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惡 戰（1938~1941）

毛在1939年5月寫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規定為“建立一個在中國曆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製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麽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那答複是：走曆史必由之路”。

顯然對許多黨員來說，要區分短期和長期目標是很困難的事，毛在另一篇講話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製，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

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麽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

中國是否永遠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來一定不要……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

中國的青年要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毛在一篇講話中又指出，要發揮這一令人振奮的作用是有條件的，這段話從後來的《選集》中刪掉了：

青年要成功，還得跟成年人做朋友，要跟25歲以上的大多數人結合起來。老頭子要不要呢？也一定要，老人有經驗……因此，一定要青年人同老頭子結合起來，就是100歲的人也好，一道同他們團結打日本……老頭子做起宣傳工作來好得很，老百姓歡喜聽他們的話……同誌們，青年運動中組織娃娃也是一個重要任務……日本帝國主義正在那裏訓練我們的娃娃，叫他們當小漢奸，我們還可以不去聯合娃娃們嗎？……娃娃組織起來有很大的好處，可以捉漢奸，可以查煙鬼，可以抄麻將，更可以放哨查路條……

5月25日，俄國攝影師羅曼·卡門來見毛，他和他的同伴都被“一個騎馬飛奔的女騎手驚呆了，她在我們的麵前勒住馬，很優雅、很灑脫地歡迎我們”。這位女騎手就是江青，她因是主席的夫人而擁有一匹馬。俄國人給她拍了幾張騎馬的彩色照片，盡力把她拍得更像斯拉夫人而不像中國人。

卡門的回憶錄進而描述了江青作為毛的私人秘書的工作，“她給他準備日記本，記錄他的談話，抄寫文章，料理日常瑣事……她很自信地騎在一匹矮小而性烈的馬上，時而策馬騰飛，時而勒馬吃草。腦後的辮子用綢子紮著，穿一件繳獲的日本軍大衣，光腳蹬一雙木屐。

江青剛剛結束了幾個月的增產節約活動，當時毛發動了開墾離延安30英裏遠的南泥灣荒地的運動。參加這一墾荒運動的同誌都得自耕自織，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糧食和布匹。在這種挑戰中，江青的雙手第一次打起了血泡，她以前從未幹過體力活。但由於有結核病，她被免去了織布的任務。

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和裏賓特洛甫簽訂協定，毛表示歡迎，稱協定是蘇聯力量壯大的證明，任何支持日本的人都會反對。德國以前幫助過日本，但“如果今德意放棄其助敵政策，那我們就不妨與之接近，用以減少敵人的力量”。毛還非正式地對一個客人講過：“斯大林把希特勒裝進了口袋……但隻裝進了一半。

兩周以後，在對延安的共產黨官員的談話中，毛把這場戰爭稱之為“一群瘋狗打架”，所有卷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管它是站在德、日一邊，還是站在英、法一邊，都是對反革命掠奪感興趣的帝國主義國家。應該“把他們看做一樣的強盜，特別反對英國帝國主義者，這個強盜魁首”。

毛對英國表示了最大的蔑視。9月14日他就戰爭問題對他的同誌們演講，他說：“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英國方麵。”他譴責參加歐洲戰爭的各方—英、法、德—稱歐洲戰爭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這時，埃德加·斯諾第二次訪問紅色根據地，在他到達延安前，有人告訴他，延安有了腐敗跡象，說毛現在擁有一輛私人汽車。在確切知道斯諾要來後，毛派他的“高級轎車”來接斯諾。當車子開來之後，斯諾發現這實際上是一輛救護車，車門上清楚地印著一行字：“獻給中國英勇的保衛者—紐約中國洗衣匠協會謹贈。”斯諾寫道：

我看到毛澤東仍住在一個窯洞中，但卻改裝得現代化了，一共包括了書室、臥室和會客室三個房間。牆壁粉刷著白石灰，地上鋪著磚塊，還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裝飾。如此而已……幾年來的戰爭不曾使他有什麽改變。因為不再挨餓，他的體重增加了，他的頭發已經剪短……他依然是世界形勢的研習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開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閱讀一大堆從附近軍隊無線電台收集的當天電報—從山西前線，從中國各地，乃至從海外各國。

10月19日毛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發表講話，他說：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聖人……

“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了堅定決心。他在一篇文章中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不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濺你一身汙泥。所以他主張打倒它。他一點也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

1939年出版了毛和其他人合寫的，由毛本人主筆的教科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在這篇長文中，毛就資本主義發表了一番有爭論的評論：“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

毛補充說，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的一個方麵，也不放鬆，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在斯大林的60歲生日時，毛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中，而是從中國的經書中摘取祝壽詞。“我們中國人民，是處在曆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詩經》上說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我們正是處在這種時候。”毛的公開祝詞是這樣結束的：“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斯大林的敬愛，對於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汙蔑，到底都沒有用處。

毛尚未見過斯大林，由於日本和德國東西兩麵夾擊綿長的蘇聯，因而毛不再害怕他了。斯大林這個名字，主要是毛用來反對他的中國對手的咒語。

第二天在延安對他的同誌們的演講中，毛坦率地談到了共產黨人的家長：“斯大林同誌就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如果沒有一個斯大林，那哪一個來發號施令呢？……現在世界上有了一個蘇聯，有了一個無產階級，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了一個斯大林，這世界的事情就好辦了。”

接著，毛又說了一段紅衛兵在60年代大加張揚的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

1940年初出現了毛打擊知識分子地位的第一個跡象。他指出，如果知識分子還沒有改變他們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思想態度，那麽通過他們去改變經濟關係就不足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一論點很難說是大家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獨特的“文化革命”是毛對20世紀語言發展的最大貢獻，這個詞是在這裏第一次提出的，它出現在1940年1月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這本小冊子被當做實現現階段中國革命政治、文化目標的指導性文件。

