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孤軍奮戰(1964~1965)

70歲的毛澤東依然**滿懷,宣稱他想率領一組專家徒步或騎馬考察黃河,從入海口起一直到源頭為止。他還指示助手們練習騎兵並翻閱有關背景資料作準備。黃河使毛著迷,毛稱之為“中華民族的搖籃”,並發出許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別計劃並未付諸實踐,而其他計劃—這些計劃實施的結果更富戲劇性且影響也更廣泛—卻改變著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這兩年間,毛放手讓劉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線治理中國。同時毛在加緊準備,想殺一個驚人的回馬槍。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尚好,70歲生日剛過,他便宣稱:

“我同我的醫生有一個君子協定:我不發燒時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說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勞大。如果每個月都找他,這就證明他的工作沒有做好。

“我對醫生的話隻聽一半,要他一半聽我的。完全聽他的(醫生的)話,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沒有聽說過那麽多高血壓、肝炎,現在很多,可能是醫生給找出來的。

“一個人如果不勞動隻是吃得好,穿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

在指責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時,毛還警告他們絲毫不能放鬆對蘇聯的警惕性。幾個星期後的一次會議上,他以同樣的思想進行說教。他問:“說到底,某些人病了還是革命意誌衰退了?還是一個星期跳6次舞?還是喜歡漂亮不喜歡國家了?有些人說他們太虛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麽厲害嗎?”

這個時期,毛遇到了一個料想不到的情況,正在中國訪問的亞洲共產黨領導人力圖調解他與蘇聯人的爭執。越南的拉丹和一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於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們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執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會見一個日本社會主義代表團時方公開表露出來。他談到了被蘇聯占領的日本北方四島的問題,並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製……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1954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2000多萬平方公裏,而人口隻有2億……100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威,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賬。

毛開始構思存在於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對立)之間的中間國家的概念。他告訴一個法國訪問團: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如果它不再作美國的代理人的話)、日本和我們—是第三種勢力。這對於一個共產黨領袖來說是相當離經叛道的論點,這個論點在其他國家的首都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

在經曆了與蘇聯的風暴之後,毛明顯地願意和西方資產階級往來。1964年,在評論赫魯曉夫提出的改善關係的建議時,毛同意可以討論邊境問題,“生意可以做一點,不能太多,蘇聯的物品重、笨、價貴,還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國資產階級好辦,還有一點商業道德。

毛通過關心前幼帝宣統,即人們較為熟知的愛新覺羅·溥儀,樹立了他的“寬容”形象。在紀念人民共和國建立10周年的時候,毛發出了對某些政治犯,包括溥儀在內的特赦令。於是溥儀走出監獄,並開始了在他以前的宮殿裏做一名園藝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會議上說“宣統皇帝應好好團結”,他“是我頂頭上司。宣統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個皇帝”。

當下屬們正在治理國家之際,不慣安逸的毛選擇了他所喜歡的教育問題大發議論:

現在的考試方法是對敵人的方法,而不是對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襲擊,考偏題,考古怪題……我不讚成……我看先出些題公開出來,讓同學研究,看書再作……交頭接耳,冒名頂替,過去不公開,現在讓他公開。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試點……

毛也有更多的時間顧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這時正在學習專業知識。1964年夏天,毛和他們作了長長的默示性的交談。這些談話的手抄本後來在“**”中作為紅衛兵的“課本”廣為流傳。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進行了交談。王實際上是他母親方麵的一個親戚。那時她正在外國語學院學英語,後來她成了外交部副部長。

王首先說:“我們學校的階級鬥爭很尖銳,聽說發現了反動標語,還有的用英語寫。就在我們英語係的黑板上。”

“他寫的是什麽反動標語?”毛問。

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條,‘蔣萬歲’。”

……

“還寫了什麽?”毛堅持問。

“別的我不曉得,我就知道這一條。……”

毛答道:“好嘛!讓他多寫一些貼在外麵,讓大家看一看。他殺不殺人?”

