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油印博士（1920～1926）

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和鄧紹聖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儉學學生—他們當中大約有一半人來自四川，從上海乘坐“盎特萊蓬”號郵船赴法。他們乘坐的是價位最低的四等艙，沒有自己的客艙，也不能到餐廳吃飯。他們隻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風條件很差的貨艙裏，而且要自己找地方準備一日三餐。從幾位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們這次航行吃盡了苦頭，有很多人暈船，還有很多人開始想家，以至於還沒有到馬賽，很多人就已經在自問：這輩子是否還能回到祖國？

鄧和他的同伴們於10月19日抵達馬賽，隨即前往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官員把這些來自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學生每20人左右分為一組，並按組把他們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學就讀。鄧小平和他的叔叔鄧紹聖被分在同一個組，他們被送往諾曼底的巴耶中學。

在巴耶中學，這些年輕的中國學生被編在一個特殊的班裏，重新開始中斷了的法語學習。按照原定的計劃，他們要繼續學習法語，直到他們的法語達到一定程度後，才能開始學習正常的中學課程。在這個階段，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轉到別的學校學習，還有一些人則選擇到工廠做工，為的是能學到一些基本的工業技能，同時也是為了多掙些錢，用作日後進一步學習深造的費用。其中後一種學生都是家境比較貧困的勤工儉學學生，他們到達法國後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存在華法教育會，家裏也沒有錢接濟他們。

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麵。1921年1月，華法教育會發出通告，說該會的經費已經用完，隻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費用的學生才能繼續留在學校就讀。引發這一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華法教育會管理不善。當初，教育會容許來法國的勤工儉學的學生眾多，但它沒能開辟新的財源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開銷。其實，這個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時他已回國）和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其他負責人能夠積極地去募捐，結果也許不會這麽糟。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在整個1920年，他們對這項運動逐漸失去興趣，部分原因可能是這件事管理起來太麻煩，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認為，要加強中法文化聯係，把法國有用的知識引入中國，有個更好的辦法，那就是按照法國的辦學模式在中法兩國設立高等教育機構。這個設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能得到法國政府的資金支持，這筆資金法國政府可以從1901年的庚子賠款中調撥。很顯然，這一點是勤工儉學運動無法做到的。

這些遠離祖國的勤工儉學學生並不了解這場危機是怎麽發生的。所以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該會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無法照顧他們，他們必須自謀生路的時候，這些留法學生感到十分震驚。

對鄧小平來說，這場危機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學那個特殊班被撤銷了。當時，他家裏還給他寄錢，按理說，他可以請求華法教育會為他另找一所學校。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到了克魯梭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他這樣做或許是自己的選擇，或許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勸說。克魯梭位於巴黎和裏昂之間。在施奈德鋼鐵廠，當時已經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在做工了。

鄧小平在巴耶中學的這段時間，是他在法國五年間唯一的一段較為舒適和安定的時期。除此之外，他都是住在工廠的宿舍或者廉價的旅館裏，他所做的工作也都是臨時性的、沒有技術的散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最糟糕的。據他的官方傳記的說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時是做“雜工”。這個工廠的記錄表明，他實際上是在該廠的軋鋼車間當一名軋鋼工。在那裏，他和其他學徒工及不需熟練技能的工人一起做工。他們的工作是通過傳送帶，把沉重而熾熱的鋼板運到車間的另一處。他的雇傭登記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資是6.6法郎，比學徒工的薪酬還低。而且他一個星期要工作50個小時，甚至更長。惡劣的工作條件，加之當時隻有16歲，僅僅幹了三個星期，他便感到體力不支，無法承受，所以他寧願失業前往巴黎，也不願再幹下去了。

後來，鄧小平到一家生產橡膠輪胎和雨鞋的工廠工作。他的工作是把鞋子的各個部分黏合起來。他還做過機車的司爐工，在餐館打過工。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是在位於巴黎郊區比揚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做工。在法國，鄧小平做過許多臨時性工作。有兩個星期，他和他的同學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種紮花的工作。他們用薄紗和綢子做花，做成的花要貼上“戰爭遺孀和孤兒所做”的標簽。鄧小平當初到法國的目的是想學習一些有用的工業技術，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學到任何技術。他的官方傳記說，他在雷諾汽車廠是做鉗工。而這家工廠的檔案證明，他是個沒有技術的工人。鄧小平留法期間，隻有在橡膠工廠期間，他掙夠了繼續上學所需要的錢。不過這也隻夠支付中學三個月的費用，1922年底至1923年初，他在塞納-夏狄戎中學待了三個月。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貧困和不安定的環境下投身政治活動的。他的官方傳記對他的這個轉變過程作了這樣的描述：

