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東風壓倒西風(1957~1958)

當中國的共產主義形勢恰如跳蹺蹺板似的起伏不定的時候,國際共主義的地位卻在明顯地提高。1957年8月,蘇聯人成功地發射了他們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10月,又把他們的斯潘尼克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太空。他們還同意向毛提供國防方麵的核技術知識,包括一枚原子彈樣品及其製造技術。

毛衣袋裏裝著這個條約,於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參加慶祝蘇聯建國40周年的世界共產黨會議。毛想在這次莫斯科“最高級會議”上闡明他的兩個意圖。一個是保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重要性,另一個是怎樣最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陣營的新技術優勢(事實上,他對此估計過高)。

在莫斯科機場,毛把中蘇之間的分歧拋在一邊,對蘇聯進行了慷慨的讚揚,並且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們分開。

赫魯曉夫驚異地發現,毛放棄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工思想。根據這一思想,中國人將集中精力和亞洲、非洲的國家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蘇聯人則留下來對付西歐和美國。

在莫斯科,當有人向他重提上述思想時,他答道:“不,這可不行。在非洲和亞洲還是應該有蘇聯起領導作用……蘇共應該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惟一中心,我們其餘的黨都應該團結在這個中心周圍。

在另一個場合,毛告訴赫魯曉夫:“我想,假如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你們不必幹預。我們自己會打他們。你們的任務是保存自己。讓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再則,假使你們自己遭到進攻,我認為你們也不應該還擊。”

“那我們應該怎麽辦?”赫魯曉夫問。

“撤退。”

“撤到哪裏去?”

“你們曾經撤退過。”毛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你們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們再次被人進攻,你們可以一直撤退到烏拉爾,堅持兩三年就行了。你們有中國作後盾。”

赫魯曉夫答道:“毛澤東同誌,假如戰爭現在就爆發,你認為會打多久?這回可不同上次大戰。那次戰爭用的是飛機和坦克,現在則有了導彈和原子彈。你根據什麽說我們會有3年的時間撤退到烏拉爾去呢?我們很可能隻有幾天的時間,過此以後,什麽也不會留下了,僅剩下一些破爛而已。如果我們告訴敵人我們不還擊的話,那就等於是請他來打我們了。

在莫斯科,毛向最高蘇維埃發表了演說,這是中國首腦第一次在歐洲列強之一的立法機構裏講話。在頌揚蘇聯自1917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和對中國的幫助的同時,毛還明確地指出,他的革命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將跟著自己的救星前進:

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曾經是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類百千年來的夢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這個夢想變成了現實……

中國人民感到幸運,因為有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使自己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進行自己的事業,

雖然中國人民麵前的困難還很多。

事情很明顯,在十月革命以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如果忽視或者不認真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不認真研究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且按照本國的具體條件,有分折地、創造性地利用這些經驗,那麽,他就不能通曉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列寧主義,就不能正確地解決本國的革命和建設問題。那麽,他就會或者陷入教條主義的錯誤,或者陷入修正主義的錯誤。我們需要同時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而在目前,反對修正主義的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務……

10天後,毛出人意料地在中國留蘇學生會議上露了麵。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歡迎他。對此,毛的反應是:“請不要這麽說,我對個人的未來隻做了一個五年計劃。”毛坐在主席台上點燃了一支煙並以新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層領袖的姿態向學生們發表了演說。後來他們報道說:

“毛主席指出……兩顆人造衛星上了天,68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到莫斯科來慶祝十月革命節,這是一個新的轉折點。社會主義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力量……

“毛主席說,世界上的風向變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10) 。現在全世界共有27億人口,社會主義各國的人口將近10億,獨立了的舊殖民地國家的人口有7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者爭取完全獨立以及不屬於帝國主義陣營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口有6億,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口不過4億左右,而且他們的內部是分裂的。那裏會發生‘地震’。

第二天,11月18日,毛向莫斯科共產黨會議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說,進一步闡發了上述思想。他用一種溫和的、最為理智的方式解釋了他同赫魯曉夫的分歧:

