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965~1966）
毛用來反對黨內保守派的直接口實是北京市副市長彭真保舉的人—吳晗所寫的戲劇《海瑞罷官》。它是毛所需要的巨大震動的前奏。基於明朝一件小事寫就的這個劇本，事實上很少暗含著對1959年彭德懷事件的評論。其主調可以從其中的一段台詞裏得到評判。那是一位大臣—海瑞（即彭德懷）說給皇帝（即毛）聽的：
“……你前些年倒還做些好事。這些年呢……你的心迷惑了。過於苛斷，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天下的人不滿意你已經很久了，內外大小官員誰都知道。”(15)
中國讀者不會不去類推。
後來，毛在北京向朋友們解釋，他“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江青抱怨右傾分子通過秘密打入其組織的代理人密切注視著這一事件的進程。
“無論我走到哪裏，他們都尾隨著；他們安裝了竊聽器，對主席、林副主席、總理和我搞間諜活動……然而文字工作畢竟在上海黨的第一把手柯慶施的幫助下，由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完成了。
1965年11月10日，第一篇文章在上海刊出。但不管怎樣，北京的《人民日報》不予理睬。第二天，彭真讓一位助手給上海掛電話，想找出是誰未征詢他的5人小組的意見便賦予作者這樣的權力。北京的5人小組是負責文化改革運動的機構。張春橋答道：“毛澤東。”彭的助手未發一言便掛斷了電話。12月，就全國範圍內刊印這篇文章的問題，兩個城市之間展開了意識形態之戰。月底，彭真在北京黨的一次會議上問他的一位同事：“吳晗現在怎樣？”
回答是：“吳晗很緊張，他感到批判是有來頭的。”
彭說：“不管有無來頭，我們隻追求真理。實際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11月29日，毛使上述問題進一步激化，他在其盟友林彪控製的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上刊出了那篇文章，並在電台裏進行了廣播。這樣一來北京再無借口可憑，隻得照做。直到彭真仍然可以把吳晗當做替罪羊推出來，讓他向毛投降，從而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權力。但是，他作了支持下級的選擇，這就使這場鬥爭演化為彭與毛之間的抗衡。
毛正在充分利用他的“秘密武器”—他的個性和衛隊，特別是8341部隊。早在夏天，毛就通知該部到農村和工廠去宣傳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杭州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毛向科學和文化領域內的修正主義發起了攻擊。彭真出席了這次會議，此時他是毛的主要對手。毛把注意力集中在幹部、學生和農民之間不斷增大的令人震驚的鴻溝問題上。他說：“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特別是人文學科需要改造。毛點出了吳晗的戲劇，認為它有敵對性。
接著，毛話鋒一轉，以其領袖特有的方式提到了伯翰德·羅素的一個進步，“羅素送給我一本小冊子，可以翻譯出來看一看。羅素現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這個唯心主義者，有點唯物了，這是說的行動”。
這轉而引出了一種對社會折中主義的不尋常的辯護：“一個人要做多方麵的工作，要同各方麵的人接觸，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觸，還要跟右派接觸，不要怕這怕那。我這個人，就是各種人都見過……”
接著，親毛的一位激進者做了極富諂媚特征的插話。而後，毛認為人們應當用更為大眾化的形式寫作。
“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毛抱怨道。
“主席除外。”陳伯達插話。
這次，毛接受了恭維，而在其他場合他通常是迅速地加以反駁的。
毛很不謙虛地讚同道：“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然而，在清黨的問題上，毛依然沒有如願。後來，他回憶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隻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
1965年在家庭的聚會聲中結束。毛的兒子岸青及其妻子探望了這位老人。根據這對青年夫婦回憶，毛“欣然揮筆為我們書寫了”一首詩。
毛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長大了。1966年，在她學業結束時，毛為她題詞，內容是四條建議：
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運的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
1966年一開始，這位姑娘的母親江青便以毛的思想為依靠邁出了進入政治領域的決定性步驟。她與林彪達成協議，主動讓國防部長同享她的文化特長和作為主席的妻子的有利政治條件。林則在軍隊等級的最高峰給江安排了一個職位以示回報。林交給江一個任務，去上海負責召集一次部隊的文藝座談會。
在江青抵滬前，林告訴他的人：“江青同誌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
這預示著毛的妻子生涯中的一個新階段的來臨，她開始被描述成“折射陽光的月亮”。用她自己的話說，至今她依然“作為主席的秘書而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調查國際問題。在文化和教育領域，我算是機動哨兵。就是說，我訂閱一些期刊和報紙，進行仔細檢查，把所有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東西提交給主席……許多年來，這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內容”。1966年以後，她又把這些職責同作為中央委員會常委秘書的職責結合了起來。