“不知道他殺不殺人,”姑娘說,“如果查出來,我看要開除他,讓他去勞動改造。”

毛評論道:“啊,隻要他不殺人,不要開除他,也不要讓他去勞動改造,讓他留在學校裏,繼續學習,你們可以開一個會,讓他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麽好,蔣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們也可以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麽不好,你們學校多少人?”

“大概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職員工。”姑娘回答。

“你們3000人中間最好有七八個蔣介石分子。”

“出了一個就不得了,還要七八個,那還了得!”姑娘抗辯道。

毛說:“我看你這個人啊!看到一張反動標語就緊張了。”

“為什麽要七八個人!”

毛解釋說:“多幾個就可以樹對立麵,可以做反麵教員,隻要他不殺人。”

王繼續說:“我們學校貫徹了階級路線,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弟,其他都是幹部子弟和烈屬子弟。”

“你們這個班有多少工農子弟?”毛問。

“除了我以外,還有兩個幹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弟。他們表現很好,我向他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他們和你關係好不好?”毛問,“他們喜不喜歡和你接近?”

姑娘小心謹慎地答道:“我認為,我們關係還不錯,我跟他們合得來,他們也跟我合得來。”

“這樣就好。”

“我們班有個革幹子弟,表現可不好了,上課不用心聽講,下課也不練習,專看小說,有時在宿舍裏睡覺,星期六下午開會有時也不參加。星期天也不按時返校,有時星期天晚上,我們班或有團員開會,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見。”

“你們教員允許你們上課打瞌睡,看小說嗎?”毛問。

“不允許。”

毛聲稱:“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作為,他就敢星期六不參加會,也敢星期日不按時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訴這個學生,八九點鍾回校還太早,可以十一、十二點再回去,誰讓你們星期日晚上開會呢。”

姑娘解釋:“原來我在師範學院時,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來開會的。星期天晚上的時間一般都歸同學自己利用。有一次我們開支委會,幾個幹部商量好,準備在一個星期天晚上過組織生活,結果很多團員反對。有的團員還去和政治輔導員提出來:星期天晚上是我們自己利用的時間,晚上我們回不來。後來政治輔導員接受了團員的意見,要我們改期開會。”

“這個政治輔導員做的對。”毛說。

“我們這裏盡是星期日的晚上開會,不是班會就是支委會,要不就是級裏開會,要不就是黨課小組學習。這學期從開學到我出來為止,我計算一下隻有一個星期天晚上不會開會的。”

“回去以後你帶頭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開會就是不去。”毛告訴她。

王驚叫道:“我不敢。這是學校的製度規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則別人會說我破壞學校製度。”

“什麽製度不製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說:‘我就是破壞學校製度。’”毛說。

姑娘表示反對:“這樣做不行,會挨批評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什麽大作為。你怕人家說你破壞製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入不了黨。有什麽好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

姑娘道:“人家會說我,主席的親戚還不聽主席的話,帶頭破壞學校製度。人家會說我驕傲自滿、無組織無紀律。”

“你這個人啊!又怕人家批評你驕傲自滿,又怕人家說你無組織無紀律,你怕什麽呢?你說正因為我是主席的親戚,我才聽他的話,正因為我聽了他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說的那個學生,將來可能比你有所作為。他就敢不服從你們學校製度。我看你們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學。”

後來,話題轉到了杜甫的長詩《北征》上。

姑娘問:“讀這首詩要注意什麽問題?要先打點預防針才不會受到影響。”

“你這個人盡是形而上學,要打什麽預防針囉!不要打!要受點影響才好,要鑽進去,深入角色,然後再爬出來……你們學校要不要你們讀《聖經》或佛經?”

“不讀。”姑娘答道,“要讀這些東西幹什麽?”

“要做翻譯又不讀《聖經》、佛經,這怎麽行呢?……”

毛又問:“‘知識分子’英文怎麽講?”

“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這個人,學習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識分子,不會講‘知識分子’這個詞。”

“讓我翻一下《漢英詞典》。”

“你翻翻看,有沒有這個詞。”毛說。

過了一會兒,姑娘答道:“糟糕,你這本《漢英字典》上沒這個字……”

“等我看一看。”毛說,“……這本《漢英字典》沒有用,很多字都沒有。回去後要你們學校編一部質量好的《漢英詞典》,把新的政治詞匯都編進去,最好舉例說明每個字的用法。”

“我們學校怎麽能編字典呢?又沒時間又沒人,怎麽編呢?”