有些人似乎以為,一進了共產黨都是聖人,沒有分歧,沒有誤會,不能分析,就是說鐵板一塊,整齊劃一,就不需要講談判了。好像一進了共產黨,就要是100%的馬克思主義才行。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10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9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8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7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6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50%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人隻有10%、20%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不可以在小房間裏頭兩個人或者幾個人談談呢?可不可以從團結出發,用幫助的精神來談判呢?……

無論什麽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些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什麽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

後來,這次演說在國際社會裏成了毛所作過的最為著名的演說之一。毛在這次演說當中還談到了原子彈會派上用場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三年前,在同第一任芬蘭大使的會談中,他已經暴露過在這個問題上的某種輕率的看法。當時他曾說:

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於太陽係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麽……他們發動戰爭越早,他們在地球上被消滅也就越早。那時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聯合國,可能設在上海,也可能設在歐洲一個什麽地方,也可能還設在紐約,如果那時美國好戰分子已被掃光的話。

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毛沒有這樣輕率,但他的話卻給人以極大的誤解,引起了鐵幕兩邊的警覺。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

我和外國一位國務活動家(尼赫魯)辯論過這個問題。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場原子戰爭,整個人類都會消滅。我說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還活著,帝國主義將被夷為平地,全世界將成為社會主義的;多少年內又會有27億人而且肯定會更多。

這就是《人民日報》對毛的講話所作的報道,但赫魯曉夫說,原講話更富有色彩,他對毛當時的議論是這樣轉達的:“至於中國,如帝國主義對我們發動戰爭,我們也許會損失3億多人。那又怎麽樣呢?打仗嘛!時間將會過去,我們會比從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毛的談話在莫斯科受到憤怒的反駁。哥穆爾卡,這位一直得到毛支持的、在蘇聯控製較鬆的較自由的舞台中上升到掌權地位的波蘭領導人發言,強烈反對毛的核戰爭分折。捷克領導人安托寧·諾沃提尼說:“毛澤東說他的6億人口準備損失掉3億。我們怎麽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隻有1200萬人,打起仗來都得死光,誰還能留下來重新開張?

實際上,毛隻是力圖以他對中國聽眾慣用的方法來給其國際聽眾打氣。這種方法就是,指出事情最環的可能性(以此減輕恐懼),並同時斷言,無論如何這種可能性不會發生。但是,仍要斷言,如果它的確發生了,那麽,生活仍將繼續下去,一切都不會丟掉。東歐對毛的講話的態度比毛自己料想的更為嚴肅。毛也因此得到一個對他來說很不公正的國際聲譽。由於毛氣勢洶洶的好鬥性,故其從未完全擺脫掉這個名聲。

一回到北京,毛便致力於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並準備旗幟鮮明地批判蘇聯,因為那裏的領導人犯了錯誤。

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毛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國內,對準了那些對其不同尋常的加速事物發展的方式加以抵製的人們。他指責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你給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文件上又不講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不準備看”。

毛嘲弄了那種典型的議事程序,“開會前10分種拿出文件來讓人家通過,不考慮人家的心理狀態。你們是專家,也是紅家。政治局的大多數人是紅而不專。”毛對下述情況表示同情,即官員們願意裝出對事情充滿自信的樣子,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十美十全的人,而實際上他們並非如此,“大概像《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瑪格瑞特,快死了,見愛人還得打扮一番。”毛需要行政機關以一種更公開和坦率的方式行事,“蓬頭散發見人有何不可?”

他製定政策的方式是:想起一條寫一條,把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自己將信將疑的東西拿出來,跟別人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聖旨”,不講則已,一講就搬不動。

毛的這個講話的非正式版本的確充分地表明,他的觀點與前些時候的講話或聲明相比發生了變化。

毛堅持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中提出的不同觀點:

沒有針鋒相對不行,要麽你說服我,要麽我說服你,要麽就是中間派。有人就是這樣,大問題不表示態度。馬克思主義不是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嗎?

