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未來的締造者（1921~1924）
蕭瑜在武漢留下—他在武漢有些事要辦，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個秘密地點去開會。中國的激進分子試圖建立政治組織的企圖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軍閥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為它由西方列強統治，中國的拘捕令在這裏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國巡捕發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海一個馬克思主義先驅家的臥室裏舉行的，這間房子隻夠坐參加會議的15個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裏。女校當時是空的，隻有一個廚師每天為他們做飯，兼放哨。他們在晚上8點鍾開始開會。
他們連續花了3個晚上討論新創建的黨的基礎和黨章。但第4天晚飯後，當他們準備照常開會時，突然進來一個穿長衫的人，假裝說是找錯了門。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警惕地說，這一定是密探，我們必須馬上轉移，換個地方開會。於是，他們都分散走了。他們剛走，一隊15名法國巡捕和武裝警察就來搜查房子，但撲了個空。
毛回到住處，發現他的朋友蕭瑜已辦完武漢的事，到上海來了。毛告訴蕭，他們決定在上海外邊的旅遊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繼續開會，以擺脫警察的追蹤。蕭同意單獨活動。毛已被指定為大會起草報告兩個人中間的一個，但這並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對決定這次大會的主題並沒有起多大作用。毛在這時幾乎還沒有讀過列寧的任何重要著作，新黨的領袖陳獨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個地方民族主義者。他在長沙為共產黨和青年團吸收的成員幾乎都是他的同學、學生、前任老師、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無產階級或農民還沒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聯係。但他的派係的核心成員都來自這些私人關係，也正是他們最後統治了整個中國。
出席這次成立大會的其他一些代表記下了他們對毛的印象。張國燾，後來成為毛的政治對手，把毛描繪為“一位較活躍的白麵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很少。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另一個早期共產黨同誌寫道：“他給了我一個奇異的印象。我從他身上發現了鄉村青年的質樸—他穿著一雙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灘上，這樣的人是很難發現的。但我也在他身上發現了名士派的氣味。
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條大船，買了食物和酒，在集體遊湖的名義下躲開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黨大會的工作。借著傍晚度假人多、後來又下雨的掩護，他們的會議一直持續到晚上11點。會後毛回到他的湖邊住所，發現蕭瑜已在蚊帳裏睡著了。
毛搖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訴他：“我們在船上談得無拘無束，你沒去，真可惜。”
他們一直談到天快亮。他們後來再也沒有見過麵。此後毛和蕭不得不通過書信保持他們的友誼，但他們的政治觀點仍有分歧。
後來，蕭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認為毛是這樣一個人：他費心盡力非常仔細地計劃他所要幹的一切事情，他是一個偉大的陰謀家，一個偉大的組織家。第二，他能夠非常精確地估計他的對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聽眾，使他們著迷。他具有一種說服別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話語所打動。你要是同意他的話，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則，你就是他的敵人。”
之後兩年，毛和妻子、兒子住在長沙，專門組織產業工會，組織罷工。他還讓他的兩個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澤覃還在繼續上學。毛後來很歉疚：“我年輕時，對毛澤覃脾氣很壞，有一次還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隻因為他說共產黨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兩個無政府主義工人領袖(13) 走訪了長沙以東100英裏的安源煤礦。他們三人自稱是“參觀”，下到礦井，觀看了鐵路機廠和其他工廠，這些工廠，既是中資的，又是外資的。礦山通過自己的鐵路為鄰近的一個鐵礦和鐵製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個企業被日本股東奪取。
工廠管理部門有不少外國人，其中包括德國人，他們手持硬木棍專打工人。1.2萬名工人怨聲載道：受工頭敲詐，每天要做工12至15小時，工資很低，且經常拖欠，而食宿、服裝、安全設備以及醫療設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個反應是為工人子弟開辦學校，後來又為工人開辦夜校，這都由李立三負責，李就是那個對毛當學生時貼出的尋友廣告半心半意的青年。他剛從法國回來，命定成為與毛爭奪共產黨領導權的一個對手。
毛1921年搬了家，從船山學社搬到小吳門外清水塘。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個當鋪老板修建的。這所房子也作為湖南省委的機關，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會上擔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書記(14) 。
湖南的共產黨成立後，就使用了文化書社的經費。毛發行股票，建立了棉織廠，以便為黨提供一部分資金，但由於棉織廠難以同外國廠家競爭，一年後不得不賣了。毛的嶽母也給黨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裏，毛發動了一場長期的反對長沙暴君趙督軍(15) 的運動。趙督軍在雪天將兩個無政府主義領袖（即黃愛、龐人銓）殺害了，毛組織了一個抗議罷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爭取對反趙鬥爭的更大支持，同時準備參加在杭州舉行的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我本想參加，”毛後來說，“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沒能出席。即使說共產黨的活動必須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這件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插曲。有報告說毛確實見到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以很難想象毛不會從他那裏了解到“二大”開會的地點。可以推測說，毛在黨內的同誌正被其他方麵的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因而決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趙運動。也許是他們不讓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於氣憤抵製了這次大會。
