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百花齊放（1957）
1957年1月初，毛澤東向中國的舊式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做出一種大概比他倡導百家爭鳴時更為勇敢的姿態。毛通知《詩刊》編輯部可以發表他以前寫的中國古典詩詞。對此，他解釋道：“這些東西，我曆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者詩味不多，沒有什麽特色。
毛的詩詞的某些私人輯錄本已經流傳開來，但毛對他的作品似乎總是不以為然。羅伯特·帕寧曾在延安發回的一篇報道中說，“無論你如何談他的詩，他最後總是隻有一個決斷性的回答—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詩作，羞於見人。這純屬胡言亂語，但它恰恰給毛以某種滿足，因此他會咯咯地笑個不停，其實他知道，這些詩作是非常好的。”
毛的詩作大多是采用詞的形式，這種形式最早起源於晚唐時期（公元9世紀），在宋朝得到完善（公元11至12世紀）。毛在1965年給外交部長陳毅的信中說：“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我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
毛察覺到，作為一個革命者寫作古典詩詞是不合適的。因為這種形式不容易表達有關階級鬥爭和革命等現代題材。毛的老對手王明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毛的詩詞的評價是非常苛刻的，他提醒說：“毛的這些作品中沒有一首歌頌馬克思列寧主義、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工人階級，沒有一首描寫工農兵的生活。”
毛澤東自己也感到出版他的詩詞可能會引起一些誤解，他在給《詩刊》編輯部的信中寫道：“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一年後，毛在一次講話中就中國人寫的現代詩歌，比較直率地談了他的看法：“今天的新詩沒有什麽格式，沒有人讀，即使你給我100元，我也不讀。
那些有資格品評毛的詩歌的人對它們的評價也不盡相同。一位來自湖南的著名的古典文學學者認為，毛的詩詞，“肯定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完成的……在他的詩詞中表現出一種旁若無人的衝力和衝動，我不同意那種認為毛的詩歌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觀點。郭沫若，這位毛政府中的優秀詩人認為：“主席的詩詞經過反複錘煉，所以氣魄雄渾而音調和諧，豪邁絕倫而平易可親。人人愛讀，處處傳誦。”他進一步說，“然而在事實上卻未見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
陳誌讓，這位生活在西方的毛的華人傳記作者，對毛的詩歌的評價是這樣的：“雖然，這些詩詞的藝術水平參差不齊，但它們並非等閑之作，這些詩詞將使毛本人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這和他在政治領域內的領袖地位毫無關係。”傅聰，這位從毛的中國逃出來的著名鋼琴藝術家，一直稱頌毛是一位“偉大的詩人”。
1945年，毛澤東曾經把他的詩詞當做有力的政治武器。當時，他以“雪”為題填寫的一首《沁園春》詞，轟動了山城，使重慶輿論界俯首繳械。同樣，1957年初，在他的最大的言論自由實驗—或者像他喜歡稱做的“大民主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前夕，他以自己古典詩詞的公開出版，解除了中國知識分子心理上的武裝。
在1957年初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先後發表了兩次講話。他提出，應該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辯論。他通過對黨的幹部鬧級別問題的批評，點明他心中的靶子。級別問題，在黨內無疑是十分敏感的。他說：“現在有些幹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他們不是比艱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闊氣，比級別，比地位。”
接著毛談到了大民主問題，他說：
“大民主也沒有什麽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誌好像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麽，做什麽。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衝，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
在第二次講話中，毛澤東再一次支持公開的辯論，在談到中蘇關係時，他說：
“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鬥爭……”
他強調真理必須跟謬誤相比較，相鬥爭。
“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麵，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麵，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麵，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麵，唱不得對台戲。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麽名堂的。”
與此同時，周恩來中斷了對亞洲幾個國家的訪問，趕赴莫斯科、布達佩斯和華沙，就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騷亂申明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我在電話裏告訴周恩來同誌，”毛最後解釋道，“這些人是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
1957年2月27日，毛第一次在黨外—在有1800人參加的包括許多非共產主義者和黨外人士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他著名的關於百花齊放的講話，這個講話的題目叫做《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越過了他那些曆經百戰的同事們，沒有就他提出的關於促進黨的整風和言論自由的新綱領征求他們的意見。