法國的經濟十分蕭條，就業格外困難。中國人即使是到那些較好的大工廠去的，工資也隻有

普通法國工人的一半。鄧小平家中已無力寄錢給他，他隻能艱難度日。冷酷的現實，使鄧小平原來出國留學時的理想化為泡影。

但是，一種新的革命思想強烈地吸引了這個年輕人。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廣為流行，一批先進的中國留學生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較年長的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影響下，鄧小平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各種政治宣傳活動。

官方傳記的這段描述非常籠統，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它沒有提及鄧小平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關於這個問題，唯一的證據是提到了趙世炎和周恩來。1921年4月，鄧小平在施奈德鋼鐵廠做工時，趙世炎也在那裏工作，並且鄧在巴黎的時間也與趙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鄧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還有一個證據是，鄧在1922年的某個時候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是規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吸收黨員的條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這個官方的傳記盡管籠統且模糊不清，但它明確地指出，趙世炎和周恩來是鄧小平的兩位引路人，這一點極為重要。從所有能看到的有關介紹趙世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趙是一個非凡、出眾的年輕人，他聰明機智、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來更為傑出，他除了擁有趙世炎的優點外，還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能夠以理智的態度解釋各種原則和政策問題，這也是他一生特立獨行的根本原因。鄧小平雖然個性比較拘謹和缺乏耐心，但也練就了和周恩來相似的個性。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除了與周恩來共處的這段經曆之外，大概沒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釋他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個性。60年後，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說，他把周視為兄長。這是中國人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讚美詞，表示言者願以弟子自居以及對對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近郊的一個小鎮上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鄧小平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這表明，它的所有成員都希望在他們的組織名稱中保留“共產主義”這四個字，同時也表明，該組織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支部，而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部。

1923年6月，鄧小平當選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開始做政治工作，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勤工儉學的學生，而是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在此之後，他做工也都是為了支

持革命工作。

鄧小平在開始職業革命生涯後不久，就贏得了一個雅號：油印博士。這從許多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誰給他起的這個雅號，目前已無從考證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號，主要是因為他非常認真地在蠟板上刻寫旅歐共青團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並且負責油印工作。他所刻寫的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來，上麵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鄧小平的，同他的個性特點一樣，他的字體也保持著清晰、有力的特點。

旅歐共青團支部的辦公室設在位於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廣場附近戈德弗魯瓦街17號周恩來租住的一家廉價旅館的房間內。這個房間僅有五平方米，床和其他家具占據了大部分空間，鄧小平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個房間裏工作。由於這個房間最多時隻能同時容納三個人，因此由四五個人組成的共青團執委會如果要開會或舉行其他聚會，隻能到附近的餐館裏。每當在這些餐館裏開會或聚會時，周恩來和其他與會者通常隻點一盤蔬菜和幾片麵包，有時隻買麵包和熱水。鄧小平在巴黎時，有段時間僅靠喝牛奶和吃羊角麵包果腹。久而久之，他習慣並喜歡上了這種羊角麵包的味道。1974年，當他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途經巴黎時，特意購買了一整箱這種麵包。

《赤光》於1924年2月創刊，共有兩名編輯，有一段時間鄧小平是其中的一個編輯。這年年底，他開始為《赤光》撰寫文章，從現在能看到的他當年所寫的三篇文章的內容來看，都是抨擊中國青年黨的。在1924年的整整一年的時間裏，中國青年黨都在和共青團爭奪勤工儉學學生和華工，爭取他們加入自己的黨或站在自己一邊。很顯然，中國青年黨受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很深，該黨黨綱宣稱，隻有建立獨裁製度才能拯救中國。鄧小平的文章對此予以全然駁斥，並對國家主義者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和批判。眾所周知，中國青年黨的成員都是國家主義者，鄧小平揭露和批判國家主義者，就是對中國青年黨的有力鞭笞。但鄧小平的文章並沒有多少理論上的論證和闡述，因而讀者從中也無法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他會同其他人進行激烈的理論上的論爭。

