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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談話主旨是：

改革一定不能縮水，也不能向後退。政治改革是必須的，目的在清除經濟改革的障礙；經濟改革也是非進行不可，如此才能加速開發中國的生產能力（生產力）；而開發國家生產力正是消除貧窮（這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的不二法門。在闡釋他的這一思想時，他沒有忘記攻擊資本主義。

例如1987年4月，他在接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一名高級幹部艾豐索·古耶拉（Alfonso Guerra）時，就對他發表了這樣的一席談話。他說，如果中國全盤西化，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那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因為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十億人擺脫貧窮，並獲得繁榮；如果在中國大陸實行資本主義，則可能隻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會致富，其餘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仍將永遠一貧如洗。他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大多數的人將起來進行革命，所以，唯有實施社會主義而不是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

鄧小平也經常說明他為什麽反對西方民主，他的主要論點並不是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的，西方式民主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說，如果在中國實施西方式民主，將會產生許多不必要的過激的政治運動。他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史特凡·科洛塞克（Stefan Korosec）時，對這一點闡釋得最有力量。

他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事實上，就是獨裁式的資本主義民主，而不再是多黨選舉或是三權分立製。我們可不可以實行這種製度？……我們的製度是在黨領導下的全國人大和人民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的最大優點是，當中央領導作成決定後，可以立即執行，不會受到任何其他部門的幹預。

1987年10月底舉行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三大）是一件大事。鄧小平在會前就已經示意，他不想再被選入中央委員會，所以他的名字並未被列入候選人名單中。另外多位年老領導人也是一樣，包括陳雲和彭真。由於不再是中央委員，所以，鄧小平也就沒有資格被中委會選舉進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但是，他還是再度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據說，鄧小平本來也想從軍委會主席一職上退下來，但到最後關頭才被勸說留任（中共黨章規定，軍委會主席至少一定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委會特別修改這條規定，才能任命鄧小平出任軍委會主席）。事實上，鄧小平再度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幕後的原因是，軍委會的那些老一輩軍人不歡迎沒有軍事背景的人出任他們的主席，而鄧小平本人又不願讓軍方人士出任這個職位。

另有三位資深老幹部也獲選出任重要的職位：陳雲成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出任副主任，楊尚昆則成為軍委會常務副主席。楊尚昆這個職位是新設的，從而使趙紫陽出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鄧小平堅持的）。

根據政治局常委會的建議，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全會中做出決定：鄧小平雖然已經退出中央委員會，但他的黨與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並沒有改變。中共官員在1987年秋天一再向外賓強調，鄧小平仍然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而且在十三大結束後所出版的鄧小平官方傳記中，也清楚記載了中委會的這項決定。

在1988年當中，很少有人談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是精神汙染等問題。當時，在黨和政府的秘密會議上，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所最常談到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原料和消費品物價仍然快速上漲。

當時擔任代總理的李鵬，在向“全國人大”提出的報告中承認，這個問題相當嚴重。他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當前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所麵對的最重大問題是，物價的過度上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問題已經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至已經降低某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他說，物價改革正按照既定計劃“一步一步”進行，但他也提到增加供應與抑製需求的一些措施，同時也宣布一些主要物品的價格上限。他沒有提出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是多少，但大家都知道，很多消費品的通貨膨脹率已經超過20%。

物價飛漲使人們爭先恐後搶購物品，以免物價上漲得太快，而供貨商看到這種情形，也開始囤積商品。這種情形造成惡性循環，物價愈漲愈凶。到了那年夏末，搶購消費品已經成為上海等大城市每天常見的市景，銀行也開始出現搶兌人潮。

黨采取兩項步驟對付這項危機。8月間，政治局決定，雖然應該繼續進行“價格解放”政策，但財政與金融政策應該緊縮。9月間，中央委員會凍結物價改革，並且通過決議，把“改善經濟環境和矯正經濟秩序”列為1989年和1990年的施政指導方針。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究竟扮演什麽樣的角色，並不清楚。

1989年春天，席卷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不僅隻有北京而已—並因而動搖全國基礎的一項大運動發生了。

導致1989年學生運動的一項事件，是事先不可能預料到的：胡耀邦在4月初參加政治局的一項會議時，突然心髒病發作，一個星期後，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

到了4月15日傍晚，北大學生已經在校園的樹上掛上白色花環，並在牆上貼上大字報。第二天，其他大專院校也群起效法。

4月17日星期一，幾百名學生從北京西北郊區的大學區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並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麵拉開悼念胡耀邦的布條。

胡耀邦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間是4月22日，正好是他去世後一周。包括鄧小平在內，大部分的黨領導人都出席了這次追悼大會。趙紫陽宣讀對胡耀邦的悼念文，高度讚揚了胡耀邦的功績，絲毫未提及胡耀邦所犯的錯誤或缺點，也沒有提到造成他下台的原因。

在人民大會堂外麵，將近十萬名學生在廣場上或站或坐，每當有參加追悼會的官員到達或離去時，他們就高喊口號，但其餘時間則很安靜。這些學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著整齊的隊伍抵達廣場，並獲得追悼大會主辦單位的保證，隻要他們在追悼大會進行期間留在廣場內，就不會對他們采取行動。但他們並未獲準進入人民大會堂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鄧小平可能花了好幾天時間思考“學運”的問題。4 月25日，他明確地對學生運動表態，而他的態度也就成為官方對“學運”立場的基礎。當天，李鵬和楊尚昆（他這時是國家主席和軍委會常務副主席）一起到鄧小平家中，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前一天晚上開會的情形。