“你們學校這麽多教員和學生,還怕編不出一本字典來?……”毛堅持道。

姑娘說:“好,回去後我把這個意見向學校領導反映一下,我想我們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毛在提出一些建議和一個警告後,結束了這次談話。

他告訴王:“你回去讀一二十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點唯物主義的東西。看來你這個人,理論水平不高,在學習上不要搞什麽‘5分’,也不要搞什麽‘2分’,搞個什麽‘3分’、‘4分’就行了。”

“為什麽不搞‘5分’呢?”姑娘問。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麽多東西,學多了害死人……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沒有生活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

兩個星期後,7月5日,毛和侄子遠新作了第一次長談。這樣的長談共有3次。此時這位年輕人尚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位頗具天賦的學生。自40年代初,其父被處死後,他便進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種父愛般可愛的語調開始了這次談話。

“這半年你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提高?”毛問。

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裏糊塗,說不上有進步。有,也隻是表麵的。”

毛似乎從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我看還是有進步的。你現在對問題的看法不是那麽簡單了……”

……

“你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修正主義?”毛挑釁性地問。

遠新答道:“當然要學馬列主義。”

“那不一定,誰知你學什麽?什麽是馬列主義你知道嗎?”

侄子認為:“馬列主義就是要搞階級鬥爭、搞革命。”

毛評論道:“……到底誰打誰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資產階級當權?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握政權的,有的生產隊、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都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

侄子談了在學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還鼓勵他進行適當的鍛煉。

“水,你已經認識了它,製服了它,這很好。你會騎馬嗎?”

“不會。”遠新坦白。

“當兵不會騎馬不應該……你摸過槍沒有?”

“有4年沒摸了。”這個年輕人承認。

毛搞不清不懂射擊的侄子應屬於哪種士兵。遠新回憶說,有一次遊泳,天氣較冷,水裏比岸上暖和,他上來後覺得很冷,說:“還是水裏舒服些。”

此話一出口,毛便生氣地瞪了侄子一眼說:

“你就喜歡舒服,怕艱苦。你就知道為自己著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在敵人麵前堅強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了多數人服務。要是你,還不是雙膝下跪,乞求饒命?我們家許多人都是被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麽是吃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怎麽能當左派?”

“我還有點希望吧?”年輕人問。

“有希望好!……你要特別學會與你意見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歡人家捧你。嘴裏吃的是蜜糖,耳裏聽的是讚歌,這是最危險的。你就喜歡這個……是否隻和幹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別人?……”

在毛的的詰問下,侄子透露,他的課程不允許他有很多時間搞政治或接觸普通群眾。

毛非難道:“不對。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了業。不然,軍事工程學院讓你畢業,我還不承認你畢業。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算大學畢業?”

有一次,毛遠新動員毛去看科學新成就展覽會,毛發問:“你怎麽對這個有興趣?對馬列主義不感興趣?”

無論如何,侄子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隻能說:“很少看,看不懂。

正是從上述這些談話中,毛逐漸下定決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黨的明顯的資產階級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給他提供了依據。江正開始進入中國傳統戲劇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現代戲並提出了很多建議。然而,毛的一些同誌對江青幹預傳統戲劇並不像毛那麽充滿熱情。

北京市市長彭真評論說,革命戲劇“尚處在穿開襠褲、吃別人奶的階段”。江青尋求鄧小平對其工作的支持,但鄧的反應僅僅是:“對她的戲劇改革,我舉雙手讚成,可我不會留心去看演出的。

是年夏天,鄧又公開表露了對江青不斷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滿。毛的許多同僚亦有同感。鄧說:“有些人企圖通過批評別人為自己贏得名譽,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沒有人懷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卻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她積極準備著在時機到來之際支持她的丈夫。

8月,毛在一次哲學討論會上說,學生應當下到農村中去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即使他們身體欠佳,也應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無非是感冒,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