在毛的這次會議講話中，領導幹部扮演了一個被責罵的角色。劉少奇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沒有出席會議，像彭德懷、林彪那樣稱病不出。林伯渠和朱德則離開北京，並表示了他們異議，甚至羅榮桓，毛的追隨者之一，也沒有出席會議。大部分關注東歐騷亂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美帝主義麵前保持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團結，“不能動搖社會主義陣營”是共同的目標。周恩來帶回一個稍有些不同的信息，他說國內改革是共產主義存在的關鍵，毛對這些表示完全同意。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毛的4個小時講話的錄音在全國有選擇地向一部分人播放。有位上海的商人聽了這個講話錄音，後來他描述了“毛主席緩慢溫和的聲音”所講述的內容。毛首先談到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在中國的反響，承認在國內發生了罷工、學生騷亂和農民的不滿。
毛揭露說，一個高級幹部在夜裏工作，準備散發反蘇傳單。一個著名學者公開說，“為了人民的利益”要殺幾千名共產黨人。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反革命，問題出在黨的幹部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對群眾的意見不是采用說服和教育的手段，而是使用壓製的方法，所以現在必須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缺點，以便於他們改正這些缺點。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發生了一些偏差，導致了失誤，這些錯誤將得到糾正。但帝國主義分子說有2000萬人民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殺掉了，是極其荒謬的。實際數字“不超過70萬人”。
在全國，將開展一次黨的整風運動，為了這次整風運動的成功，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人民通過批評達到幫助黨的目的，允許言論自由和提出不滿意見。他們不會受到報複。實際上，那些不發表批評意見的人“不是我們的朋友”。
至於毛本人，就像一位著名歌劇的主角，現在變得太老了，不便於擔任主演。他可能很快退為B角。關於從“香花”中辨認“毒草”的標準，他在講話中也沒有提出來。這次講話給他的聽眾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真誠的領導人將要使其政策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根據來自東歐國家的消息，《紐約時報》登載了毛在2月27日講話的摘錄，顯然毛想在北京出版經他本人同意的版本，但直到黨中央一致認為在文章中應加入限製自由的論述後，毛方如願。
這篇講話先是在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這時距講話首次發表已經有3個多月了。公開發表時刪去了70萬反革命被槍決的事例，加進了判斷言論和是非—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這些標準歸結為一點就是，“它們應當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
毛在幾年後再次談到它時說：“匈牙利事件以後，我們允許發表自由言論，成千上萬的小匈牙利分子跳了出來，40多萬右派分子不得不加以清除。”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終於出版了，它論述了中國國內所麵臨著的兩種社會矛盾，即人民和“敵人”之間以及人民內部的矛盾，那麽誰是“人民”呢？
毛指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段、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這自然是屬於對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們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人民民主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政權，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思想之上的。“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毛間接提到匈牙利事件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但是匈牙利的示威者錯誤地用暴力行為對付人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幾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麵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複。”
如何理解國家的強製作用呢？
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製人們不信教。不能強製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製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隻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隻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製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如果采取恐怖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那將會使這些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事件那樣……你生前不允許別人批評，死後終將被批評的……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做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係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做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曆艱苦的鬥爭……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鬥爭中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什麽？作為黨所一直堅持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否能被批評？對此，毛回答說：
“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麽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
最後，在談到去年在個別地方發生的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的危害時，他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這最後導致了60年代的“**”。
