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軍閥與布爾什維克（1926～1927）
在鄧小平留法的五年間，中國的政治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閥割據愈演愈烈，各地軍閥為擴大和占領地盤的爭奪蔓延到了除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以外的整個國家，大小軍閥的數量急劇增加，發展至數以百計。雖然這些軍閥的外貌和個性有很大的差異，但他們卻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他們都統率著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軍隊並有自己的地盤。二是較大的軍閥分成了三個同盟或派係，這三大派係的軍閥有時通過陰謀手段，有時通過武力互相拆台、互相攻擊，以獲得更多的地盤或取得對北洋政府的控製權。
當時，北洋政府實際上並未管轄中國的大部分土地，但它卻擁有著即使是最大的軍閥也無法具有的兩大屬性：一是政治地位。因為它是根據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成立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二是外國政府的承認。同時，它還擁有這兩大屬性所帶來的特權：有權向國內和國外借債。因此，對這些軍閥來說，如果能控製北洋政府的總統和總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資本或政治優勢。
同時，一場新的革命運動正悄然興起，引起這場革命的根源主要有三個：一、1911～1912年辛亥革命失敗後，先是袁世凱稱帝，緊接著就是軍閥割據，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從而激起了有識之士的憤慨。二、當時世界列強繼續瓜分中國，使中國連番受辱，最終甚至演變成列強在凡爾賽會議上將過去德國在山東享有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從而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慨。三、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和獲得掌握國家命運的權利，必須進行一次文化和社會革命，舍此沒有其他的選擇。
這場新的革命運動的思想體係和目標比過去更激進，它的正式的思想體係仍由孫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義構成，即民族、民權、民生，但更突出了其反帝和集體主義的傾向。革命的目標是消滅軍閥，建立強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國列強在中國領土上享有的各種特權。
這場新的革命運動在其成分和組織形式上與過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運動包括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新的革命運動則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在上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參加會議的有6個來自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時人數非常少，隻有幾百人，但已開始稱自己為“具有戰鬥性和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並且設有在臨時中央領導下正規的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機構和支部。更為重要的是，中共及其領導的運動已經成為莫斯科共產國際的組成部分，它不但要向共產國際提交報告，還要接受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參與這場新的革命運動的另一個更大的政黨國民黨，也向莫斯科方麵示好，並向蘇聯請教有關政治和組織等問題。1923年秋，具有豐富國外工作經驗的布爾什維克黨員米海爾·鮑羅廷抵達廣州，按照列寧主義路線為國民黨修改了綱領並改組了國民黨。因此，從1924年起，這場新的革命運動便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組成，每個黨都有其下屬或聯合組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共產黨能名正言順地影響國民黨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並改造該黨；弊是共產黨這樣做無疑是在國民黨麵前暴露了自己，讓國民黨知道了誰是共產黨員以及他們在做什麽。但無論如何，這樣做是當時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
孫中山作為一場新的革命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終於意識到如果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的話，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產生政治變革。在此之前，舊的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在於過分依賴反複無常的軍人，除了動用軍事力量打擊軍閥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辦法能消滅軍閥。因此，孫中山在鮑羅廷的鼓動下，轉而向蘇聯請求幫助。1924年10月，瓦西裏·布留赫爾將軍抵達廣州，擔任孫中山的軍事顧問。他化名加倫，跟隨他一同到中國的還有其他一些蘇聯軍官。同月，首批蘇聯武器裝備被用快艇從黑海的敖得薩港運抵廣州。