“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開始下去,講工科、理科的現在不動,動一兩回也可以,所有學文科的、學曆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去5個月,有始有終。農村去5個月,工廠去5個月,得到點感性知識,馬、牛、羊、雞、犬、豕,稻、粱、菽、麥、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話,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經濟學家(14)“搞利別爾曼那一套,搞資本主義”。在此,毛以驚人的對資本主義的辯護作了回答:“搞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社會很複雜,隻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調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隻有片麵性了嗎?讓他們搞……”

毛繼續為他曾經給予中國資本主義的衝擊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製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製,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的。分地並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裏。我們搞了15年,三分之一天下有其二是可以複辟的,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

9月,在杭州,一個法國使團在毛的鄉間別墅裏和他一起度過了兩個半小時,並發現毛的健康狀況不好。一個法國人認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處於震顫性麻痹症的早期階段。其他法國人則認為毛可能得過中風。當毛從一個房間走向另一個房間時,有位助手陪護著他,不時輕輕地引導著他走路。

有個法國人寫道:“毛不停地吸煙。從他晚間扔掉的煙頭數量來看,顯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嚴重的吸煙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氣很重,帶著清晰的噝噝聲。”

“協調姿式時他也有些困難。毛是左撇子,要點燃香煙,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後用左手擦燃火柴。為了更好地把握這一過程,毛把雙肘置於椅子扶手上以穩住自己。

一位法國人談到了法國在東南亞的“新作用”,但毛打斷了他的話。

“自奠邊府戰役後,法國在亞洲沒有作用了。讓我告訴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況,在奠邊府,許多持槍者是中國人。”他說。

在回答經濟問題時,毛平靜地說:“中國人沒有經濟計劃……我們做過一個長期計劃,但錯了。從國外借用的太多了。在這方麵,我們的經驗比你們少,我們還沒有把一切事情辦好。

10月,尼赫魯來訪。毛對他解釋說,中國不想打仗,沒有原子彈。即使其他國家想打仗,那對整個世界來說也將是一場災難,會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彈不會毀滅整個人類,所以不可能找到一個想和談的政府。尼赫魯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彈的毀滅性。他相信,沒有人會從核戰爭中逃生。毛反對說,大概不會這樣。現存的政府可能被消滅,但其他政府會起而代之。

中國的核試驗實際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獲得成功的。它既標誌著毛在5年前蘇聯核顧問撤離中國後的“單幹”的決心的勝利,而且更特別地標誌著從事核試驗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核科學家的勝利。後來,在一次討論經濟計劃時,有人說中國必須趕超其他國家的技術水平。毛讚同道:“是的,我們要有……管它什麽國,管它什麽彈,原子彈、氫彈,都要超過。

在12月20日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對共產黨的15年統治所作的總結是:地主和富農乃幕後主宰,主張傑出人物統治論的腐化幹部則在台上表演。為了農村社會自身的改造,必須純潔那些正在指導改造的政治機構。有必要向貧苦農民表明,他們可以像以前鬥爭地主那樣鬥爭壞幹部。至於墮落的分子,我們應給他們貼上“新生資產階級”的標簽。

有位與會者建議,讓普通群眾來處置腐化幹部,因為群眾是寬容和通情達理的。毛反駁道:“有時不能這樣。群眾一旦發動起來,會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們也有盲目性。”

藝術家的背叛也沒有逃過毛的注意,他在同一個會議上講,音樂家傅聰已經跑到美國去了。我說這是件好事。讓這種人留在國內有什麽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諾在晚宴中談了4個小時。斯諾報道,毛適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飯菜,“喝了一玻璃杯或兩玻璃杯的中國葡萄酒,和過去一樣,極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煙。”

毛透露,他讀了馬克斯威爾·泰勒將軍的書《音調不定的號角》。他說,美國不可能贏得越南戰爭。但,贏得過從英帝國主義那裏獲得獨立的進步戰爭,然後又贏得了創建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國內戰爭。華盛頓和林肯都是他們時代的進步人士。當美國首先建立共和國時,引起了歐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懼。美國人是革命者,現在他們需要為擺脫本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而鬥爭。

蘇聯批評中國“搞個人崇拜”,有證明嗎?毛認為,斯大林一直被說成這種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大概正由於赫魯曉夫沒有這種個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說,他讀了美國人在貝肯尼島核試驗6年後所做的有關這一地區的調查報告。報告表明老鼠、魚、鳥和植物生長狀況良好。對細菌、鳥、老鼠和樹來說,原子彈的確是紙老虎。對人可能不同……毛說,他聽說美國有部電影叫《在海灘上》,顯示了核戰爭給世界所帶來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學影片嗎?

