並把她送到黑海之濱陽光明媚的度假勝地雅爾塔去增加體重。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便邀她一敘。他顯然有一個錯覺，即毛委托她帶來了某些信息。實際上，直到她秋天回到北平以後，毛也沒有離開北平去朝覲斯大林的宮廷。
毛的妻子對她與毛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憶是，他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閱讀、時事研究和寫作上麵。他們很少一同外出，即使是作為消遣，他們也幾乎從不到外麵的餐館吃飯。江青描述毛是“毫不在意他在吃些什麽”。他吃飯很快，時常在最後一道主菜上來之前便吃飽了。那時他總是把有正菜沒吃忘得一幹二淨。
這倒使江青記起宋朝一位政治家(39) ，他總是吃離他最近的盤子裏的菜，桌上其他菜一概不問。廚子以為那是他最喜歡的菜，可從主人的妻子那兒他才失望地了解到，他是不論皂白青紅，隻吃手邊最近的菜。
當江青提起這個故事時，毛咯咯笑著對她說：“這就是你所了解的曆史，你是用它來戲弄我。”
毛並不常講到他的生活標準，但60年代初，他曾向他的中央委員會的同誌們表白：“像我們這樣有車坐、有馬騎、有暖氣、有司機的人可算是頭等公民了。我每月隻拿430塊錢，雇秘書就負擔不起，可我必須雇。50年代，他的月薪能拿600元，相當於90英鎊。70年代初，據說他又從月薪中裁減去了20%，但他還說按中國共產黨的標準，通過他的著作版稅，他變得富有了。
他的衛士們在他死後悲歎：“您住的是舊房子，解放20多年一直不讓修繕。您的襯衣、皮鞋，都穿了多年，已經破舊，我們幾次勸您換一換，您都不同意。他的一床被子從1942年一直用到1962年，然後又被送進博物館。毛進城時穿上的一雙係帶皮鞋，穿了近30年，在他死後又被拿去展覽。他的浴衣肘部顯眼地打著補丁。
這些衛士們隸屬於8341部隊，其職責是專門照顧毛，而最後，該部隊終於成為一個有爭議的政治角色。他們將毛描繪成一個模範雇主：
“您常常到宿舍看望我們，了解我們的家庭情況和生活情況。您問我們看革命樣板戲多少，並送票讓我們去看。您問我們家中來信沒有，家中情況怎樣，讓有了情況及時告訴您。夏天，您關切地問我們屋裏有沒有蚊子，派人給我們打藥滅蚊。冬天，您慈愛地撫摸著我們，問冷不冷。您詢問我們夥食標準夠不夠，還到我們夥房看飯菜做得怎麽樣。
毛的工作時間很特別。他一般上午11點起床，3點鍾用午飯，7點半吃晚飯，然後開始工作，不到淩晨5點是不會再上床休息的。他的衛士回憶說，遇有緊急情況，或特別的工作日，他常常“幾天幾夜不停地工作，廢寢忘食。有時飯涼了，不得不熱了又熱”。他對夥食要求很簡單，“不外乎雜糧、半支蓮和其他野菜”。
進京當主席的頭些年，毛號稱每天抽50支煙，他喜歡抽英國牌子，女王禦用的“555”牌—然而，1960年初，傳聞他每日削減到20支，並隻抽國產牌子的了。據說抽煙使他咳得更厲害了，到其晚年，逐漸妨礙了他在公開場合的講話。60年代末，人們看到他手拿小雪茄，替代了他通常用的香煙，可能就是出自健康原因。
毛的娛樂之一是定期，而又不事張揚地到鼓樓大街上他喜歡的理發店去，在那裏與老友們敘舊閑聊，樂此不疲。在家裏，他通常喜歡每天晚上打打乒乓球。據說他很少漏球，將球快速有力地抽回去，而且“經常獲勝”。
他喜歡在雪中漫步，他的一個衛士說：“他踏著雪，興趣盎然，似乎沒有比這更讓人快樂的事了。我們知道主席對雪的嗜好，每當下雪時，便在院子裏留出一塊不掃。毛仍是自始至終睡在沒彈簧的木**，這已經成了他的一種習慣。
此刻，毛在家裏的地位變得複雜化了，有時一定是很苦惱的—毛已到了總是讓親屬們利用其感情的地步。進入北平的最初幾個月，他的妻子赴蘇療養，與此同時，他的前妻賀子珍自蘇回國。因未痊愈，便被安置在上海一個精神病院裏。他們的女兒李敏也隨母親回來與其父在紫禁城團聚，並開始作為晚女由江青將其與親生女兒李訥一道撫養。
家裏的氣氛應該說是自由開放的，然而真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江青後來回憶，“我們的孩子是允許頂撞其父親的；有時我們甚至故意讓他們反唇相譏”。
毛和第一個妻子生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也回到了中國。蘇聯朋友1949年後不久在哈爾濱觀察到，後者以他在蘇聯養成的習慣品位生活著，中國同誌無疑對此覺得做作與奢侈。有報道說1950年他為進一步進行精神治療，又回到了蘇聯。
這兩個年輕人給人以在其父親的新中國找不到自己合適位置的迷途漂泊者的印象。毛或許很輕視他們變得如此蘇聯化，卻忘記了他們赴蘇的原因部分是由他所造成的。他明顯地覺得孩子們應該在這個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如若隻仰仗他的幫助，則勢必毀掉其發展的可能性。對家裏的兩個女兒，一個十幾歲，一個也快到這個年齡了，也有同樣的要求。傳聞說她們倆都渴望成為芭蕾演員。
8月，長沙解放，毛的結發妻子楊開慧家也可通過紅軍電台與毛聯係了。毛8月8日的回電提到了楊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學習，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們都很想看外祖母。”毛還將他和楊的女兒楊展“於8年前在華北抗日戰爭中為國光榮犧牲”的消息通報給了這個已與北方隔絕了多年的家庭。