然而，毛確實遵循共產黨1922年下半年製定的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的政策。國民黨因為俄國人宣布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不同於西方列強）而對蘇俄有好感，孫逸仙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幻想破滅了。毛參加了國民黨，並開始在湖南對它進行改組，要把它改造為一個有嚴格紀律的地下黨。國民黨具有發展為激進政黨的潛力，它的黨員人數也比共產黨多得多。
在9月初，毛又一次來到安源煤礦。按照他的共產黨傳記作者的話說，他認為罷工的時機已經成熟。劉少奇被任命為罷工的領導人。劉少奇是毛的湖南同鄉，剛剛從俄國受訓回來，將成為毛的黨內同事，後又成為對手。毛一定是從劉那裏獲得了對蘇聯的最初的具體了解。他們在毛的清水塘家裏舉行過多次會議。
經過一些動搖和猶豫後，安源煤礦工人在9月中旬終於舉行了大罷工。毛為他們寫了罷工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罷工第15天，廠方屈服，答應了他們的一切要求。罷工勝利後，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轉過來又組織了一個合作社，由毛管理。幾年以後，當毛離開中心城市去農村打遊擊時，安源煤礦工人為他提供了許多戰士，煤礦的組織幫助他傳遞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保持聯係。
兩個工人後來回憶起毛在這次罷工時的情形說，毛穿一雙草鞋，褲子挽到膝蓋上麵，就像剛剛放工回來。他們經常看見毛穿一件破爛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塊T形補丁。和工人一樣蹲著吃飯，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夾菜，毫不在乎。另一個礦工評論說，盡管當時工人運動處於低潮，毛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他完全從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許多人都這樣評價毛在危機時的態度。
毛幫助取得的另一個工人運動勝利是9月的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原因是一樣的：工資低，又常常拖欠，監工打罵處罰工人，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於準備充分，罷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車像死蛇一樣，躺在軌道上一動不動”。
不久政府調軍隊和工賊鎮壓罷工，工人們和他們的家屬在軍隊的刺刀下躺在鐵道邊上不讓貨車通過。在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傷，後有6人重傷致死，“有的人頭被劈開，有的人手足被砍斷，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殺更堅強了其他地段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決心，毛通電全國說：“雖日之於韓，英之於印，亦不過如是殘酷……”最後政府不得不讓步。
同時毛在長沙親自領導了4，000名泥瓦工與木工進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營業自由。罷工堅持了近3個禮拜，成為長沙城第一次取得勝利的罷工。毛幫助這些沒有組織的個人手藝人組織工會，並通過報紙反映他們的狀況，後來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請願時，毛又走到他們中間。
毛從人叢中跳到市政廳外的大圓花壇上，向工人說道：“我們泥木工人為了工錢少了不能過日子，才請求政府增加點工資……”他時不時吹起哨子，指揮工人喊口號。當官的發現他是領頭的，便來捉他，他從幾棵樹間穿過去，跑到工人隊伍中間去了。
市政府當局同意開會討論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狀況。
“先生貴姓？是不是工人？”一個當官的對他頭頭是道的講話感到驚訝。
毛回答道：“先生要問我的資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審查履曆，最好改日再談。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資格，要求政府解決工資問題。 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讓步。
在此事後毛又幫助鉛印工和人力車夫進行罷工。毛還兼任過鉛印機師和鉛印工人工會聯合會的秘書，同時還在人力車夫夜校教課。與此同時，毛失去了長沙第一師範附小校長的職位，表麵看來是因為他組織工人運動而無法把很多時間用在學校管理上，但也還有政治原因。這時反共活動正在進行，新任督軍比他的前任更不寬容。但毛不想失去對教育的興趣，他已在去年幫助成立了長沙自修大學（他讓弟弟在這個學校學習）。1922年底他又協助興辦美國支持的群眾教育運動。毛沒有薪水後，他的嶽母就在經濟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許多工會組織在湖南開會，成立全省工團聯合會，毛被選為總幹事。擔任這一職務後，毛就同眾人痛恨的趙督軍進行了麵對麵的鬥爭。長沙罷工浪潮之後，趙督軍散布說罷工隻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過激分子的滋事騷擾，揚言今後要采取強硬措施鎮壓工人。
趙的威脅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們的代表發生了動搖，毛決定與督軍正麵交鋒。在討論人們的集會權時，毛引用英國和法國的法律條文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人民“如無直接違犯法律之行為，實不應幹涉”。
後來有人問趙督軍，當時毛處於他的控製之下，為何不加以殺害？趙回答說：“我沒有想到他會變得如此可怕。”
但趙督軍並沒有忘記毛，1923年4月他發布通緝令，逮捕毛。毛暗中對各個組織的接任者交代了有關工作，了結了在城裏的事務後才離開長沙去上海，在上海他開始在共產黨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著他過這種流浪生活，大約在同時，他的第二個兒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廣州參加1923年6月底召開的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同誌們都對年初北方和中部軍閥屠殺罷工工人感到沮喪。黨的領袖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作出結論，認為共產黨依靠幼弱的無產階級不能取得勝利，需要有強大的同盟者—孫逸仙的國民黨就是顯而易見的同盟者。