斯諾詢問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毛答道,他的確不曉得。有些人說6億8千萬或6億9千萬,但他不相信。怎麽可能這麽多?農民有時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斯諾問道,他能否從毛這裏給約翰遜總統帶個信兒。片刻的沉默後,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確期望改善中美關係,盡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沒人強製他這麽做。此時,毛正準備很快去見上帝。在談話中,他回憶了兩個弟弟、他的第一個妻子以及他們的兒子是怎樣被殺的。多麽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從他身邊溜走。他不止一次地準備過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

中國將屬於後來人,他們應當比毛更富有知識,將根據自己的社會價值觀開展革命工作。活在人間的毛變化得越來越快。他說,從現在起,1000年後,我們所有的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可能顯得荒唐可笑。

關於目前中國的政治,毛沒有向斯諾談得很多。6年後,當他們再次重逢時,毛解釋說,1965年,有許多權力已滑出了他的控製範圍。但是,他準備東山再起。所以,第一步發動了一場無關痛癢的試驗性運動。

毛向同僚們提交了一份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23條綱領。劉少奇的反應十分消極。後來,毛披露正是這時提高了他對劉的警惕。

毛的23條中的第一條是講,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必要性。劉少奇無疑從這種威脅裏看到了一場沒有必要在領導層內進行的製造不和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必然會使他在公眾麵前自我確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1月底,毛決定劉必須“開路”。

毛還得出結論,官僚事實上已經變成一個新生的統治階級。他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麽會認識是非呢?毛要求每個中國人都要學習模範農業生產隊大寨,那裏不存在這些弊病。

3月,毛向來自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訪問者提出了坦誠的軍事建議:“有些外國人在中國上學,學軍事。我勸他們回去。不要學太長。幾個月就行了,課堂上盡講,沒有什麽用處……大多數時間可以在本國,或者根本不出國,就可去那裏。

1965年春,毛繼續在華中和華南作長途旅行,以準備發動反對劉和其他人的運動,並促使外國人加強對其健康狀況的窺察。5月,他在過了40年後第一次回到井岡山根據地。他曾經在這裏創建了現在他企圖擴展到全中國去的程式。5月27日清晨,毛爬上了通往頂峰的山坡,縱觀昔日每天生活於其中的景色。他把昂揚的**渲瀉在一首詩裏:

久有淩雲誌,

重上井岡山,

千裏來尋故地,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旌旗奮,

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隻要肯登攀。

西方報刊報道了下述傳聞,說毛得了中風病,正住在上海或杭州的醫院裏。據言,他在某個公開場合行走困難,不能說話。毛曾承認他所發表的東西並非都出自親筆:“現在寫東西都是由秘書寫,自己不動手。”他帶著痛楚的表情又說:“自己總是不動手,靠秘書,不如叫秘書去擔任領導工作好了。—這大概指的是江青和陳伯達。

毛當然在1965年去看醫生了,而且這促使他發出了一個對醫生大加嘲諷的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15%的人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要戴口罩,不管什麽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怕別人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什麽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隔閡。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二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

8月,一種世界上最為暢銷的出版物《毛主席語錄》—“紅寶書”第一次麵世,它成為毛重新掌權的宣言。“紅寶書”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當時林彪作為毛的新國防部長,印了一批毛說過和修改過的話在軍隊中散發。一兩年後,林在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上開始了用醒目的粗體字在方框內刊印毛的語錄的習慣。1964年,林又印製了一種由摘錄毛的著作中的某些段落編輯而成的袖珍書本,以便士兵們帶在挎包裏。它就是1965年8月1日麵世的第一個正式版本的《語錄》的原祖。在以後的幾年中,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的這本《語錄》不斷重印發行。

