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陷阱（1936~1940）
出乎人們的意料，周的死敵、曾經幾次差點抓到周、並且懸賞8萬元要周的頭的蔣介石，今天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這一不尋常的捉拿上司蔣委員長的兵變是中國東北軍在少帥張學良的領導下執行的。當時蔣正在西安視察他們的總部。蔣希望在打敗共產黨之後再對付日本人，所以他威嚇張學良說如果東北軍不消滅以延安為根據地的紅軍，那麽他就把東北軍調往南方的福建省，然後從別處調派忠實的部隊來親自幹這件事，但少帥認為抵抗日本人，共產黨是必不可少的。
1936年12月12日拂曉，東北軍包圍了蔣介石在西安下榻的曆史上聞名的“華清池”。蔣聞聲從**跳起，急忙爬出窗外，把假牙都落在了洗漱間，還丟了一隻拖鞋。但是，他最後還是被捉住了。少帥不像他的那些性急的軍官，他從未想過要害他的上司，現在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與周的秘密會晤後希望蔣介石能夠抗日。怎麽處理這個網中的老虎呢？少帥便請周恩來幫忙來出主意。
收到張的電報，周和毛非常激動。人們的第一個直覺便是，這個中國革命的大敵肯定要被處死，或者起碼讓他站到法庭上，而共產黨則可從中得到巨大的宣傳效益。但周提醒他的同誌們不要抱過多的希望，“我們單方麵還不能決定怎麽辦，”他說，“還要考慮少帥的態度。”
盡管紅軍戰士用整個上午時間把跑道上的雪清掃了，但少帥派到去保安接周的飛機還是不能著陸。這樣周不得不到延安上飛機。後來，他的隨行人員寫到，從保安到延安，迎著風雪向南行走了50英裏，一路上周敦促他的隨行人員緊緊跟上。另有報道說，周穿著灰色的棉軍服，留著長長的胡子，騎著一匹棗紅色的馬，他後麵的18個隨行人都騎著蒙古馬。走了一半路後，他們打算在窯洞裏過夜。當警衛員拿出一件新棉大衣給他披上時，周生氣地說：“不要把我當成一個老人。”
一到延安，少帥的專機便載著他們在一個小時之內飛抵西安。周就住在張學良的住地。由於得到張學良的信任，周實際上成了蔣介石的主宰者，掌握著他的命運，因此他的責任是重大的。隻要他說句話，這個曾經殺害過成千上萬共產黨人，幾次竭力捉捕周本人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將會反過來被處死。忠實於委員長的國民黨軍隊正在逼近。時間是如此緊迫，怎麽辦呢？
一些同誌要求處死蔣，許多東北軍官也這樣想，而周的想法是可以開設一個進行教育的、具有政治性的法庭。但是，周很快又作了一些具體考慮。他和他的同事們對蔣深惡痛絕，他們痛恨國民黨為與日本謀求和平而公然向共產黨開槍。還有，從蘇聯這個角度考慮：周和他的朋友們在中國隻占少數，所以還要依靠克裏姆林宮的支持。蘇聯的態度是，一切服從建立抗擊日本的中國國內聯合，委員長是其中的一個角色。周不能不考慮這些。
所以周在讚揚少帥的勇敢精神的同時，指出了處理這件事以和平解決為好。他勸東北軍的軍官們利用這一機會迫使蔣接受與紅軍合作抗擊日本的條件。處死他不但製止不了內戰，反而會使戰事擴大，進而幫助日本。所以，應把他爭取過來，結成統一戰線。
少帥顯然是要蘇聯支持他的行動。周恩來用蘇聯關於中國聯盟的思想來開導少帥，但他突然反建議要在西安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以製約國民黨。然而，最後周還是勸服了他在達成抗日協議後放掉蔣。接著，周又用他的觀點說服了東北軍的軍官們。其中有一次談話長達6小時。
不久，國民黨全權代表趕到了，周花了大量時間試圖使他相信共產黨的條件。聖誕節前夕，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毅然飛到西安。“你怎麽來了？”蔣問她，“你知道，這裏是一個死亡的陷阱。”但她並沒因此而喪失勇氣。
周誠懇地和國民黨領導人商討了6個問題，包括停止內戰、撤兵至潼關外、改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人員、釋放政治犯，以及保證共產黨的行動自由等。後來，他們終於同意了這些要求。他們對這位38歲就顯露出不凡才華的共產黨的外交官表示出敬意。蔣最親密的顧問端納後來指出：“實際上，是周恩來在西安發生的劫持中使委員長免受傷害。”也正是由於周對東北軍的好戰的批評壓抑了他們對他的敬仰，“周的和藹全是假的，”有人評論道，“他很狡猾，能裝出這般可敬的態度。”然而，他的聲譽卻是無法詆毀的。