林在公開講話中，對毛是千吹捧萬奉迎。他寫道：“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毛不得不違背自己較為理智的評判容忍上述頌揚，因為林實際上是他在黨的高級官員中的唯一同盟者。同時，毛正在宣揚造反的理論，特別是造宣傳部的右傾分子的反。因為他們正在“取締和壓製”左派的工作。2月，毛抱怨：“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同月，他還指出：“愚民對專製君主有利，而讓人民聰明起來則對我們有利。”
然而，政治局在毛缺席的情況下，接受了彭真的決議案，有效地挫鈍了文化革新工作的鋒芒。對此，毛表達了他的強烈不滿。8月，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聲討了北京市委的罪狀，第一次談到了需要一場文化革命。
毛離開杭州後，繼續前往廣州郊外的從化溫泉別墅，一星期後，他經曆了最後一個促使他發動“**”的挫折。一個同情莫斯科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訪問了他。毛告訴他們，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最遲在兩年內”發生。他預計俄國會把美國對中國的進攻作為它占領中國東北的前奏，“結果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軍隊隔長江對峙。”（他的預言並不像40年代那樣準確。）
日本共產黨人請求毛采取積極措施轉運蘇聯援越物資，當時這需要忍受美國人的轟炸。毛極為震驚。他決不會同意運送來自修正主義蘇聯的援助，哪怕它是對第三國的。（中國人繼續援助越南。戰爭結束後他們宣稱，給予越南的支援要比蘇聯人多。）毛的一位助手向他披露，蘇聯人一直在利用中國鐵路向北越運送軍用物資。
毛對於他們忽視如此重大的問題十分氣憤。他當著日本人的麵向助手們大喊：“你們待在北京的人都缺乏判斷力！”由周恩來和日本代表團簽署的涉及中蘇兩國支持北越的聯合行動的公報，在毛的盛怒之下被廢棄了。日本人想就援助越南共產黨人這樣單一的問題在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進行調停的努力失敗了。
毛在日本人麵前對自己的脾氣稍加掩飾後，於同日晚些時候發出一道命令解散原黨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和負責文化改革的小組。他投身到與彭真的全麵對立之中。
現在，“**”正式展開了，它譜寫著毛漫長而功勳卓著的生涯中最驚心動魄的詩篇。毛自己把這場革命描繪為“課堂裏學不到的政治課”，然而這門課把中國導向了“混亂的邊緣”（毛的大多數同僚會說，已越過了邊緣）。為這場革命設計的方法則含有雪恥的因素。
江青對此作了最充分的界定，她說：“我們要考慮的不僅是50天（1966年夏，毛一度被迫離開劉少奇的北京王國）和17年（1949年至1965年，毛的話未得到遵從），而且是19年到30年。這大概是毛在漫長的生涯盡頭，為實現至今仍令他難以著手的所有改造和革新而做出的孤注一擲之舉。
由於認定共產黨自身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和反革命的黨，所以大街上的普通群眾必須與既得利益集團作鬥爭。毛和兩部分人結成聯盟—軍隊和學生—以強力推翻黨。他之所以能依靠軍隊，是因為軍隊忠於他和他的追隨者、當了7年國防部長的林彪；他之所以能依靠學生，是因為青年一代總是激進的並時刻準備剝奪執政的守舊者的權力，而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
“**”在三級展開。一級是在毛和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局對手之間展開的“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另一級是貫穿全國的為獲得更高水平的民主、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而進行的改造運動；最低一級是短期內破除強製性的法律和法令以便地方上的宿怨得到解決。權力角逐必然會顯出雌雄—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團的。
那些洞悉毛的堅定意誌的人很清楚該幹什麽。4月14日，毛的詩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承認：“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
5月，毛在杭州(16)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充斥著他的支持者。會議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傾分子”的任務；任命了一個新的激進的負責開展文化革命運動的小組，其成員包括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會議花了12天的時間來說服彭真承認錯誤。毛就新形勢問題向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通報，雖得到政治局的讚同，但直到一年後方印刷發行，原因是當時毛尚未控製新聞出版業。
毛發出了一個暗示，那是他將來真正追尋的目標。他堅定地告訴政治局：“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身旁……