1965年8月3日,毛對即將來臨的事件作出了最為明確的暗示。安東尼·馬爾羅遞交給毛一封查爾斯·戴高樂的信,並與毛進行了長談。當時在場的有劉少奇、法國大使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毛談到了知識分子的惡劣影響,特別是在青年人中的影響。魯歇·佩耶爾大使表示異議,在他看來,中國學生是信仰毛的理想的。毛對此表示懷疑。

毛說:“青年人必須經受考驗……”—這是對即將到來的“**”的一個暗示。馬爾羅注意到,毛仿佛是在向一個想象中的反駁者演講,仿佛在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必將如此。”—甚至仿佛正在通過馬爾羅說給劉聽。

毛聲言:“蘇聯修正主義是……叛徒,正在複辟資本主義,不知道歐洲為什麽不滿意。”

馬爾羅不同意地說:“我相信他們並不想恢複生產資料私有製。”

“他能肯定嗎?看看南斯拉夫!”

馬爾羅發現毛走路時僵硬而緩慢。但他評論道:“並不衰老。他富有康門迪圖爾塑像般的那種不平衡性。走起路來像是從某個帝王墓穴中鑽出的傳奇性人物。”

毛說:“赫魯曉夫似乎認為,共產黨一掌握政權,革命就算成功了。—仿佛革命隻是民族解放問題。”

接著,毛又嘲笑了考茨基的遺訓“共產主義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毛評價說:“當然!遊泳是穿運動褲的途徑之一……它不是用赫魯曉夫代替沙皇,用另一個資產階級—縱然它被釋作共產主義者—代替這個資產階級的簡單問題。就像婦女一樣,當然有必要首先給她們法律上的平等。但此後仍有工作可做。我們認定導致中國停滯不前的思想、文化和習慣必須清除,尚不存在的無產階級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習慣必須樹立。中國女性的形象還沒有在群眾中樹立起來,但她開始想樹立了……革命……沒有勝利,它需要幾代群眾和幹部的共同努力。”

他們一直走到馬爾羅停車的台階那裏。毛又說:“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是孤立的。”

“並非第一次。”馬爾羅說。

“我會單獨和群眾在一起。等待。”這位法國人發現毛的語調中帶著怨恨、嘲諷,特別是自豪。他並不是代表同僚們說這番話的,因為他把他們丟在後麵,無法聽到他的話。隻是在離開同僚後,毛才開始慷慨議論。他走得比他的身體所允許的速度更慢,目的是要和一位同情其處境的外國人多談點個人見解。

毛繼續說:“修正主義毀滅革命。我對你講過革命也要有感情……可人們不想終生負有革命負擔。中國共產黨人隻有1%在農村,黨的老衛隊中的幸存者一直長於行動;另一方麵是整個教條主義的青年一代,教條主義牛糞不如……不管你們的大使怎麽想,年輕人正顯出危險的傾向……是該表明還有另外一些人的時候了。”

道別的時刻終於到了。

“我是孤立的。”毛重複道。突然,他又放聲大笑:“嗯,有些遠方的朋友,請轉達我對戴高樂將軍的敬意。

此後不久,毛在一首詩中譏諷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形式並激勵自己去鬥爭:

鯤鵬展翅,

九萬裏,

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

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

怎麽得了,

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林彪是唯一堅持支持毛的人物。毛在9月和10月企圖說服同僚們在黨內進行新的整風運動的努力沒有成功。其他人仍在批評毛。劉少奇和鄧小平甚至力主恢複同蘇聯人簽訂的條約以保衛中國免受轟炸越南的美國人的襲擾。

無論如何,毛堅決反對這種主張,並堅持中國必須有自己保衛自己的信心。反過來,其他人則拒絕他要求急劇改變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提議。彭真宣稱:“即使是主席,如果錯了也要接受批評。”鄧小平日後則被斷言為“冷酷地割斷了與毛的聯係”。

毛意識到他在北京是無望的,這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謹慎而無決心。作為一種特有的姿態,他離京前往南方並絕望地轉向他妻子那一派政治朋友方麵。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最後一次龐大的政治運動後,毛長達9個月沒有回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