陳提出，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以國民黨的身份領導工農，以發展成為國民黨中強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對這一主張，指出就湖南而言，產業工人的數量非常少，而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數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穀的是農民。如果農民能像湖南的煤礦工人一樣組織起來，如果共產黨能像國民黨那樣花大力氣做農民的工作，他們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馬林和陳不讚同毛對農民所抱的熱情，而毛可能覺得國民黨對農民問題的理解比他的共產黨同伴更深。
陳的加入國民黨的主張也遭到了張國燾的反對，他一直在組織黨的工會工作。他提出了一個修正案，宣布在與國民黨合作問題上工人運動和工會應獨立地作出自己的決定。
就張的修正方案進行了表決，8票讚成8票反對，陳作為主席否決了這一方案。那些反對的人現在都被邀請表明他們的立場。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以輕鬆的語調表示接受大會多數的決定。即是說毛拆了張的台。實際上看起來毛隻是服從委員會的一般規定。當時毛被選入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之間處理黨的事務並對黨的各個下級委員會下達指示。這年下半年毛代替張成為組織部部長，可能就是從這時起就開始了毛與張的個人鬥爭。不論有關毛在“三大”上投票表決的記錄如何錯綜複雜，但有一點沒有疑問，即毛對貫徹實施他所說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決定”持積極態度。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決定”就是“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這是毛的話(16) 。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來到上海，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猛烈抨擊北洋軍閥—他們當時控製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恥地屈從西方和日本的經濟要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是最凶惡的劊子手。”在談到煙稅問題時，毛評論說：“中國政府的‘閣議’，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個屁都是好的‘香氣’，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再請四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賬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毛特別把憤怒發泄到英國頭上，“難道國民忙於收還旅大運動就忘了收還威海衛運動？還是國民隻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國；隻知日本帝國主義是侵略中國的，不知英國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是比日本帝國主義更要厲害的？
但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廣州，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會的兩個地位很高的共產黨員。張國燾後來說，李在發言中批評了國民黨，而毛“並不與他采同一的立場，常依據孫先生的說法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
毛清楚地記得在廣州聽孫講話以及與他交談的情景。毛說：“他是一個演說家，一個鼓動家，講起話來雄辯有力，贏得了一片掌聲—他不容別人與他爭論，或提出他們自己的觀點。實際上他的話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講民主。”在40年後的同一次談話中，毛還談起了他的湖南同鄉給這個廣州籍領導人取綽號的趣事，稱孫逸仙為大廣孫或大嘴孫。
一個國民黨代表還記得一個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後喊叫著要主持人讓他發言，說：“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刻會表決！”“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麵皮發青，態度倔強，一股蠻勁，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一點沒有君子風度，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後來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澤東。
在廣州，毛當選國民黨的高級職務，所以後來他回到上海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在後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衛（汪後來成為總理）和胡漢民，這兩個人是國民黨的左翼領導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書”。他的大多數同事也認為毛同國民黨合作熱情太高。
在毛正開展與國民黨的聯係時，共產黨於1924年5月在上海召開了一次重要的黨中央會議。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況下，會議重申要堅持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獨立作用，要放鬆與國民黨的聯係。但毛仍堅持認為統一戰線是共產黨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憶說：“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這是誇大的說法。
為兩個主人服務實在是太緊張了。1924年的剩餘時間，毛又一次沒有活動，他說“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養”。無疑，他對國民黨領導人對他的指責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產黨同事的汙辱那就困難得多，特別是這時他失去了他們當中同情他的李大釗的支持，因為李當時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後這種壓力變得難以承受，特別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最蔑視他的批評者張國燾被釋放，重新進入政治爭吵。毛在這段時期繼續強調團結農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問題和鮑羅廷商量過。鮑羅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國“專家”之一。
他的不得誌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時的村子韶山。在家裏他過了31歲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兩個兒子簇擁著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著似乎已走到盡頭的政治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