在加倫一行到達廣州之前的五個月，位於廣州南部珠江上的黃埔開辦了一所軍事院校，即黃埔軍校。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樣，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該校的校長。蔣介石是一個堅決支持孫中山反對袁世凱並受過日本軍校訓練的軍官。為了加強軍事紀律和禮儀細節，蔣介石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工作，到1924年年底，黃埔共開辦培訓了兩期軍官，每期500人。這期間，中國革命運動內部分裂成了幾個派別：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革命，致力於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左派主張社會改革，但不讚成革命；中間派是愛國者；右派是社會保守者。對這幾個派別，當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傾向。他與加倫一起友好地工作，並在1925年把兒子蔣經國送到莫斯科學習。
1925年是風雲變幻的一年。這年3月，孫中山赴北京參加軍閥召集的一個所謂的“國民會議”。當時北京控製在直係軍閥馮玉祥手中。也是在這年3月，孫中山因肝癌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這年的2月到5月，蔣介石戰勝了廣州附近的軍閥，贏得了對軍閥作戰的一係列勝利。到5月底，即上海的“五卅事件”時，國家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隊伍迅速壯大。1925年初，共產黨隻有一千多人，到該年底，該黨已擁有大約一萬名黨員，它的青年團也有大約一萬多名團員。在這年的6月，國民黨領導人在廣州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並宣布成立國民革命軍。8月，極力主張同共產黨和蘇聯合作的廖仲愷先生在廣州被暗殺。這一事件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也對這場革命運動未來的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這一事件也使蔣介石卷入了政治鬥爭。蔣介石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起謀殺案。經過調查，這個委員會並沒有發現有什麽組織或個人對廖仲愷下了毒手，卻意外地發現，國民黨右派正在密謀除掉所有讚成聽從蘇聯意見的和支持繼續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資深的國民黨元老，這一發現導致了廣州的政治天平開始強烈地傾向於左派。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控製了會議程序，控製了新的中央執委會。已知的或受到懷疑的右翼陰謀家被驅逐出廣州，或者北上進入北方軍閥的地盤，或者用帶有詩意的說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蔣介石對此事並未表示公開反對，在整個1925～1926年冬天，他仍與鮑羅廷和加倫密切合作。
1924年，孫中山先生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深感革命幹部和人才不足，於是各自派遣人員前往蘇聯接受訓練。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中共選派從法國前往蘇聯接受訓練。
鄧小平在莫斯科一共待了11個月，一開始他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這所大學是1921年創辦的，目的是培養來自蘇聯境內外的亞洲工人，讓他們學習革命理論和方法。這所大學存在了將近20年，為烏茲別克、哈薩克、蒙古和朝鮮培養了一大批穩定的革命力量。這批革命力量掌控著蘇聯和蒙古等地的黨和政府機構，推動了各地革命運動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數百名中國共產黨員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包括曾在黨內升至很高職位的劉少奇和任弼時等。在蘇聯的嚴格控製下，這所學校隻招收共產黨員，因此，它並沒有在國際上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也沒有引起蘇聯政治上的緊張。
鄧小平在這所學校隻學習了幾個星期，就轉到了中山大學學習。中山大學是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於1925年秋季創辦的，意想不到的是，它後來卻成為中國內部爭論的焦點，成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不斷的權力鬥爭的舞台。5年後，斯大林認為這所大學帶來的麻煩多於它存在的價值，決定關閉這所大學。
照理說，中山大學應該由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管理，中國國民黨也確實派過一名高級人員到莫斯科擔任該校的董事。但該校的經費來源至今仍是個謎，傳說不一。一種說法是，蘇聯共產黨效仿法國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賠款基金；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說服了一些中國富商定期給該校匯款。不管錢從哪裏來，反正這所大學經費充足，所有的學生除了每月都能拿到津貼，他們的衣食住行也都是免費的。