周在沒有見到他的大敵前就已獲得了這一切。實際上，他是在西安談判了一個星期以後，在聖誕節前夕才見到蔣介石的。會晤是在深夜進行的，隻有他們兩個人單獨交談，以後他倆誰也沒有提及此事。周的一位同誌後來說，蔣開始以為周會使自己送命。在蔣介石對西安事件的說明中，他也從未提到同周講過話。不過一個英國記者報道說，他們曾有三次秘密會談，而美國人則說有兩次。據說蔣存心用極端無禮的態度對待周。
關於這次曆史性會晤的開場白，有很多說法。
“蔣先生，看到你身體很好我很高興。”這是一種。
“蔣先生，我是你的學生，隻要我們和日本人作戰，你說什麽我們都能接受。”這是周自己的說法，是由一位東北軍軍官傳出的。
然而，另一種說法是，少帥這樣向蔣“介紹”周，說他的前部下要求見他，於是周走上前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按照黃埔軍校的習慣，周是把蔣稱做“校長”進行談話的。
最體麵的開場白是：“主席先生，我是為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而來的。”
不管話是怎麽說的，身心很虛弱並因被捕而受驚嚇的蔣介石，看到他的前政治助手—一個他曾想從中國曆史上使之消失的人進來的時候，他的臉色由於不安而變得蒼白。共產黨人來西安是要處決他嗎？他非常虛偽地說：“我們打仗的時候，我時常想到你。我記得北伐的時候你也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我們能再一次在一起工作。”
周懇求蔣順應曆史的潮流，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領袖，幫助其他中國人抗擊日本的侵略。他列舉了很多事例，說明共產黨為了整個民族的事業正在放棄自己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呼籲國民黨也同樣地愛國，並進行和解。周的戰術是對這個強大的傑出的對手流露出尊敬和謙恭（忍住他的真實情感，就像他在南開學校的舞台上一樣），避免脅迫，以便以後達成具體協議時更容易一些。蔣以平時的說話方式談了結束內戰的理想，周認為這是一項君子協議，還可以在以後的會議上使之再具體一些。
據說緊張氣氛稍有緩解後，周便談起了關於委員長的家庭情況。他說蔣的兒子蔣經國（台灣“中華民國”總統），在蘇聯受訓期間享受了良好的待遇，這正好抓住了委員長不自覺流露出的但又幾乎感覺不到的對兒子的失落感。周答應盡力使他們團聚。
但是，周耐心建造的外交大廈傾倒了。他想多扣留蔣幾天，為國共兩黨的協議提供具體的保證。但是，他認真告誡委員長絕不會傷害他並有條件地釋放他，這一點是成功的。聖誕節那天，僅在周與蔣會晤幾小時以後，少帥便陪著蔣介石—這個他一直敬佩的人，以及他的妻子和顧問前往機場飛赴南京。陷阱過早地打開了，對手不僅身心毫無損傷地回到了他的首府，而且擺脫了任何個人契約的束縛。周在釋放蔣之前沒有接到通知，隻是在最後他才火速趕到機場，但是已經太遲了，他沒能阻止飛機起飛。
少帥，急速登上飛機，加入了曾經是他的俘虜的行列中。從此，他再也沒露過麵。這樣，蔣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家中，並宣告逮捕他的人犯有叛逆罪，把少帥軟禁了起來—開始是在大陸，後來是在台灣，他就這樣在度過自己的餘生。
這時，周已經給毛發了一封充滿希望的電報：
蔣介石病了。我見到他時，他表示要停止剿共，與紅軍聯合抗日。……從發生的情況看，蔣的態度確實有了改變。他真心授權給宋子文（銀行家，蔣夫人的兄弟、蔣的主要助手），宋也下決心要抗日。當他要離開時，蔣說：“從現在起，我再也不剿共了。”
這是毛和周的又一次配合，毛在延安運籌帷幄，而周則在外麵進行談判。他們的一位同事說：“毛澤東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意圖都告訴周恩來，而周則在外邊根據實際情況把它們轉變成行動。”
不久，周發了另一封電報安慰毛，“蔣有自命不凡的虛榮心，或許不會食言”。這位同事補充說，“這是周又一次錯誤的估計”。
在共產黨、國民黨、東北軍這複雜的三角關係中，停止內戰及抗日統一戰線能得到挽救嗎？周聽說少帥被禁，便向南京發電提出抗議。但是，東北軍的軍官們卻憤怒了，他們有50多人威脅說要殺周，因為他使他們失去了少帥。周使出全身的解數平息了他們的怒火。他問：“你們不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西班牙，是嗎？”
周得到了苗（譯音）的幫助。苗是一個高大的滿族人，嗓門大大的，並常常抱有極端的見解，他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擁護國民黨。他請教周的意見，是為了把少帥救出來。