也許是想到了家庭，毛在4月份寫了另一首詩，和答把他歡呼成“新紀元的創造者”的學友柳亞子。毛在和詩中暗示了他在其政治勝利的環境中忍受的苦楚：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洲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6月末，毛答複了他的一批批評者。他一開始便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今後的目標：“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
這是19世紀中國思想家康有為在其名著《大同書》中所設立的目標。在這方麵，毛謹慎地將共產主義目的植根於中國本土的知識傳統，而不是引進的西方思想中，希求以此來安定代表著中國思想家的大多數的非馬克思主義者。
接著，他一一曆數了他的批評者們的抱怨，他們說：“你們一邊倒。”毛答複說：“正是這樣……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獨裁。”對此，毛回答：“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
“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毛在這一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由衷談話中，對中國共產黨所麵臨的變革的挑戰作出了如下結論。戰鬥已經過去，擺在前麵的是尚不熟習的建設工作。
“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麽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8月，美國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以惋惜的筆調將中國劃歸共產主義世界，並稱中國國內戰爭的結局為“不祥之兆”，毛澤東對此則抱藐視心理。在共和國成立的前幾個星期，毛向美國呼喊出了他的憤怒和輕蔑。8月18日，他在一篇報紙評論中寫道：“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麽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對白皮書中描述的中國的黑暗前途，毛的評論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根據的。
9月，毛在北平召集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開幕式上，毛向全世界宣告：
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隻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於全世界……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9月30日，會議選舉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席。選舉前，一些非共產黨代表在走廊裏向他問起此事。
毛俏皮地對他們解釋說：“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選舉選票上印著名字的人，當然他不能勾掉上麵所有的姓名而填上西門慶的名字。”西門慶是言情小說《金瓶梅》—中國的《十日談》中的角色，是個浪**公子，毛很喜歡看這部書。
那一天，他以其濃厚的南方口音朗讀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內的國內戰爭中犧牲者的墓誌銘，他的講話被電台作為特例錄了音。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門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時，廣東和重慶仍未解放，但蔣委員長已逃往台灣，無疑這便是內戰的結局。毛，其年55歲。
(1) 應該是漢口。—譯注
(2) 此說有誤，所謂“兩個秘密會社的土匪首領”指地方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袁、王二人實為紅軍誤殺。—譯注
(3) 此段話未查到有關的中文資料。—譯注
(4) 這段話與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一書中的文字有出入。—譯注
(5) 指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譯注
