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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嗎？”周衝著廖大聲地說，其實這是在說給張國燾聽的，“你全都認錯了嗎？你打算改正嗎？”對這些問題，廖一概回答“是”。然後，周叫廖和他們一塊兒吃晚飯。這個命令張國燾不敢取消，因為周的官銜比張高。吃飯過程中，周一直和張交談，沒有理廖，好像他們中間從沒發生過任何事。因為廖已經承認了錯誤，許多軍官也聽到他要改正錯誤，張就不能再處死他了，也沒有再繼續拘留他的必要了。最後廖被釋放了，是周用他那完美的外交手段救了廖。

由於日軍的挺進，國民黨政府搬到了更遠一點的內地武漢。在那裏，周作為共方代表度過了1938年的大部分時間。他刮掉了胡須，穿著筆挺的國民軍軍服，把時間分別用於軍事委員會辦公室和共產黨報紙上。在一篇社論中，他曾寫道：“從他的革命經驗和貢獻上看，委員長是當之無愧的，也是唯一領導整個民族勝利的人。”一些人曾經將這一點看做是周政治立場動搖的信號。他和蔣介石的聯係，以及和他的老校友、戰場上的對手、新的國民黨巨頭陳誠之間的聯絡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很多人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1938年4月，當張國燾投向國民黨的時候，武漢謠傳：“周恩來將成為第二個張國燾。”一些人預言，委員長將把毛流放，把共產黨易名為民粹黨，由周恩來當最高領導。人們推測，這個黨將不像共產黨那樣走極端。有人甚至公開問周是否真的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

“沒有的事！”周回答，“如果離開了我們的黨組織，我就毫無作用，我參加國民黨又有什麽好處呢？”一些官員直截了當地提出要他參加國民黨。他回答，“不，國民黨內各個階層的仁人誌士都有。我在那裏還有什麽用處呢？”

但是，當時有一些流言。周的一個前同事劉寧（譯音）曾經寫道：

周恩來將成為張國燾第二的預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對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經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況看，可以說周是在國共兩黨之間徘徊，在近期內周不會離開共產黨，他要考慮他的未來，必須仔細打算。張國燾的叛變影響了共產黨的威望。毛派將緩和對周的攻擊。但毛、周絕交和周的出逃勢在必然，隻是不會馬上到來。

這些臆測反而使周在武漢的工作極易開展，能達到這種程度他可能頗費了一番苦心。然而，對外國人來說，他成了中國理性的發言人。他的聲音全世界都想聽，而且也願意傳播。

後來，他的夫人鄧穎超來和他一起工作。當時，曾使她在長征中備受其苦的肺結核還沒有痊愈。1936年，她曾去北京西山療養。清爽的氣候、良好的食品和休息幾乎使她痊愈。但日本部隊突然來到這個地區，她不得不脫離此地。她先到了北京城，在那裏她找到了早在延安就結識的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求他幫助她逃出去。由於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個鐵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諾建議把她當成他的保姆帶到天津。在約好的一天，她出現在火車站。“看起來完全是一個保姆，頭發奇跡般地變成了一個發髻”（斯諾說）。“像一個相當精明的保姆”（這是當時也在協助斯諾的詹姆斯·伯特倫的回憶）。就連美國外交官傑克·謝偉思，他認識周的夫人，在火車上也沒認出斯諾的保姆的真實身份。

危險出現在天津。在那裏日本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人。十多個中國乘客由於他們柔軟白皙的手和那一身農民打扮的衣服形成了鮮明對照，便被叫出來挨個查問。鄧把手插在袖子裏。“是美國人。”斯諾對檢查者說，並朝鄧打了個手勢。鄧表現出了和她丈夫一樣的高超演技，日本人輕蔑地把她的行李倒在地上，看也沒看就放她過去了（這是埃德加·斯諾關於他勇敢營救鄧的性命的描述。許多年以後，鄧本人說，斯諾說得不對，但究竟如何我們不知道。隻是斯諾和伯特倫不會同時編造出同一個情節來）。不久，鄧在武漢加入了她丈夫的工作。

周和鄧結婚之後條件極端困苦，並且經常不能團聚。在武漢的生活幾乎成了他們的第二次蜜月。他們在山腰租了一座外國人建的漂亮別墅，附近還有一座很大的桃園和一個湖。這差不多算是他們過的最奢侈的生活了。

一天，他們在《紐約時報》通訊員蒂爾曼·杜丁家裏吃飯，突然空襲警報響了。警報解除之後，他們從掩體裏出來，發現杜丁的房子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墟。