鄧小平於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中共旅歐支部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上級組織，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所有工作，雖然中共旅歐支部在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都設有分部，但其規模卻比較小，隻有幾十名成員。不過，它的管理卻很正規，安全防衛工作做得也很好。法國警方一直沒有發現過它的任何機密文件。即使1925年法國警方對它進行全力搜查時，也依然一無所獲。它和上海的黨中央總部和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總部之間的通訊聯係雖然緩慢，卻相當安全、可靠。而且它還有充足的經費製作和散發大量的宣傳品。到1993年，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69年了，可以斷定，他是當時全世界黨齡最長的共產黨員。

1925年初，鄧小平從巴黎去了裏昂。這次去裏昂，是黨組織派他到那裏去擔任當地的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他被指定為“裏昂地區中共旅歐支部特派員”，“領導裏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當時，鄧小平隻有20歲，比毛澤東第一次聽到馬克思主義時還年輕五歲。鄧小平剛剛20歲就被賦予了獨立的權力，開始領導政治活動。在此期間，他在領導勞工運動時可能返回過克魯梭，因為那裏有幾百名中國工人，與巴黎相比，克魯梭距離裏昂更近一些。他也可能到過聖艾提尼附近的聖夏門，因為那裏也有不少中國工人。與此同時，他還在裏昂的一家工廠做工。

鄧小平在裏昂工作和做工的時間很短。7月底，他就回到了巴黎。比揚古爾警察局的登記冊上顯示，他進行居住登記的時間是7月30日。關於他回巴黎的原因，雖然法國或中國的文件中都沒有任何明確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黎的黨團組織需要他。因為幾個星期以前，大約有150名左翼激進分子離開了法國，其中約有50人是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的。其餘的人雖然是自願離境，但大多數都是迫不得已才離開的。

這麽多人同時離開法國，主要是由於左翼的勤工儉學學生對“五卅慘案”的激烈反應造成的。在這次震驚世界的事件中，上海英租界的警察和學生及大批示威群眾發生了流血衝突，至少有12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眾支持日資紡織廠裏的中國工人罷工，抗議日本警衛的暴行，要求釋放被捕的6名學生。

在巴黎，在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下，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員（當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迅速成立了一個行動委員會，他們不顧警察的禁令，於6月14日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旅法華人參加。這個行動委員會從廣大華人支持中受到鼓舞，決定下一步組織旅歐華人到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這個示威活動於6月21日進行，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輕的中國人衝進公使館，在公使的房間裏找到了公使，並迫使其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文件的內容是，支持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向法國政府提出抗議。法國警方事先並不知道學生們的行動，事後才匆匆趕到，馬上驅散了他們，並未逮捕人。這引起了法國一些新聞輿論的不滿，他們立即對警察的這一做法進行報道和批評，警察隻好采取行動，突擊搜查了示威者的住處，逮捕了近60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4人進行審訊，又根據命令立即將其餘的人驅逐出境。法國當局還決定，以後要嚴密注意所有留在法國的激進學生的行動，同時設法打入其組織。

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一回到巴黎，就處在警方的監視之下。從1925年下半年法國警方監視他的報告來看，鄧小平這次重返巴黎有兩項主要任務：第一，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壞的中共黨團組織的領導機構；第二，設法恢複和堅持中共黨團組織的活動。在貝勒維拉市工業區舉行的幾次會議上，鄧小平或擔任會議主席，或在會上演講。這期間，他還在比揚古爾市的雷諾汽車廠做工，他在雷諾做工有雙重目的，一是為了掙錢，二是為了同這裏的幾百名中國工人保持聯係，因為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支持者。

