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抽象的愛”（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發動黨內整風運動的時機終於成熟了，此舉的目的是要說服黨的幹部們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和領導。蘇聯人培養的小集團因其老師（指托洛茨基）和支持者巴威爾·米夫在斯大林對右傾分子的清洗中被控有罪而聲名狼藉。斯大林則一門心思地撲在與德國人的爭鬥上。
新的共產國際不再試圖自莫斯科控製中國黨。不久之後毛就它的解散作出決議，其中承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運動。”
日本對華的不斷進犯也給毛以幫助，使之有借口將1938年以來一直在籌備召開的黨的“七大”推遲舉行。(25) 實際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舉行，毛說不定會在鞏固其至尊地位上兵敗落馬。而且，許多紅軍機關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掃**攻勢，也使毛有機會采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強化他們的思想意識。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群被其對手們稱為“小集團”的人，其中包括譚震林、陳正人、鄧子恢、鄧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蘇聯療養歸來）。毛還獲得了劉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現了對毛的領導的公開批評—而且這些批評不僅僅來自布爾什維克。周揚—江青早在上海時的老對手，竟在這個將毛比作太陽的社會裏撰文稱“任何太陽也有黑點”。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機關報上對一些領導人的不誠實言行頗有微辭。他們不實行男女平等，他們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這種做法是一般老百姓無法接受的。這些小品文輯在一起，取名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卻有著略帶苦澀的鱗狀球莖。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後來被逮捕，並遭處決。毛對此內疚了多年。關於處決一事，20年後他對其同誌解釋說，這件事發生在“部隊轉戰途中，是保衛部門自作主張處決的；決定並非來自中央。我們如此對待批評，經常搞得非常麻煩；我想他不應被處決。即使他是密探，寫文章攻擊我們，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條生路，或讓他去勞動有何不可？”(26)
正是為了回擊這些批評者和懷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黨校開學發動了他的整風運動。他在開學典禮上所作的講話題為《整頓黨的作風》(27)，毛再度號召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條件結合起來。
他取笑那些脫離中國生活實際的知識分子。他說，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非常無知，還不及工人或農民懂得多。他在笑聲中繼續說：“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但是，同誌，你別著急，我講得多少有點道理……”他接著說，一個人大學畢業後，但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活動，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說實話，這樣的人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其知識尚不完全吧？書本知識沒有什麽內在特殊的東西。
像大師傅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師傅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
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隻是讀死書，那麽，隻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麽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麽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
所以我勸那些隻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我這樣說，難免有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麽，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
對於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個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們的同誌必須明白，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去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麽好看，也沒有什麽神秘，它隻是很有用。
毛的意圖並非是將犯了錯誤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懲辦他們，而是為了挽救他們。
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診死……
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隻要他不諱疾忌醫，
不固執錯誤，以至於到達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誌。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一周後，毛又以《反對黨八股》為題作了第二篇整風運動重要講話。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黨內有些人行文“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誌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
他最後講述了自己的寫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加以刪改，然後發表。”
該講話中另兩個有趣的見解是關於外語學習和反對嚇人戰術。毛主張，“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誌隻有損害……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
一些中國人對外國語近於憎惡與畏懼，但在這一講話中，毛公開宣稱：“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要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
接著，毛向藝術家們、作家們和知識分子們講道，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風運動這一使命的話，就需要他們這些人集結在他的旗幟之下。他還安排自己參觀了魯迅藝術學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蘇聯人(28) 如此描繪江青：“她身體苗條，有一雙黑而機靈的眼睛。站在她壯實的丈夫旁邊，更顯得弱不禁風。
這位觀察家對這個既是毛的秘書，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評價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是她的突出特點。她毅然克製自己，無情地驅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她急於要趁她年輕的時候達到自己的目的。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觀看排練，並與演藝人員和教師長談，以彌補他對現代文學與藝術知識的匱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了。一位當年的與會代表回憶，那時“延河解凍了，黃濁的泥水衝刷著淺淺的河床，淌過沙子和泥土。柳樹變綠了，刺兒梅花香逸滿溝壑與平川。春天來了……”毛在蒙蒙細雨中乘車前來，大步走進擁擠不堪的禮堂，連門外操場上都坐滿了人。
毛的主旨在於藝術家應服務於社會，應該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書身份參加座談會的江青覺得，他不僅僅是對少數藝術家，而是“對更廣泛的，受到王明蠱惑的人在講話，王明與主席的敵對在延安是盡人皆知的”。
“我們今天開會，”毛說，“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他的聽眾們將有可能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的工作將成為革命機器上的齒輪。
他解釋說，中國人有些缺點—落後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他們進行鬥爭的包袱。“我們應該長期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隻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隻看到片麵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
座談會的最後一天，討論在晚餐前結束，而此刻將落不落的太陽光線，正好尚夠集體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當要按動快門的時候，他站了起來，走向丁玲，將自己的位子讓給她，邊讓邊說：“讓我們的女幹部坐在中間，我們可不要在‘三八節’又受到責難。”引得眾人大笑。