他對於他的政治同僚們對待他的方式抱怨道:

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我是老資格嗎?總該給我講一講。我灰心了……

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1958年1月底,毛成功地使全黨接受了一個加快經濟發展的全麵規劃,這個規劃是後來以《工作方法六十條》而聞名的文件的一部分。它是幾位參加擬定文件的領導人互相妥協的產物,但毛自己又對其中的每一段落作了審定和修改。

《工作方法六十條》的中心是,今後三年乃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此,應當“徹底放手”發動群眾。在農業生產中,要推廣試驗田;所有黨委成員應該“一年有四個月的時間離開辦公室,到下麵去做調查研究”。

3月10日,毛在成都奚落了50年代初中國人的不成熟狀態:

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吃雞湯,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總之是蘇聯第一。

這種思想體現在經濟中,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中國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隻好抄外國的,抄抄也不會鑒別。而且還在借蘇聯的經驗和蘇聯專家,破中國的舊專家的資產階級思想……

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

現在該是分析斯大林這位“老佛爺”的時候了(毛年輕的時候,人們一般都用“老佛爺”這個詞稱呼孀居的慈禧太後),毛把斯大林的錯誤和功績區分開來,他說:“中國的革命是違背斯大林的意誌取得勝利的……我們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我們不辯護,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幾天後,在成都的第二次談話中,毛提出了他的有關中國發展模式的新思想。他堅持認為中國能比蘇聯人做得好,“因為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也不同,比較生動活潑,列寧主義比較多。而他們把列寧主義一部分喪失了,死氣沉沉。”

另外,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中國不要勉強。“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指標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

接著,毛指出,要適應由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緊張壓力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蘇聯就不講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鬥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講團結,就是‘一潭死水’,就會冷冷清清。”

在此問題上,毛直接向蘇聯理論家,包括作為第一任大使被斯大林派到北京來指導毛的哲學家尤金,發起了進攻。他認為,30年代由尤金主編並於40年代譯成中文《簡明哲學詞典》,“專門與我作對。它說生死轉化是形而上學,戰爭與和平轉化是不對的,究竟誰對?請問:生物不是由死物轉化的,是由何而來?……有生命的物質都是氮、氫等12種元素變成的……”

“兒子轉化為父親,父親轉化為兒子,女子轉化為男子,男子轉化為女子,直接轉化是不行的,但是結婚後生男生女,還不是轉化嗎?

“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恒的,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猴子變人,產生了人,整個人類最後是要消滅的,它會變成另一種東西,那時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總要毀滅的,太陽也要冷卻的。”

一通哲學議論之後,毛又回到鋼鐵生產上:“第二個五年計劃搞二千萬噸,在我腦筋中存在問題:是好還是天下大亂?我現在沒有把握。所以要開會。

3月份,在成都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毛詳細地闡述了中國文化領域內的革命和公開辯論的需要。“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即看到此點。家庭在曆史上是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

但將來家庭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現在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家庭還有用。當共產主義分配關係變為各取所需,各種觀念形態都要變,也許幾千年,至少幾百年家庭將要消滅。我們許多同誌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設想,思想狹窄得很……

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麽都不行……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製度,“謝主龍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耐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在此,毛又大談他常常論及的話題,即自古以來,未受過足夠教育的年輕人有能力創立新的思想流派。“孔子23歲開始,耶穌有什麽學問?釋迦牟尼19歲創佛教……孫中山青年時有什麽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

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不應感到困難。“現在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隻要讀幾十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曆史上有創造力的都是沒有足夠學問的人,而“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

“發明安眠藥的,既不是醫生,更不是有名的醫生,而是一個司藥。開始,德國人不相信,但法國人歡迎,從此才有安眠藥。據說盤尼西林是一個染房洗衣服的發明的。美國富蘭克林發明了電,他是賣報的孩子,後來成了傳記作家、政治家、科學家。高爾基隻讀了兩年小學。當然學校也可以學到東西,不是把學校的門都關了,而是說不一定住學校。”

毛與他的中國共產黨同胞們就是這樣,“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20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

反對“大躍進”的人提出的主要批評意見遭到毛的反駁。比如張奚若,他是非共產黨人士,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從師於拉斯基,50年代任中國的教育部長。

“張奚若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嘛!……水利、整風、反右派、6億人口搞大運動,不是好大喜功嗎?我們搞平均先進定額不是急功近利嗎?不鄙視舊製度、反動的生產關係,我們幹什麽?我們不迷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幹什麽?