政治局這次會議的情況顯得相當神秘。趙紫陽前往朝鮮進行正式訪問，因此，這次會議就由排名第二的李鵬召開與主持。

鄧小平在聽完李鵬的報告後，表示他同意政治局所作的決定，並且進一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這次學運不是普通的學生鬧事事件，而是一次政治動亂，目的在製造混亂，以便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

《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一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引用鄧小平的幾句話。社論中說，如果允許“一小撮人”繼續利用民眾對胡耀邦去世的哀思來鬧事，將使全國陷入混亂中，並將毀掉人民的希望。

從5月15日到18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時，情況更是糟糕。原先安排好的接待計劃，包括在天安門廣場對戈爾巴喬夫舉行正式的歡迎儀式，都被迫取消。戈爾巴喬夫不但沒有在禮車引導下，坐車風風光光地行經街道兩旁掛滿兩國國旗、忙碌但和平的北京市，相反的，他必須在重重軍隊的保護下，坐車穿過雖然友善、但顯然已不受官方控製的混亂人群。

在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歡迎戈爾巴喬夫而懸掛的他的畫像，早已被學生取下，改而掛上胡耀邦的畫像，並有一大群學生對著他的車隊揮舞長布條，布條上的文字內容是歡迎他以改革和開放的創始人身份來訪，並且質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裏？

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見了兩次麵，一次在人民大會堂，一次在接待戈爾巴喬夫的晚宴上。兩人相談甚歡。但兩人一定也對當時的混亂情況表示遺憾，鄧小平一定也對未能好好接待這位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繼承人，表示抱歉。但更令鄧小平感到驚訝的，一定是這個事實：全世界的新聞媒體代表（包括幾百名新聞記者和幾十名攝影記者）所感興趣的，竟然是露宿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下的那一群對政治表達不滿的學生和他們的所有活動，而不是大會堂內的活動；吸引他們注意力的竟然是學生們的標語和布條，而不是意義如此重大的他和戈爾巴喬夫的握手。

5月上旬，學運的規模愈來愈大，而且氣氛愈來愈激烈。學生成立一個正式組織，每天發行報紙，並在5月13日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

趙紫陽，在5月19日清晨四點前往天安門廣場探視學生，並對學生說，他“來晚了”，請求學生原諒，從那時候起，趙紫陽就不再公開露麵。根據一項官方說法，趙紫陽拒絕參加當天舉行的中央與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而李鵬則在會上宣布，將采取堅定的行動對付一切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這項官方說法說：“因此，他（趙紫陽）公開顯示和黨脫離。”

北京在5月20日早晨宣布實施戒嚴，國務院的戒嚴命令是由李鵬簽署的。接著又很快頒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禁止遊行、示威、罷市、罷課與罷工；第二道命令授權軍隊和安全部門在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處理狀況；第三道命令禁止所有新聞記者（中國或外國記者都包括在內）在未獲官方許可下進入戒嚴地區報道或攝影。這些命令所顯示的意思相當明顯—黨和政府已經下定決心結束學運，驅散學生。但在這個階段，對政府來說，比較不確定的是，要是“學運”真的解散了—這時候，學生內部一些領導人的立場已經開始出現分裂，同時，也有一些學生父母哀求學生們回家，還有很多知識分子呼籲學生結束抗爭。

軍隊終於在6月3日晚上至4日淩晨這段時間進入北京。

6月9日，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麵，這也是他自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以來的首次公開露麵。電視的新聞報告中顯示，鄧小平在戒嚴部隊指揮部，向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講話。這時，戒嚴部隊已經控製北京城內所有重要建築物和重要路口。

鄧小平首先對在衝突中死去的軍人、武警與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官兵與警察表示慰問。接著，他要求在場所有的人起立替“這些烈士”默哀。

鄧小平接著對戒嚴部隊的這些軍級以上幹部指出，這場風波遲早都會發生。他說：“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是大小的問題。”

鄧小平接著又指出，黨的這些年輕戰士們完成了他們的任務，而且“在生命危險麵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麵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說，這些軍人證明了，軍隊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麽凶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鄧小平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完全談到他的政治與經濟計劃，好像他是在某項工作會議上向一群黨或政府官員談話，而不是向一群參加戰鬥的軍人講話。他很詳細地回顧了中共自1978年以來的政治曆史。他提出了好幾個問題，然後自己一一加以解答，最後則問到，黨的十三大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指“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當然，他的答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些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沒有錯。

鄧小平後麵這一部分的講話內容，並沒有引起國外人士的太多注意。然而，從他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敏銳的政治頭腦仍然在活動中，並且正在嚴密提防可能降臨在他身上的兩項危險：他的很多同誌可能把造成“學運”的原因，歸咎於他的改革政策；趙紫陽的失勢，可能使得這一戰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擊。這也同時顯示出，鄧小平的政治方法並沒有改變，他仍然采取先發製人的辦法，但當時全世界都不知道，他的這項談話竟然藏著這麽多的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