中山大學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的陣容相當強大。校長卡爾·羅德是波蘭人，1917年曾擔任列寧與德國政府間的聯絡官。他是一個通曉多國語言的語言學家，也是一個知名的學者。他生活中不修邊幅，嘴裏經常叼著煙鬥。他喜歡演講，往往一講就是兩個多小時。雖然他從未到過中國，但他講授的課程卻是中國革命運動。他的很多學生和許多聽眾一定都對他的一些大膽假設和推理感到驚訝。盡管如此，這位羅德校長卻深受學生們的擁戴。他的副手、25歲的副校長帕維爾·米夫，並不受學生們的歡迎。米夫是一個野心勃勃、喜歡炫耀自己的人。米夫在俄文裏是“神話”的意思，其實，米夫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實姓名叫米開·亞列山多維茲·福杜斯。這位年輕的副校長是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一名成員，他認為，蘇聯境外的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保衛蘇維埃政府，共產國際的職責就是保證這一目標的實施。因此，米夫在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能夠認同並接受他的這些觀點的中國青年。按照他的標準，他要找的是聰明且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又沒有任何實際政治經驗的學生。他對其他學生沒有興趣，在他們身上花費的時間很少，所以學生們自然對他沒有好感。
1927年，當中國國內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和斯大林廢黜托洛茨基的運動開始後，米夫對多位共產黨員學生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迫害，因為這些學生認為托洛茨基關於中國的政治見解比斯大林的正確。
米夫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秘密小組，在中國叫“回國留學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或者毫不客氣地稱之為“斯大林的中國小組”。自1931年至1935年，這個小組的領導人控製了中國共產黨，實施了現在稱之為錯誤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政治和軍事戰略。1945年，毛澤東在關於黨的曆史決議中正式否定了這次路線。這個決議尖銳地批評了這條錯誤路線，它堅決要求這條錯誤路線的支持者進行自我批評。然而，這個決議並沒有說這條路線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說由於這條路線是來自莫斯科的，所以它的追隨者才不得不服從這一路線。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在這段時期真正的反麵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時，毛澤東卻成為處處維護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產黨人。由此可見，在中國，毛澤東對斯大林名譽的維護程度要遠遠高於米夫的弟子們。
這個秘密小組的最重要的成員是陳紹禹（他革命時的筆名為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和王稼祥。王明多才多藝，能寫善辯。關於博古，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在1937年這樣描寫道：“他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畫，則可將他勾畫為單薄、體弱、勞累過度、半病態並戴著深度眼鏡，他厚厚的亂蓬蓬的頭發，給人一種似乎頭重腳輕的感覺”。但他非常勇敢，30年代初，他曾冒著被逮捕和處死刑的危險，在上海幹得比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時間都要長。他很快就認識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了解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都需要什麽。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歲，對世界的了解相當多。他的父親是商人兼學者，而他自己隻是一名學者。他在加利福尼亞待了兩年，在那裏上過一些大學的課程，並在舊金山的中國華僑雜誌社工作過，他英語講得很好。沒有筆名的王稼祥是一個勇敢的男子漢，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胃病的折磨，1933年當鄧小平在政治上失意時，他曾以自己的獨到見解幫助過他。
據研究鄧小平的人介紹，鄧小平並不認識這些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這一點或許不太屬實。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一定知道副校長米夫已經網羅了一批親信，至少他聽說過這些人的名字或見過他們。王明和博古同鄧小平不在一個班，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俄語。以鄧小平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很有主見的個性來看，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國人說什麽都唯命是從的人有太多的來往。
鄧小平剛進中山大學時，該校的學生大約有二三百人，到1926年底，學生人數增加了近一倍，其中有半數學生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或者兼具兩種身份。這些人當中，隻有十幾個人來自西歐，其他幾乎都是來自中國華北和華東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學生。這些學生中，除半數的中共黨員外，其他學生大多是國民黨黨員，他們當中有少數幾個是國民黨領袖的子弟。鄧小平就有兩個這樣的同學：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925年時隻有17歲；另一個是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