此後，毛到濟南和南京視察，並對這兩個省的幹部分別發表了講話。他強調廣大幹部應保持艱苦奮鬥和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他再次嚴厲責斥一些幹部為了自己的級別四處奔忙的行為，要求他們按照共產主義者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說：
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像樣子，痛哭流涕……評級評得他不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在打蔣介石的時候，抗美援朝的時候，土地改革的時候，鎮壓反革命的時候，他一滴眼淚也不出，搞社會主義他一滴眼淚也不出，一觸動到他個人的利益，就雙淚長流……
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誌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
1957年4月，毛去杭州療養。杭州是位於上海西南的一個美麗的亞熱帶城市，公元13世紀曾是南宋的首都。為了繼續他以後20年的政治生涯，毛在此度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光，遠離北京那些討厭的報告、繁文縟節和陰謀。杭州在夏末時很悶熱，氣溫高達華氏106°，在這樣的高溫下，即使空調也不能把溫度降到華氏86°，但作為一個湖南人，毛對這種氣候是很適應的。
在杭州，毛抱怨北京黨的領導人和黨的報紙（沒有刊登有關決定的報道）阻礙了他的“百花齊放”運動。在對地方幹部講話時，他承認他的觀點隻代表了少數人，他說，軍隊的宣傳幹部在報上公開批評“百花齊放”的自由政策帶來的不良後果。“他們代表黨內90%的同誌，所以我沒有群眾基礎。”盡管他很被動地強調指出：“我不是鼓勵群眾造成混亂，我不是開促亂的會議。”但他堅持認為，黨在這一時期內要“放”，要接受批評。
在這種情緒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是充滿了艱難險阻的。他說：“如果一萬年以後地球毀滅了，至少在這一萬年以內，還有鬧事問題。不過我們管不著一萬年那麽遠的事情，我們要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認真取得處理這個問題的經驗。幾天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文章指出：“必須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認為“在我國幾百萬知識分子中，還隻有少數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比較熟悉；多數人願意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學得還很少……還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不很歡迎，甚至保持敵對情緒”。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接受教育，必須進行改造。文章強調“要幫助幾百萬知識分子在當前的偉大曆史變革時期實現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榮使命”。
毛使出渾身解數，終於迫使中央委員會同意—顯然是極其勉強的—開展一次新的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盡管這樣，由此導致的騷亂仍超過了以前。劉少奇打算提出這一運動的目標，首先應該是主觀主義，其次是官僚主義，再次是宗派主義。但是，毛堅持把官僚主義放在第一位，以此作為動員黨外群眾參加黨內整風運動的根據。這種把自己暴露給黨外人士的做法，肯定使毛的同誌們耿耿於懷。
但在4月30日，毛發出了指示：“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應該多采用同誌間的談心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這個運動從5月1日持續到6月7日，毛本來希望能再延長一些時間，最好進行幾個月，但由於他的同事們的抵製，他最終隻好作出了讓步。藝術家、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政治家和學生對他們能夠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思想和主張表示滿意，他們傾訴出長期受壓抑的怨言。
5月19日以後，北京大學的自由演講活動突然變得過激起來，每天都出現數百張標語，不斷攻擊和侮辱黨的幹部。5月23日，一位年輕的女演講者在北大“民主廣場”發表演說，指出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今天已不再適用。
一名學生因每天撰寫大字報而聞名全國，他的每篇文章都可稱得上是“毒草”。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話：“在伊佛索，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應該去死，市政應該交給羽翼未豐的年輕人。”他批評《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
這個勇敢的年輕人要求年青的一代去表現自己，“除了那些‘三好學生’（或者說是蠢材、樣板學生，或說是‘小小螺絲釘’或是‘毛澤東的孩子們’或隨便你怎麽講，都是一樣的），即已完全喪失了思考能力的人外，中國青年中存在著成千上萬的有智慧的和非凡的人物。”這條標語署名為“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8)
另外一個參加雙百運動的人是前國民黨的老將軍，四年前他曾介入毛和哲學家梁漱溟的爭吵。現在他指出毛的性格“暴躁、衝動、魯莽”，這就“經常影響他的決策，引起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不必要的偏差”。
在這場運動中，毛充滿感情地寫了一首著名的詞作，惟一一次公開地提到了他的個人生活，在這首名為《蝶戀花》的詞中，毛回憶了他的第一個妻子—楊開慧的生平和她犧牲的事跡。他充滿深情地寫道，“我失驕楊君失柳……”
不久，那位在1927年毛離家出走之後一直在長沙陪伴楊開慧的女士(9) 到北京看望毛澤東。這是一位始終堅持正義的婦女，她的來訪使毛重新喚起了對昔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日子的深深回憶。當這位客人談到楊開慧的勇氣、忠誠和對他們的孩子—岸英的希望時，毛熱淚盈眶，“開慧是個好人”，“岸英是個好孩子”，他們能說的隻有這兩句話。