周回答：“不是我不想幫這個忙，而是最後決策我說了不算。另外，少帥僅僅是一個人，我們還有整個民族需要考慮。”
苗譴責周為他的革命把少帥當成了犧牲品。
“不，苗兄，不是我的革命，是為了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了正在流血犧牲的千千萬萬個我們的同胞。你在少帥的舒適的司令部裏待得太久了。你還沒有親自到川西、陝北，以及那麽多無法生活的地方走走，你還沒有看見我們的大多數人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祖祖輩輩都過著非人的生活啊！”
苗堅持說周對少帥沒有感情。“我曾聽說共產黨人從不為自己同誌的死而落淚。”
“不！”周回答，“我們從不為悲哀落淚，我們隻有憤怒的淚，這是絕對不同的，我們正在為人民而戰，感傷是沒有用的。我們的革命經驗是我們的同誌用生命換來的，我們的政策是用鮮血寫成的，靠幾滴傷感的淚水是不行的。”
“你太頑固了！”苗罵道。
不久，關於統一戰線的談判有了進展。這對周和他的職業自尊心來說真是太幸運了。2月中，一項有關國共合作的新的協議書送到了南京。很明顯，委員長感覺到要對在西安為獲釋而討論過的條件盡點義務。共產黨願放棄極端的土地改革來換取共同抗日。
一個國民黨密使帶著停戰條件的修改件走進了周的辦公室。這人正是周的良師益友，在南開中學與周同桌的吳—大個子東北人。在那相處的4年中，他常常保護周，使他不受欺侮。後來在日本留學時，他又給過周一些幫助。從那以後的17年，他們分道揚鑣了。吳晉升為國民黨政府的官員。
第一次握手是不自然的，接下來便是一陣難堪的沉默。雙方都不清楚老關係是否還能再恢複。
“好多年了。”周開始試探說。
“是啊，我們都老了。”
“是的。”
他們悲痛地意識到南開中學幫的6個“結拜兄弟”已有3個死去了。
周試圖找出下一個話題：“你夫人好嗎？”
“還好。”
“有孩子嗎？”
“隻有一個。”
“還是那個夫人嗎？”雖然在問這話的時候周的眼裏閃動著幽默的眼神，但他馬上意識到在共產黨指責國民黨生活腐化的情況下，這樣問是不合適的。吳冷冷地擺弄著手裏的東西。很快那16年在兩人之間又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有一張照片永久地記錄了周勝利返回延安機場的偉大時刻。照片中，周的身邊站著毛和其他紅軍領導，周主人般地倚靠著雙翼飛機，手漫不經心地插在他的棉飛行服裏。他頭戴白色飛行帽，遮風鏡在前額上掀起—一副獵手滿載而歸的樣子。
周準備先去南京幾個星期，然後再進行另一輪談判。在一個刮風的陰天，周在勞山的路上遭到了伏擊。幾名黨員犧牲了，也許是因為他口袋裏有一張周的名片，這些神秘的狙擊兵實際是搶劫東西的土匪。
不久，周到了南京，立刻處在國際新聞界的包圍之中，他體驗到了一種新的外交特使的生活，並且他也能夠去拜訪他的老教授張伯苓。“老師，”據推測他當時是這樣說的，“你還願意把我當成一名學生帶回去嗎？”實際上他並不是真正想跟他去。但張卻不明智地向他的朋友們說了大話，說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說服周離開共產黨。
周告訴一個記者：“蔣介石手下的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主要在南京政府內部……國共合作和停止十年內戰計劃的成功，要靠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中國人民、中國的士兵，以及南京的自由主義者要求在日本人侵占我國領土的時候，結束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局麵。”
1937年6月，當海倫·斯諾在延安采訪周的時候，周說共產黨已經放緩了它的大目標，隻需要一個可以包括地主、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及工人和農民而沒有賣國賊的國家民主體係……我們要在中國各階級中開展一場大的民主運動……為的是抗擊日本的侵略戰爭。既然國民黨打算執行孫中山的三項原則—民族、民權、民生—共產黨就準備全力支持它。
在這個闡述中，周是誠心實意的嗎？國民黨的許多評論家把他說成是微笑著站在沉思的毛與外部世界中間的人，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毛同樣有著令人吃驚的觀點，用來向國外采訪者解釋和蔣介石結成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毫無疑問，周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活動家，他那真誠的主張是那樣具有說服力，使他贏得了眾多的與共產黨毫無關係的中國人的同情和信任。