毛的支持者說，“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人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不久的將來會證明，他們就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不忠誠。
毛得到了龐大的軍隊的支持。在“文化革命”開始的幾個星期內，林彪把完全忠於他的38軍調入北京以確保運動沿著他及其老板鋪設的軌道運行。5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開始露出真麵目，他作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講話，提出了右傾分子要搞他認為現在“成風”的軍事政變的警告。自1960年以來，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發生60多起政變；中國曆史上“曆代開國後，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
中國今天“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複辟……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非這兩個杆子……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5月25日下午2點，第一張大字報由一位激進的響應毛關於批判“右傾主義分子”的新號召的教師在北京大學貼出。這似乎又是一次“百花齊放”。毛從杭州打電話給康生，告訴他在《人民日報》上刊登這張大字報，並在電台上廣播。如此一來，這個事件便從不為人知的狀態中走出來。
對毛的神化正在升級。6月10日，《紅旗》發表了一篇社論，說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和實踐就像天空中的太陽和月亮不停地前進，就像地球上的河流和溪水無盡地流淌。7月2日，另一篇中國報刊上登載的文章聲稱：“我們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這一精神原子彈……”
7月8日，毛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對這股相互激**的潮流，特別是3個星期前林彪向政治局所作的誇大其詞的講話進行了批評：
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的神通。現在給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毛悲歎他的同誌們經常不相信他犯了錯誤並且必須改正自己：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自信，強有力。—著者），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機敏、衝動、多變。—著者)。
在此毛引用了漢代的一個格言：“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他對江青說，最後兩句話，“正是指我。”—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也曾說過這兩句話。
毛推測，崇拜者們抬舉他的意圖，與前幾代人在新年之際把鍾馗的畫像貼於大門上為其家庭避鬼出於同一道理。毛寫道：“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的鍾馗了。”但是，吹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世界上100多個共產黨的大多數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了。“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告訴妻子當前在文化革命中的勝利不應是她首先考慮的事，“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不知講過多少次……”
毛又說，他在給江的這封信裏所寫的東西不要刊載，“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時，由他們來公開吧。”毛的最後一句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這段時期，毛一直旅居中國南方。不斷有傳聞說，毛的健康狀況欠佳。1966年春，曾經傳說毛由於肺結核、黃疸和高血壓而失去了知覺。有家報紙說他被確診為動脈硬化。5月份的另一則傳聞說毛正在“醫生的嚴密監護下”於桂林的避暑勝地療養；他的飲食受到嚴格限製，以便使他恢複精力，擺脫高血壓的困擾。是年晚些時候，香港盛傳毛得了喉癌，無法在公共場所講話。
由於上述傳聞的影響，所以，當72歲高齡的毛於1966年7月16日再次暢遊長江的消息公布時，整個世界—更不必說中國—都震驚了。《人民日報》一直等到9天後，才把這一消息告訴中國百姓。毛借助水流在65分鍾內遊了9英裏。他身後跟著5000名年輕的遊泳者，他們正在進行一年一度的沿長江一線遊泳的比賽，它是10年前由毛首創的。
兩天後，毛返回北京。從政治上講，理應是他取得了勝利，但他自己卻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
幾乎是一到達首都，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打電話鼓勵清華大學的造反者（他們在5月底已經開始貼出大字報聲討右傾分子），並亮出了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