1938年，英國詩人W.H.奧登訪華，周對他說他最擔心的事情是國民黨和日軍以共產黨為代價，雙方妥協解決爭端。詹姆斯·伯特倫帶著這個問題來到了周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設在原日本人在武漢的租界裏（他看到周麵對一幅卷軸古畫坐在一張榻榻米墊子上）。周向他表示，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同國民黨是一樣的。

“但目前並非如此，”周強調，“我們不是機會主義者。我們相信中國還必須同日本侵略者進行長期的鬥爭直到勝利。因此，對我們來說，得到友好的外國力量的每一種可能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果真勝利了，我們還需要更多高度發達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持，重新建設戰後的中國，還有像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等尚待解決的問題，將通過和平協議來解決。我們還將繼續歡迎外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及辦企業。”

埃文斯·卡爾森是一位美國武官，周曾經幫助過他參觀遊擊區。有一次，周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卡爾森一起吃飯。史沫特萊尖刻地說了一些外國記者對中國的失實報道。周凝視遠方，顯然他對這一通激烈的言辭沒有放在心上。過了一會兒，他胳膊肘架在桌子上，雙手捧著下巴，慢條斯理地說：“如果記者們的報道總是那麽正確無誤，曆史學家就沒用了。”

他表示他非常信賴在武漢認識的記者。他總是拍著埃德加·斯諾的肩膀對其他外國記者說：“對我們來說，斯諾是最偉大的外國作家，也是我們最好的外國朋友。”

還有一個周比較喜歡和信任的外國人是美國傳教士洛根·H．魯茨主教。10年前他曾來此避難，現在已是這裏的常客了。周總是喜歡在主教的書房裏和他交談。談了很久以後，當主教的女兒問他們都談了些什麽時，主教回答說：“我隻能告訴你，我們的朋友為怎樣去創造出一種生活在新的社會裏的新型的人而著迷。”多年以後，周告訴魯茨主教的兒子：“你父親—我敬愛他。”當這個在中國待了42年的主教退休時，周給他題寫了兩句《詩經》中的詩：

兄弟鬩於牆

外禦其侮

他指的是中國統一戰線內部的關係。關於軍事方針，毛同王明進行過鬥爭。王認為沒有更多的時間打遊擊戰，他比較讚賞國民黨的正規戰爭。毛堅持己見和他爭辯說，日軍的裝備精良，陣地戰對我方不利。在他看來，決戰應該避免，例如武漢防禦計劃的製訂應該建立在假定它的陷落無法防止的基礎上。

在周恩來常常回延安窯洞紅區司令部期間，一位曾負責過他的警衛工作的警衛員這樣描述他在延安的住所：他擁有兩間泥房。外麵一間是辦公室，屋裏放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條長板凳，桌子上有一個硯台和墨水瓶，一個銅質筆筒裏插著兩支毛筆、一支紅藍鉛筆，還有一隻舊杯子；緊挨著辦公桌放著他那個曆盡滄桑的長方形鐵質文件盒，長征時他一直將它帶在身邊。裏麵一間是臥室，炕上放著兩塊舊木板，上麵鋪了一層稻草和一條舊毛毯，**有一條床單，一床使了好長時間的被子和一隻當做枕頭的背包。這就是那個在武漢外交場合頻頻舉杯的人家裏的一切。

1938年秋，周在日軍到來之前隨政府一道離開武漢來到長沙，但在11月日軍又逼到了長沙。市當局為了不使城市為敵人所利用，決定燒毀這座城市。但他們幹得太倉促了。當時周正伏在桌上寫東西，國民黨官兵便用汽油把那幢大樓點著了。結果周不得不從後門逃了出去。周轉身看到那幢熊熊燃燒的大樓，心中非常氣憤。鑒於這場大火燒毀了這個城，蔣馬上處理了那些莽撞的軍官。

周勸蔣合法承認那支長江以南由葉挺率領的、沒有參加1934年長征的共產黨部隊。蔣對新四軍的認可使共產黨在中南地區得到了一個可以發展的很有價值的軍事基地。1939年春，周去安徽、浙江和江西省向各部隊司令交代任務並作形勢報告。他指示新四軍政委項英，開展地區遊擊戰，創立一個盡可能大的革命根據地。他還去安徽新四軍軍部講了新四軍的作戰方針，然後到了浙江紹興。

這是周成年以後第一次回到他的家鄉，所以他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在紹興，他拜訪了他祖父攀龍的百歲堂，而後乘一隻烏篷船沿河而下，到鄉村去看望周家的墓地。所到之處都有親戚迎接和陪同，因為他是周家的長孫。他按照家譜詢問周家他這一族支人的生活情況。按照習俗，他向祖宗鞠了三個躬（沒有叩頭）。由於戰時的限製，他沒能去他的出生地淮安。3月29日晚，他在紹興同姑表兄弟等在一個銀行經理家裏吃飯，飯後他們縱情於家鄉的傳統遊戲—他給他們題字寫詩。