在他的早年，比如在他負責共產黨的中央特委和處理叛徒時，他的表現遠遠不是溫和，而是毫不留情。
史料表明在李立三和王明的勢力強大的時候，周有時是一個支持者，有時也反對他們的錯誤主張。到了1937年他開始變得穩健、中庸，特別是在他代表共產黨的利益執行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任務的過程中。
6月，蔣介石派他的私人飛機把周接到廬山—當時中國的避暑勝地，同他和他的部長們一起議事。在這裏他們討論了共產黨在立法機關的代表席位問題。但是，討論於7月7日被打斷了，因為在北京附近的盧溝橋，中日之間發生了衝突。因此，統一戰線在周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種願望，而是中國人民向他們的領袖提出的一個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了。
周返回延安同毛和其他同誌緊急磋商，然後回到廬山去見委員長，發現他正準備接受幾個月前他拒絕的政治協議。在一係列闡述中，蔣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陝西紅色根據地的作用。
周起草了充滿不可理解的民族主義精神的統一戰線宣言，提出“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韌不拔地努力奮鬥。”
共產黨保證，在農村停止沒收土地，撤銷農村的社會主義運動。對一些意識形態舉動，比如國民黨方麵對工會活動者的逮捕、共產黨方麵的撕毀地契等，為了團結一致對外，都會暫時停止下來。
8月，日軍攻占上海以後，周給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帶來了一項提議，其內容包括讓共產黨和紅軍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周解釋說，在他和蔣的這筆交易中，紅軍將編入國軍但不是加入，隻是聽從南京方麵的作戰行動安排，從南京方麵獲取武器和其他裝備，但不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部分。毛堅持認為紅軍要保留全部自主權。
周說，如果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表現積極，那麽它在中國的政治形象便會樹立起來，它應信守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在任何情況下，獨立都是相對的，可以解釋為以多種巧妙的方式與國民黨達成基本協議。
在長征快結束時鬧分裂的張國燾，現在又重新回到了陝北根據地。由於總是處於這種僵局之中，洛甫便提出進行妥協。周說，現在是我們黨表現愛國主義精神，同國民黨並肩作戰而不是相互對戰的時候，這樣要比退回遊擊戰，給人一種共產黨軟弱的印象要強得多。妥協是為了參加到反抗日本的整體戰之中。
毛不相信任何經過渲染的事情。當蔣提出要紅軍到山西前線和日軍作戰時，毛一直推托他的供給沒有準備好，改編還沒完成……甚至當紅軍開到山西前線時，也沒有立即投入戰鬥，以防萬一在某次戰役中被全殲。因此，3個師的兵力被分散在山西幾個不同的地方。
9月初，周到山西抗日前線，同閻錫山協調與紅軍協同抗日問題，並取得了成果。9月末，在平型關戰役中，由林彪將軍指揮打的勝仗，是得到了周的後勤部隊的大力幫助而取得的。這是中國軍隊抗擊日本的第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侵略者再不會在山區輕易地遭到伏擊，但這次大捷卻使共產黨在國民黨的中國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周的夫人在紅軍總部組織了慶祝活動，歌頌慶賀長征以來的偉大勝利。