毛走遍全國,鼓勵地方黨的幹部拋掉懷疑和猶豫,掀起新的生產**:

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麵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

一場腐朽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其他不適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徹底掃除這些垃圾,仍然需要時間;這些東西崩潰之勢已成,則是確定無疑的了。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6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1958年春夏,中國出現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源於毛心醉神迷的巴黎公社。陳伯達的文章首先暗示了公社問題,文章指出,毛希望看到合作社轉變成為工業和農業兼容並包的綜合性機構,構成國家的基層社會組織。事實上,合作社已經在合並,目的是推進大型堤壩和灌溉工程的建設。但是現在,人們知道了毛的想法是要把工業、商業、教育、行政並入一個巨大的社會結構中去。

夏天,毛走訪了三個省份,想親自看看工作進展情況,最後他讚揚了七裏營公社,他說:“有希望啊!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社,就會有好多社。”兩三天後,他以更具概括性的語言提出了讚許,並被農村幹部們視為全國都要遵循建立人民公社的信號,盡管公社還沒有被黨的中央委員會認可。毛以為通過人民公社,再加上若幹年,中國在6年或7年內便能達到共產主義。

然而,毛的批評者依舊暢言無忌。4月24日,毛的湖南同鄉和井岡山的老戰友、國防部長彭德懷,率領一個中國友好軍事使團去訪問華沙條約國的首都。他正好與高級官員、外交部副部長洛甫同機旅行。洛甫是作為中國觀察家去華沙參加華沙條約國外長會議的。他們大概就最近毛領導下的政策方麵的戲劇性變化交換了意見。身為駐共產國際的前中國代表和駐莫斯科的前大使的洛甫,透露了毛和克裏姆林宮的爭論。

彭對毛的全民武裝概念,即所謂創立群眾性的民兵組織的思想早就心懷疑問。他相信,假如有一支受雇於軍營而不是稻田裏的完全職業性的軍隊,加上唯一可以利用的盟國蘇聯所提供的核武器,中國的情況會更佳。所以,彭不讚成毛與莫斯科分道揚鑣。

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盡管存在著廣泛的分歧,毛最終還是得到了會議對“大躍進”的認可。他作了四次講話,論及所有的重要問題並攻擊了幾個靶子,其中之一是中國人缺乏自信心,他們總是想知道外國導師,如馬克思是怎麽說的。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要搭好幾層樓梯才能爬得上去,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然而,“樓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還可以造升降機”。這導致了毛非常喜歡的一種教育方法,即通過望遠鏡的另一頭來觀察事物的方法的盛行。他讓中國人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自己。

“我問過在我身邊的一些同誌,我們是住在天上,還是住在地上?他們大家都搖頭說,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說,不,我們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別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別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一看我們,不就是在天上了嗎?所以我說,我們是住在天上,同時又是住在地上。中國人喜歡神仙,我問他們,我們算不算神仙?他們說不算。我說,不對,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們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為什麽不算神仙?如果別的星球上有人,他們不是把我們看成神仙嗎?第三,問他們中國人算不算洋人?他們說,不算,外國人才算是洋人。我說,不對。中國人也叫洋人。因為,我們看外國人是洋人,外國人看中國人不也是洋人嗎?”

毛承認他在許多問題上無知。“我也不懂工業,我對工業也是一竅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幾個管工業的談過,開始不懂,學過幾年,也就懂了,有什麽了不起。”

在列舉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名人之後,毛禁不住曆數了所有最著名的皇帝的名字,並且大膽地把自己同這些人作了令人感興趣的比較。秦始皇乃公元前一世紀秦朝的創建者,毛說他一直是“厚今薄古”的專家。

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

這個插話助長了毛的談興,他繼續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至此,全議廳裏大笑起來。

這時,毛是那樣地洋溢著樂觀主義情緒,以至於他居然設想起中國取得強國地位後的情景,“我看,15年後,尾巴肯定要翹起來,要出大國沙文主義。”但是,中國的事業終於沿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信心提高了,是由於農業生產大躍進……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會提前達到。”