這件小事給了我們一個洞察周的心理的極好機會，因為它顯示了他是怎樣利用這麽幾天的時間促使這些陌生人改變他們的生活道路，變得民主和平等一些，與此同時又為他這個重新組合的家庭得以團聚而心滿意足。在這個家庭裏，他的親戚們大都滿足於他們作為特權階層所起的半封建作用。周本能地，或在一定程度上憑經驗知道，他想把親戚們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企圖，將不會得到什麽反應。他在浙江的返鄉隻不過是一次懷舊旅行罷了。在他的一生中，雖然他從不讓他家庭的牽涉危及他所從事的黨的事業，但他還是有能力處理好二者的關係的。

1939年夏，周經曆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創傷，這個創傷不是來自於日本人或國民黨，而是由他的一個共產黨同誌造成的。有一種說法是，周來找毛，毛有別的事要做，不願那天晚上去中央黨校講馬克思主義。毛讓周代他去，並讓他的夫人江青陪同。

在去黨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馬，跑在了前麵。當他們來到一片玉米地時，田邊的小路非常窄，隻能通過一匹馬。突然，江青勒住了馬。這樣，緊隨其後的周，要麽撞上她，要麽踐踏莊稼，要麽也突然勒馬。於是周就緊緊勒住了馬韁，馬的前蹄騰空而起，周摔下馬來，為保護頭部，他伸出右手，於是右臂在地上折斷了。

肘部凸出的骨頭清晰可見，鮮血噴湧而出。江青卻裝作什麽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

江青傷害周是否有預謀，一直不為人知。在打倒江青和粉碎“四人幫”的前前後後，這個故事才流傳開了。這更像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雖然它很不尋常。

周被抬到了學校，他躺在那裏渾身冒冷汗，臉色蒼白，血滲透了他的衣服。自願來根據地的印度醫生巴蘇大夫給他進行了治療。他的右胳膊打了好多天的夾板，但一直沒長好，不能伸直，而且斷續地疼痛和不適迫使他在以後的生活中盡可能少用它。

毛決定送周去莫斯科，在那裏他將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治療。毫無疑問，這裏麵可能還有別的政治上的原因。另一個推論是共產黨很有必要了解歐洲局勢的進展情況。那裏，斯大林已經和希特勒簽了協定，戰爭已在西歐爆發。此時蘇聯正在和侵占東西伯利亞和中國北部的日本磋商休戰協議。

接受了統一戰線思想的蔣介石，派他的私人飛機送周到蘭州。蔣作為公認的中華民族抗日領導人和莫斯科關係密切。周帶著夫人和養女一同前往。

毛利用這個機會把現在已不需要的德國軍事顧問李德送回了歐洲。由於天氣不好，整個航程用了3個星期。在莫斯科，周代表毛對李德在30年代所犯的“錯誤”提出起訴。毛要把李德從第三國際驅逐出去，按李德的說法，“如果可能的話，就殺掉”。結果李德得到允許，退休回到德國老家。

關於周從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在莫斯科度過的6個月很少有記載。據一位同事告訴我們，周在第三國際發言時說，中國政治的現實性必須認清，農村是革命力量的中心。“第三國際一些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同誌對此卻感到驚訝，並表示不讚成。”春天，周這位獨特的遊客，身穿一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國，帶回了一架放映機和5部電影膠片（包括《列寧在十月》和《高爾基的青年時代》等）。他們在延安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放映。周和毛坐在一起討論這5部電影。隨著電影的進行，他把俄語譯成漢語，並即興講解。他自己操作放映機，是想讓人們知道他的手臂好多了，但實際上很顯然沒有痊愈。盡管他經常按摩，但還是感覺寫字困難，時常隱隱作痛。

不久，周又去向外國人簡要地作了共產黨人對40年代中期的戰爭局勢看法的報告。戰爭陷入了僵持階段，日軍占領了少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地區，中國沒有能力將他們趕走。周告訴美聯社的傑拉爾德·薩姆森，戰後還將繼續同國民黨合作。他特別支持毛的關於遊擊戰的理論，他說這個理論“最適應現在的國家經濟狀況”。遊擊戰能嚴重地破壞日軍的通信線路，“使他們必須為此在占領區駐紮大批軍隊，花費大量資金”。在認定常規戰和遊擊戰具有同等效力之後，周最後承認了毛所強調的遊擊戰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