晚飯後，毛作總結發言，來聽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禮堂外的空場上，毛就在油燈下講話。他抨擊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們所持的觀點—“任何事情都要從‘愛’出發”。他明確道：
……在階級社會裏，也隻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誌卻要追求什麽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誌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
至於所謂的“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麽？
藝術家和文學家應該接觸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惟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就隻能做……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毛用對知識分子如何成為一個更出色的共產黨員的忠告，結束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采取的。
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黨。他們想：什麽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隻有離開黨完事。
毛在集體合影時讓位於丁玲的殷勤之舉，並沒能消除延安座談會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們就毛對他們的要求爭論不休，並分成了兩大派別。一派支持毛關於藝術應服務於社會的路線。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揚為首，該人與毛的妻子江青交惡頗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為首，他們將重點放在藝術的獨立需求，強調藝術所具有的想象力、審美觀與創造性等作用。
1943年6月，中央發出的一項指令，第一次詳盡論述了標誌著毛式共產主義特色的現象，即後來廣為人知的群眾路線：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指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係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到1943年夏，毛鞏固了他的領導地位。他最終當選為新設立的黨的主席，正式在領導集團中占據了最高地位。黨的總書記這一舊職仍然空缺，沒人能與毛的傑出地位一爭高低。如今，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已完全破裂，共產黨人需要有一個全國性的領袖，作為蔣介石的競爭對手樹立在公眾麵前。毛是顯而易見的候選對象，由於他的地位上升到了這樣一個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險攻擊全力鋪展西方戰線的斯大林了。
從此，對毛個人及其思想的崇拜開始建立。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如此，甚至40年代中後期成為毛的狂熱支持者的劉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對他的朋友說：“什麽是主席？我從未聽過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中國的斯大林還沒出現呢！
發表在共產黨人報紙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稱讚毛的“領導天才”的報告，開始了他乏味而漫長的諂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年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毛的個人崇拜才係統地發展起來。毛兒時的夥伴蕭三(29) 1941年末在延安的機關報上撰文，稱毛是“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我們的導師和我們的救星”。這就為黨報的社論作者來日的寫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調子。毛的同事開始在各自的講話中稱毛為黨的“開明領袖”和“旗手”，與此同時，西奧多·懷特(30) 發現他們對毛在延安的即席講話也浮華誇大地加以評論，“就像啜飲知識之泉”。
艾青以《毛澤東》為題，寫下了拍馬奉承的頌歌：
毛澤東在哪兒出現，
哪兒就沸騰著鼓掌聲—
“人民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虛的頌詞，
他以對人民的愛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於古老而龐大的中國，
把曆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臉常覆蓋著憂愁，
眼瞳裏映著人民的苦難；
革命者—以行動實踐著思想；
他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概括，
一手推開仇敵，一手包進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戰略—
把最大的力量壓向最大的敵人；
一個新的口號決定一個新的方向；
“一切為了法西斯主義之死亡”。
始見於1944年的下麵這首歌，後來幾乎成為一首國歌：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贏得了延安一批極為能幹的年輕官員的忠誠，其中包括鄧小平、彭真、陳伯達、陶鑄、饒漱石等人，這些人都有可能在將來的中國政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有可能成為戰後中國的第二代紅色領袖。
劉少奇讚同對毛的吹捧。盡管在重慶的統戰工作阻礙了周恩來積極為此而活動遊說，但周已明確地拜倒在毛的無上權威之下。隻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著沉默。
西奧多·懷特1944年訪問延安後寫道：“毛的個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於崇拜的頂峰。”一位中國記者發現，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跡無所不在，而對於工人、農民來說，他的話便是“絕對的和極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這一崇拜並沒有在整個共產黨區域內全麵發展。毛的“選集”就壓根兒沒在延安出版過，其早期版本倒是在1944年至1948年間在熱衷討好的助手林彪負責的哈爾濱出版的，聶榮臻轄下的晉察冀邊區也有出版。毛的“三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的綜合學習是在晉綏地區著手開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
王明聲稱，毛在這段時間裏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援引馬克思、列寧、孫逸仙的例子，向他談起創立“毛澤東主義的客觀必要性”。據王明說，毛承認，人民在他們剛剛被灌輸的時候，是不會沉迷於一個新的主義的，同時他聲言，“我們必須以穆罕默德為榜樣，他一手執劍，一手拿《古蘭經》，用暴力使人們改信新教”。
在毛這一代領袖們當中，正是與他同上過一所學校，20多年前在安源礦工大罷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鄉劉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劉發表一篇文章，驗證毛在過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襲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這與那些認為毛已成為黨內孟什維克的觀點恰成對照。這對於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劉在1937年黨的代表會議上，曾以同樣的說法（盡管沒有讚頌毛）回敬過毛的反對者。但他的分析隨即便被否決，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與之觀點相對立的報告，並被通過。結果，劉丟掉了他在黨的華北局的位置。是毛幫助他得到了新的職位，於是在1940年劉誇大其詞地將毛說成：“隻有毛澤東思想能夠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是全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領袖，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當然，劉並不讚同毛的獨裁。1941年他警告說：“在我們黨內，不存在對個人的額外特權，任何不代表組織而實行的領導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同誌是全黨的領袖，但是他也要服從黨。紅色領袖即使明白多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要在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方麵以身作則。當劉被安置在黨的書記處取代洛甫而成為五人核心集團的一員時，他對毛是否取勝所可能產生的種種懷疑大概也就煙消雲散了。這也算是幹淨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恥辱。
繼1929年革命戰爭中失去妹妹澤建後，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後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澤民。1936年澤民在陝西升任財政部長負責整個共產黨地區經濟工作後，於1938年離去，就任其時正與共產黨人合作的新疆軍閥的財政顧問。不幸的是該軍閥後來投靠他方，於是毛的弟弟鋃鐺入獄，在獄中被送以毒酒鴆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