(6) 此處引文與偽造信原件中的文字有出入。—譯注
(7) 黃指黃公略。—譯注
(8) 指國民黨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譯注
(9) 應該是11月28日。—譯注
(10) 應為10月下旬。—編注
(11) 1932年7月，周恩來以中央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赴前線，隨即以前方最高軍事會議主席身份隨軍行動，同毛澤東一起指揮紅軍作戰。他們在紅軍作戰行動方針上與後方中央局發生分歧，為此，毛澤東在這年10月於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主要攻擊，並被迫稱病離開前方。不久，中共臨時中央局決定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編注
(12) 蕭華沒有留在江西。—譯注
(13) “毛主席”這個稱呼，最早出現在瑞金，毛任“中華蘇維埃主席”時。—編注
(14) 此話未查到中文原文。—編注
(15) 《西行漫記》中譯作“炮銅崗”，但在其他記載中都作“抱桐崗”。—譯注
(16) 應為6月20日。—譯注
(17) 斯坦萊（1841~1904），英國的非洲探險家。—譯注
(18) 指毛和他的夫人。—譯注
(19) 指張學良。—譯注
(20) 西安事變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機關報《紅色中華》曾提出過把蔣交付人民公審的辦法，後根據國內外形勢，改為“保蔣安全”的策略。中共中央於12月17日獨立自主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而共產國際（斯大林）的電報是12月20日才收到的。—譯注
(21) 即馬海德博士。—譯注
(22) 指王炳南。—譯注
(23) 此處是音譯，Li Ta Chang。—譯注
(24) 指楊子烈。—編注
(25) 召開“七大”的最初決定是由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所作。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又決定1940年召開“七大”，但是，直到1944年5月六屆七中全會，才選出主席團，通過議事日程，六屆七中全會曆時11個月，先後召開8次會議，於1945年4月20日結束。三天後，1945 年4月23日，“七大”才正式召開。—譯注
(26) 1991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已發文為王實味同誌的錯案平反昭雪。—編注
(27) 該報告發表於1942年4月27日《解放日報》上，當時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下文中“大司父”係原文如此。—譯注
(28) 這位蘇聯人即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迪韋諾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他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記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事後著有《中國特區：1942~1945》（中譯本名《延安日記》）。以下引文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延安日記》。—譯注
(29) 原文為蕭瑜，似誤，應為蕭三。—譯注
(30) 中國通，美國各主要雜誌（如《生活》等）的遠東問題評論家。其評論“常以熟諳重慶政治內幕著稱”。—譯注
(31) 當時，赫爾利是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駐華大使身份與毛會晤的。—譯注
(32) 時為美軍觀察組代理組長。—譯注
(33) 此處疑有誤。似應為毛澤覃之子。—編注
(34) 斯大林的講話在《決議》中曾多次被直接或間接地引用。此處與事實不符。—譯注
(35) 此處有誤。劉少奇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譯注
(36) 原名張恕安。—譯注
(37) 解放戰爭初期，我軍總兵力為127萬，1946年底到1947年初發展到137萬餘人。在全國解放戰爭的第一年年底（1946年7月~1947年6月），我軍損失35.8萬人，其中負傷26.7萬人—包含傷愈歸隊者約20萬人，犧牲6.9萬人；被俘及失散2.2萬人。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32~133頁。—編注
(38) 此說疑有誤 ，毛毛此時並不在延安。—編注
(39) 此人係王安石。—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