到了5月15日，也就是在“鳴放”進行了兩個星期之後，毛打算中止這場政治運動。他在給黨內幹部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應當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條主義，許多錯事不能改正。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組成了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原先接受了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現在又要求退回到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毛指出：“現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隻要他們翻這兩條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他們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為自由國家）的理想，還是請你們到那裏去吧！許多人這樣做了，例如鋼琴家傅聰受官方派遣到華沙學習，但卻非官方地逃到英國，在那裏與耶胡迪·梅紐因的女兒結了婚。成千上萬的人通過香港來到北美、歐洲、東南亞和澳大利亞。
又過了10天，毛開始限製“百花齊放”運動。他告訴出席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年輕的非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這期間，在北京大學傳抄著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節譯本，這是從《紐約時報》摘錄的。
一位在政府擔任部長的非黨人士說：“尊敬的毛以為民主黨派會很有禮貌地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評意見。但這一估計是不足的，”他解釋道，“他沒有想到黨可能會犯有那麽多的錯誤。”各省的黨的幹部們拍來的電報被形容為“似雪片飛來”，他們一致要求停止運動。
到6月8日，毛投降了。他發出了黨內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那些公開講演批評政府的人現在被作為資產階級右派而受到打擊，一些精明的非黨人士從開始的時候就預料到這個結果。武漢騷亂的學生領導人實際上已被處決。
現在，毛在政治局裏的支持者已經失去半數，一兩個動搖者受到攻擊和責難。這種不十分擁護他的情況以前也曾有過。例如，在1955年，當時他堅持要提前進行農業集體化，但那時他的主張最終被大家接受了。現在，他的“百花齊放”運動遇到了麻煩。北京市長彭真曾對他的親密僚屬說：
“斯大林自己認為他永遠絕對正確，結果他……被……譴責並被擊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會犯錯誤，區別隻是錯誤的程度和性質不同而已……我黨的幹部都是黨的工具，問題在於像毛澤東同誌這樣的工具怎樣才能運用得更好。
但是，學生們並沒有善罷甘休，北京大學貼出了又一張大字報，署名是“一部分曆史係一年級學生”。大字報說：
“善良的朋友們！我們所有的人都被欺騙了！共產黨修正錯誤的目的不是去掉三害，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或改正工作方法，而是獲得更大的權力，以便更好地統治‘愚昧’的中國人民，這不是很清楚嗎？雖然皇帝給他的黨下令改變工作作風和方法，但各級官僚依然故我，一切都像從前一樣。最近，皇帝發現了一些‘右翼分子’，他現在要用他們去威嚇‘愚昧’的中國人民！”
7月1日，毛在《人民日報》寫的一篇社論中，對“百花齊放”運動中出現的把民主黨派引入歧途的問題進行辯護。他說：整風“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隻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隻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毛顯然有理由不想看到那些在5月初由他發動起來的一流右派受到他的黨內同事的懲罰。在這一點上，周恩來支持他。然而，劉少奇和彭真領導的黨組織，仍計劃嚴厲處理民主黨派的政治家們。最終的結果是，攻擊毛允許散布批評言論的這些政治家們發動了一係列懲罰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一個右派被證明說過合作化運動不好的話，“農民們正在詛咒毛主席”。還有一些人非難毛的性格粗暴，等等。毛被指責不理會黨內自己的同誌，而去支持非馬克思主義的阿諛者和機會主義者。
毛的防衛辦法就是到全國各地去解釋他對事情的看法，比如7月9日他在上海對幹部們發表了一次談話，其中說：
“我就是這麽一個人，要辦什麽事，要決定什麽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幹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麽東西都不出的呀！”
這就是毛的所有關於人民的樂天派的觀點。“智慧都是從群眾那裏來的。我曆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但是，每隔二年或三年“放火”一次是必要的。
“在延安我們沒有這樣大的膽子，沒有經驗，沒有禁止，也沒有放。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沒有幹過，沒有經驗，這次大鳴大放增加了我們的經驗。將來還是要鳴放。‘百花齊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內，一年一放還會放出來。把人民當敵人壓是很危險的。
毛絲毫沒有放棄他的樂觀派觀點，如今他又把這種觀點發揮在有關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兩天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就人口問題發表了講話，他說：“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隻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製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計劃生育，也來個10年規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製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毛建議說，如果建立更多的小鋼鐵廠，鋼的產量將迅速提高。他要求宣傳“多、快、好、省”的口號，這個口號在1956年下半年被“一陣風”刮下來了，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複，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
毛還談到了改變中國人的體質的雄心，在1957年10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他提到了“除四害”問題，即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他說：
“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不曉得諸位如何？恐怕你們也是有興趣的吧！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澤東最後自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