毛申斥了前一天的一位發言者,因為他說跟著“某一個人走”就不會錯。“這個人就指的我。這句話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個人有對有不對,對就跟,不對就不跟,不要糊裏糊塗地跟……真理在那,就跟……要獨立思考。”

5月18日,毛講話的每一行字都把樂觀主義情緒傳輸到與會代表們的頭腦裏去。“明年1100萬噸鋼,後年1700萬噸鋼,會震動世界,”他自誇道,“假如5年內達到4000萬噸,我們可以在7年內趕上英國。再有8年我們可以趕上美國。”

中國不必擔心人口會成為厄運的守候神。“我們不要害怕8億或者10億人口。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後,中國人口會構成世界人口的一半。到那時,我們文化水平提高了。當全民都受過大學教育的時候,他們自然會控製人口。”

他還為自己的衝動辯解說:“我有意讓右派分子整風。在想出辦法前先放。鬥爭上幾輪也就明白了。

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使他在百花齊放運動中的同盟者轉而與他對立。由於百花齊放運動威脅到劉少奇的黨的機構,所以劉及其支持者反對這一運動。而周恩來與該運動毫無利害衝突,所以他支持毛。但是現在,輪到國務院裏周的專家治國論者的經濟計劃機構受到毛對經濟非同尋常的幹預的威協了,因此周起而反對。此時的劉在“大躍進”問題上雖然有些不情願,但還準備同意毛的見解。

恰恰是在“八大”二次會議給了毛自由行事的權威之後,正在東歐訪問的彭德懷,於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和赫魯曉夫進行了一次會談。後來,有人斷言他向蘇聯領導人發泄了一通怨氣,說他與中國黨內的其他人反對毛的領導。

6月,毛在軍事委員會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言,為了給戰友們以震動,使他們減弱對俄國人的依賴感,及時編一本戰鬥條例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毛說:“當蘇聯顧問同誌看到我們沒有模仿他們時,就進行非難,不高興。我們可以問問這些蘇聯同誌:你們模仿我們的條例嗎?如果他們說不,那麽我們說,如果你們不模仿我們的,我們也不模仿你們的……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比蘇聯豐富。我們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經驗沒有價值。這是錯誤的。”

從來都是人雲亦雲的林彪插話道:“我們的經驗非常豐富。我們不應該因為金子是黃色礦粉而把它扔掉。

6月底,毛讀了《人民日報》刊載的一則消息,說某個地區消滅了血吸蟲,根治了血吸蟲病。這使他“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所作之詩名曰“送瘟神”: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裏,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一個月後,由於赫魯曉夫唯恐蘇聯人會卷入中國與美國在台灣海峽的強烈對峙,所以他出人意料地飛到中國訪問。他和毛進行了會談。會談中提出一個與9年前毛和斯大林討論過的占領上海一事相似的問題。這次令赫魯曉夫大惑不解的是,當中國人能夠從國民黨手中解放沿海的金門和馬祖兩島時,他們卻沒有這麽做。

他問:“毛澤東同誌,你們為什麽在即將勝利的時候停下來呢?”

“我們心中有數。”毛說。

“什麽叫心中有數?你們發動這次戰鬥的本來目的是要拿下這些島嶼,可是你們在就要達到目的的時候停下來了。這能證明什麽呢?你現在是不是想對我說,你們從來就沒有打算完成你們的作戰計劃?”

毛答道:“我們隻是想顯示一下我們的潛力。我們不希望蔣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想讓他待在我們夠得著的地方。讓他待在金門、馬祖,我們就能以空軍和岸上大炮來打他。如果我們占領了這些島嶼,我們就會失去想叫他什麽時候不舒服就什麽時候讓他不舒服的能力。

赫魯曉夫不懂得這個策略。他提議和中國建立聯合海軍隊伍。毛把這個建議稱為無理要求,目的是讓中國處在蘇聯的軍事控製之下。

四年後,毛在一個講話中抱怨(赫魯曉夫):“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們國家搞聯合共同艦隊,控製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