1927年中國的統一戰線破裂後，中國學生的構成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國民黨學生銷聲匿跡了，一些人要求回國；一些人則被強製遣返；少數人被逮捕，受審後被判刑做苦力。蔣經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留下的，他被送往西伯利亞金礦勞動，直到1937年國共結成新的統一戰線後，他才獲許離開蘇聯。這些國民黨的學生離開後，空出的名額改由共產黨員頂替，新來的這些學生黨員中，有些人年紀較大，比如鄧小平在重慶就讀的留法預備學校的創辦人吳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人是黨的幹部；還有一些是工廠的工人。為了這些工人，學校隻得調整教學計劃，改成一些內容簡單的課程。
但是，對鄧小平而言，當時的課業負擔還是很重的，共有七門課，分別是外語、曆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科學。在所有的外語中，俄語是必修課，英語、法語和德語是選修課。曆史課的內容是“社會形態發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運動史”。哲學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主修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主義這門課是由一係列演講稿為基礎構成的，這些演講是斯大林在列寧死後不久於1924年4月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發表的，這些演講後來被編成《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出版。軍事科學包括了實踐的成分：射擊和基本戰術的訓練。現在不清楚鄧對這些課程有什麽反應，但作為一個把書本知識和馬列主義作為智慧來源的人，鄧小平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在1992年春天的談話中看得出來，他說：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麽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
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就在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中國的北伐戰爭開始了，並且在軍事上取得了節節勝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卻被迫交出了一些控製權。
從1 9 2 6年3月開始，蔣介石同蘇聯軍事顧問、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決裂，並強烈壓製這三方麵。這一危機起因於一艘由共產黨軍官指揮的炮艦，這艘炮艦停泊在靠近黃埔蔣介石司令部的地方。當時，艦艇升火待發，意向不明。蔣介石懷疑這是一次陰謀，於是在廣東發布了戒嚴令，並派遣效忠他的親信部隊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查扣了這艘炮艦，扣留了30多名蘇聯軍人。(1)
在掌握實權後，蔣介石緊接著就要求他特別不喜歡的三個蘇聯顧問離開廣東，要求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從由他指揮的第一軍撤走，要求此後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的活動公開化。或許是為了顯示他在政治上的公正，他還同時要求幾個國民黨右派政治家離開廣東。“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已離開廣東而正在北方的加倫和鮑羅廷，隻是堅持莫斯科的教條，害怕會破壞統一戰線。
蔣介石還征得了加倫和鮑羅廷的同意，一旦軍事準備就緒，軍隊將立即揮師北上，這是國民革命的另一個勝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希望把軍隊留在南方，因為他們認為，蘇聯同日本維持良好關係，比較符合蘇聯自身的利益，這就需要國民黨不能采取任何威懾日本的行動。在廣東的共產黨，從領導到普通士兵，都堅決要求盡早采取軍事行動，但在上海的黨中央卻站在蘇聯一邊，認為采取行動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麵後來受到黨內的批評，因為它完全附和蘇聯的立場。
北伐戰爭於1926年6月正式開始，在湖北發生了激戰，經過40天的圍攻，武昌被攻克。在江西，省會南昌經過三次奪城戰鬥後才被占領。一些部隊包括幾支最精銳的部隊，傷亡慘重。伴隨著部隊不斷地向前推進，群眾運動也發展起來，運動的主要對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土豪劣紳”，以及外國人。
到1926年底，北伐軍已經奪取了軍閥控製的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1927年1月，位於長江邊的城市漢口、九江的英國租界被收回；在湖南，發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動，致使一些傳教機構被迫撤離，大多數教會學校關閉。北伐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驚，也完全改變了中國的力量對比，看起來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風暴，孫中山的革命獲得了全麵的成功。而此時，對於身為北伐軍總司令、並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蔣介石本人來說，其政治地位要比他離開廣東之前堅實、穩固得多。他明確表示反對在城市及農村進行社會革命，也不希望過多地傷害外國人及外國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對此看得很清楚，也有所警惕。1927 年1月中央委員會對報告當時的局勢做了這樣的分析：
國民黨右派變得日益強大……在國民黨中當前有一股非常強的反蘇俄、反共產黨、反工農運動的傾向。