法國警方的記錄還表明，鄧小平和另外三個人（其中一人是共產黨人，其他兩人是社會民主黨人）被懷疑密謀暗殺中國青年黨領導人。有一份密報說，他們四個人企圖暗殺被懷疑與法國當局保持密切聯係的幾個中國人，因為大批共產黨激進分子被驅逐出境就是他們促成的。這些反共組織是否真的幫助了警察，譬如在襲擊公使館後向警察提供激進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斷定，但這種懷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懷疑鄧小平和他的同伴策劃暗殺青年黨的領導人則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不管當時還是後來，中共都不讚成政治謀殺，而且這幾個被指控策劃謀殺行動的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很清楚他們當時正受到法國警方的嚴密監視，應該不會采取如此輕率的行動。因此，對他們的懷疑和指控看起來更像是中共旅歐支部的政敵捏造出來的，目的在於破壞他們的聲譽。

1926年1月3日，鄧小平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發言。他主張親近蘇聯政府，反對國際帝國主義，並要求與會者同意向中國駐法公使發出新的最後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來的會議報告後決定：搜查住在比揚古爾三家旅館中的中國激進分子的住處。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闖入了卡斯德亞街3號旅館鄧小平與另外兩個人合住的房間，但裏麵已空無一人。他們沒有發現任何違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為的文件，隻有一些印刷設備、中文報紙及大量的宣傳材料。

事實上，當法國警方衝進鄧小平的房間時，他已經離開巴黎，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此前，鄧小平早就打算離開法國，前往蘇聯。1925年聖誕節前，他就通知他的雇主雷諾汽車廠，說他決定返回中國。現在看來他似乎是為了躲避法國警方的抓捕才匆匆離開的，因為他離開的日子正是法國警方搜捕他住處的前一天。結果，法國警方的抓捕行動落空了，他們隻好沒收了房間裏的所有物品，並對他們發出了驅逐令。驅逐令上還特別注明“待交當事人”，但他們當時一定不會想到，這份驅逐令恐怕永遠也送不到當事人鄧小平手裏了。

鄧小平剛到法國的時候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他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渴望學到有用的工業技術，急於找到中國實行工業化的途徑，從而實現所有愛國者所向往的國家的富裕和強盛。但據他的官方傳記記載，他的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而在他離開法國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和職業革命家。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已經在曾經做過的幾種工作中積累了經驗—開始是刻蠟紙的工人，隨後做黨團雜誌的編輯，並成為中國留學生和工人的宣傳員，同時又是黨的支部的負責人，雖然這個支部很小，隻有幾個人。這期間，他還學會了怎樣在警察的監視下和政敵的非議聲中從事革命活動。在他離開法國15個月後，他回到中國，投身於中國革命和政治活動的洪流中，他所麵對的是更多的陰謀和危險。

鄧小平在法國的這段歲月究竟對他後來的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呢？顯然，這段經曆形成了他的國際觀。與那些未曾在國外生活過的其他中共領導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中國的觀念不同，鄧小平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特別是在他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年代，他對外國人以及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都抱有極大的興趣。同時他還很強調以下兩種觀念：世界不能忽視中國，中國也不能自絕於國際社會；如果中國不向世界學習，就不能得到快速的發展。

除此之外，法國的這段經曆對鄧小平後來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並不明顯。他離開法國去莫斯科時，一定能夠毫不費力地閱讀法文，至少是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但沒有證據可以看出，他對法國的文學和藝術，或者法國的工程與建築有多大的興趣。他甚至也沒有什麽法國朋友，因為無論是在法國政府部門、工廠和學校的檔案裏，還是其他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裏，都找不到關於他有法國朋友的記載。當時，一些勤工儉學的學生或者是通過在法國共產黨的報紙《人道報》所辦的夜校，或者是通過住在法國人的家裏，或是通過在學校同老師談論政治問題等方式，逐漸認識和結交了一些法國人。但鄧小平似乎並不喜歡這麽做。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鄧小平的性格應該是他16歲到21歲在法國的這段時間形成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當時小小年紀就變得那麽堅強、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對一個倒黴透頂的中國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給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裏，靠他自己的智慧度過了艱難的學校生活，否則他不會在那麽年輕時就具備了堅定與自信的個性。從他當年的兩張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變化：第一張是他和鄧紹聖在一家照相館拍的，可能是他們在巴耶中學的時候。照片上的鄧小平身著壓皺了的西裝，姿態拘謹，麵無表情；第二張，即貼在雷諾汽車廠檔案卡上的那張，展現的是一位麵帶堅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翹的年輕人。他依然身著西裝，但風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後，人們仍然可以辨認出，他就是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