10月下旬，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再一次見到周的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情緒激動地說：“在太原我見到的所有人當中，很顯然他是最現實的、最聰明的、最有能力的。他英俊瀟灑，博學多才。”她把周同世界著名的賈瓦哈拉·尼赫魯相提並論。“他站立筆直，說話時看著對方的眼睛，語調坦誠，他知識淵博，想象力豐富，判斷問題一針見血……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類似引進現代醫療設施這類有價值措施的話，那麽簽署命令並將這項措施貫徹下去的一定是周恩來。”一些國民黨人想把他從共產黨這裏爭取過去，“他們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他從不在意個人的安逸、財富和勢力”。後來她要教共產黨的領導人跳舞，當教到周時，他“像在解一道數學題”。他想照顧到自己的四周，不輕意地讓身體隨意擺動，當然他有一種天生的節奏感。
大敵當前，在山西的群眾大會上，周發表講話說如果打敗了日本，他們將更加民主。這樣的話使他贏得了地方軍閥的支持。英國記者詹姆斯·伯特倫是這樣描寫周的：他身著平紋“中山裝”，留著短發和短須，好像是“D.H.勞倫斯的自畫像，充滿著活力，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伯特倫心想，“如果他不是一位革命者的話，那麽他一定會是一位藝術家。”他渾身充滿生氣，舉止輕快。他熟練地運用著他的各種手勢，毫不費力地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時常還夾著幾個法語單詞。
當記者就戰爭問題向他提問時，周回答說：“即使日本人能夠占領整個中國，它也沒有那麽多的軍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算術題。在中國北部有300多座城市，即使他們在每個城市中駐上一個連，他們也絕對控製不了整座城。這樣對我們來說可就太好了—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地分別消滅他們。”
但是不久，裝備精良的日軍擊敗了中國的正規部隊。11月中旬，周參加了太原的大撤退並且險些喪命。在敵人攻占這座城市前的最後一個夜晚，紅軍試圖將4輛卡車也帶走，但汾河大橋上擠滿了逃難的人。所以，他們不得不丟棄卡車，帶上能帶的東西步行。走了一段路，領導們發現周和其他一些高級官員走丟了。後來人們在混亂中找到了他，當他們到達最近的一個村莊時，第一批敵機已開始轟炸那座城市和那座大橋了。
不久，周帶著“特使”的任務又回到了南京。那時估計日軍要進攻，這個城市正在疏散撤退。他安排美國海軍武官埃文斯·卡爾森少校去參觀紅色根據地。“那天，當人們都急於從南京乘飛機撤往武漢時，”埃德加·斯諾寫道，“周通過紅色地下交通站，穿過日軍防線，把這個美國人送到了遊擊隊的轄地。”
1937年年末，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是個受蘇聯教育的知識分子。一天，周正在和張國燾交談，他們聽到了飛機的嗡嗡聲，以為是日軍的轟炸機。可是飛機卻降落在了延安機場，他們便跑出去看。周不知道來人是王明。王很自傲，不僅因為自己是斯大林的人，而且還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自詡。所以他在中央委員會上與周大聲爭吵。兩三年前曾經在莫斯科詳細解釋統一戰線的他，現在還想順著被周拋出來的統一戰線的潮流繼續下去。但毛發現王說得太過分了，對國民黨的讓步也太多。不久，毛在黨的會議上批評了王。過不多久，毛要送一封純屬私人的信給蔣介石，毛選擇了周做信使而沒有選擇王。從此以後，周長期從事了統一戰線的工作。
現在毛知道，他從周這裏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周手下工作的詩人郭沫若說：“他處理問題的速度像閃電一般，極為迅速。”
在共產黨內流傳著這樣一個關於周的外交手腕的事。廖承誌是周的一個年輕的密友，由於某種原因，廖被張國燾逮捕並被看管起來。像張這樣的人，把部隊控製得隻忠實於自己，並用自己在黨中央的地位來做後盾，幾乎像一個獨立的軍閥，沒有法律準則可以阻止他的專橫行為。鑒於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提到中央委員會，周便尋找時機來營救他的朋友。紅軍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廖，好長時間沒見麵，周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見有張的衛兵在監視，周什麽也沒說，臉上的表情也沒有變。不久以後的一天晚上，當張國燾去紅軍總部時，周派他的副官將廖帶來—這是他能夠“使用權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