這種右的傾向首先是由於蔣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條：這個國家隻能存在一個黨，所有的階級應合作，階級鬥爭應禁止，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個原因是在他們的思想中認為國家革命很快就會獲得成功，不久就會發生階級革命，當前最大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而是共產黨……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在國民黨內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共潮流……
促成鄧小平返回中國的，是軍閥馮玉祥。
與其他大多數軍閥相比，馮玉祥更能受到民眾的愛戴。他是個基督徒，又是個品格高尚的中國傳統主義者。他深信以身作則，關心普通人民的福祉，是一個領導者的責任。作為一名軍人，他衣著簡樸，不像絕大多數軍閥那樣耀武揚威、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能與下屬官兵們打成一片。他對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濫用刑罰。他鼓勵自己的部隊在行軍時唱歌，並把基督聖歌作為進行曲在部隊中教唱。他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他個性較強，特立獨行，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非常渴望把他的國家建設好。所以除了他的軍隊擁戴他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愛戴他。
1924年，以中國西北為基地的馮玉祥，趁北方其他主要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混戰之際，占領了北京。隨後他向蘇聯尋求援助，以加強他對抗吳佩孚和張作霖的力量。當時，鮑羅廷從廣東到了北方，把馮玉祥作為蘇聯和南方國民黨潛在的聯盟，接受了馮玉祥的請求。根據鮑羅廷的建議，蘇聯決定向馮玉祥提供武器裝備、經費和軍事指揮員，同時也給他派了幾個他並不願意接受的政治顧問，還安排他的軍官到蘇聯軍事學院學習。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決定從上海和北京選送一批年輕人包括一些已在蘇聯受過軍事培訓的人到他的部隊工作。
雖然得到了蘇聯的援助，但在1926年初，馮玉祥的軍隊仍然接連敗在了有“東北王”之稱的張作霖的手下。馮玉祥以一個戰敗的中國將軍通常采用的姿態，宣布辭去總司令的職務。他作出了出訪莫斯科的計劃。然而，蘇聯人顯然並不希望他在這個時候去訪問，但他決意要去。因為他斷定，蘇聯人不可能拒絕接待一個曾經接受過他們援助的人，而且不管是在軍事還是政治上，他對他們來說都是具有重要意義、有很大利用價值的人。此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他從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國）首府烏蘭巴托。在那裏他和鮑羅廷會晤了幾次。如果鮑羅廷不能在馮玉祥到達莫斯科之前弄清他的真實意圖，那麽他先前在莫斯科所處有利地位將大受影響。經過在烏蘭巴托一個月的中途停留之後，馮玉祥在5月初到達莫斯科。
馮玉祥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三個月的時間。他幾乎會晤了當時的大部分蘇聯領導人，不過他並沒有見到斯大林。他訪問了中山大學，向學生們發表演講，鄧小平也一定聽了他的演講。他的演講充滿了革命豪情，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馮玉祥對蘇聯人的想法十分清楚，他知道蘇聯人急於要他返回中國，於是，他利用蘇聯人的這一焦急心情，爭取到了相當有利的援助條件，包括提供給他大筆經費和大量的軍事設備，並為他培訓軍官等。當感到自己的目的都達到時，他馬上起草了一份公開的、正式支持國民革命的聲明，並很快兌現了他的諾言。他再度經由外蒙古回國，找到他的部隊，重新擔任總司令。9月17日，他領導全體官兵在黃河北部的沙漠城鎮五原舉行誓師大會，宣布全體軍隊集體加入國民黨。
陪同馮玉祥回國的還有幾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幾名中共黨員。據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記載，馮曾請求共產國際“派一批中國同誌到他的部隊工作”。事實上，很可能是共產國際說服馮玉祥接受了他們，並說明在他的軍隊中應該有共產黨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統一戰線。不管這件事是如何決定的，馮玉祥最終還是允許共產國際向他的部隊派遣了一批新的共產黨活躍分子。
這批由蘇聯奉調到馮玉祥軍隊的中共黨員，為首的是劉伯堅。劉伯堅曾擔任過旅法共青團的書記，在莫斯科受過軍事和政治訓練。1927年春，他出任馮玉祥部隊的政治處副處長。當時馮玉祥的司令部設在西安，同時，他還在西安創辦了一所新的政治軍事學院。
鄧小平隨後也到了西安。按照他的官方傳記的說法，或許他是被共產國際選派去的，或許是劉伯堅請他去的，或許是他本人誌願去的，盡管從他的官方傳記中看不出他在莫斯科見過馮玉祥。鄧小平是在1926年底啟程回國的，他先是乘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到烏蘭庫德，再換乘汽車到外蒙古的烏蘭巴托，然後再坐車經黃河上遊的銀川、蘭州，最後抵達西安。在這段漫長旅程中，他開始是坐火車，後來又坐卡車，期間還曾改騎駱駝和馬走了很長的路途，最艱苦的一段是橫越戈壁大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輛裝載軍火彈藥的大卡車。1月的戈壁沙漠，氣溫可降到攝氏零下30度，從烏蘭巴托到黃河邊，要穿越500多英裏的空曠沙漠。
1927年2月，鄧小平到達西安。
(1)“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的陰謀，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