他的開場白很一般，沒有什麽特別之處，這表明他知道自己的話會引起知識分子的反對，他說：

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才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誌已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

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8月，紅軍進行了它最著名的對日作戰“百團大戰”。彭德懷將軍不顧毛的勸告，他不僅沒有分散他的部隊，還把力量集中起來。這樣過早地把軍隊暴露在敵人麵前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攻擊—這是後來毛分子說的。紅衛兵在60年代甚至說發動這次戰役沒有得到毛的允許，雖然這難以置信。

後來蘇聯人指責說，毛在日本侵略時隻想保留他自己的軍事實力，因而日本人得以騰出手來，迫使蘇聯人在滿洲邊界布置更多的軍隊，否則這些軍隊本可以與希特勒作戰，盡管這種說法有所誇大，但似乎有些道理。1969年的一次蘇聯廣播說：“毛澤東隻是袖手旁觀蘇聯人在流血……這當然不是一個多年從蘇聯得到金錢和武器援助的人所應有的態度。”最後，蘇聯評論員補充說，毛不得不退卻到一部分中蘇接壤的邊境地帶，“馬歇爾將軍曾經很精辟地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在蘇聯邊境一帶發現了一個避難區，毛澤東無疑要遇到他的滑鐵盧。

一年後莫斯科電台把這種說法更推進了一步，“毛澤東待在延安多年，隻是要完成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壟斷控製。盡管他讚揚黨的抗日舉動，實際上他隻是保存實力，準備以後同國民黨作戰，因而他實際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占領中國，導致中國人民極大的犧牲。

如果毛對日態度暖昧需要有辯護理由的話，那麽1941年初發生的事件就是個很好的借口，當時紅軍在安徽省的一支重要部隊幾乎完全被消滅—不是被日本人消滅，而是被國民黨軍隊消滅，從而導致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實際上的瓦解。在延安，共產黨人等待著國民黨何應欽將軍再來一次這樣的行動。國民黨在延安聯絡官緊張地問毛，他將作何反應。

“你一直待在延安，你會不知道？”毛反問道，“他襲擊我們，我們就襲擊他。他住手，我們也住手。”

但毛在延安的處境更加艱難，因為國民黨中止了對紅色政府的津貼，同時加緊對紅區的封鎖。

二三年後毛回憶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1年春毛更大膽地公開批評王明，在《農村調查》的序和跋中，他再次談到必須謹慎地、科學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也就是說，中國同誌要對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進行自己的調查研究：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隻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我卻至死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

最後，他以私人的、有點想消除疑慮的話來結束：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隻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麽都懂得了，隻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誌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誌願。

在5月份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毛進一步闡述了要謙恭地學習、了解中國國情的主題：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

但中國的共產黨人仍有許多缺點：

20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麵作過係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隻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

但現在戰爭發生了毛所沒有料到的轉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軍隊以雷霆萬鈞之勢開進蘇聯，撕毀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協定，使得毛不得不改變對西方列強的立場。現在帝國主義者丘吉爾正在支持共產主義蘇聯抗擊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和日本，毛必須和他極不信任的英國合作。毛在中國實行的統一戰線不得不在國際範圍內進行，用毛在德國入侵蘇聯第二天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對法西斯奴役，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年年初，共產國際代表曾直截了當地問毛，如果日本侵犯蘇聯，他打算怎麽辦，但毛避而不作直接回答。蘇聯人後來宣稱：毛無視他們要求破壞鐵路，阻止日軍向蘇聯邊境移動的要求，他“實際上停止與日本軍隊作戰”，把他的將軍們留在延安，而不是讓他們去前線打日本。他們還說，毛低估蘇聯的軍事實力，認為放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更有利於進行抗德遊擊戰。

蘇聯的參戰意味著毛得承受莫斯科更大的壓力，他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內獨立的領袖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脅—那個完全得到克裏姆林宮支持的名叫王明的競爭對手就坐在附近的窯洞裏。毛的不安全感從1941年對王明講的一段話裏可以看出，根據王明的回憶錄，毛對他說：“我們黨內有三個人受到黨內幹部的愛戴。第一個就是你，王明，第二個是（周）恩來，第三個是老彭（即彭德懷）。

有天晚上，毛收到莫斯科發來的一封電報，正式要求中國共產黨幫助阻止日本在東方開辟進攻蘇聯的第二戰場—有關這個請求，政治局討論了好幾天。王明說他們應有所行動，但毛說這不明智。

王明冗長而火暴的回憶錄於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回憶錄在電報問題上歇斯底裏，使人懷疑電報問題的真實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回憶說，從那天開始，他每天至少要在毛的家裏吃一頓飯，逐漸“我的胃由於大量失血而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厲害，心髒虛弱。醫生診斷說，症狀很像中毒”。與此同時，在毛的指使下，開始在離王明住處僅30步遠的地方動工興建新的會議廳，晝夜施工，使王明寢食不安。

毛命令王明住院，直到第二年8月才讓他出院。王宣稱在這十個月裏，負責給他治病的醫生金茂嶽蓄意用大劑量的含汞藥物來毒害他。王具體指出下毒是在1942年3月至5月這段時間，當時毛反對王明和其他“莫斯科幫”的運動達到了頂峰。王明說當時他能活下來全仗他妻子，他妻子觀察了藥效後把一些藥扔掉了。

王明聲稱，毛指使進行的這種醫療護理在第二年他得到赴莫斯科治病的邀請後又開始了。王明斷言，金醫生在2月份給他開了大劑量的甘汞和碳酸氫鈉及硫酸鎂合製的內服藥水（會產生腐蝕性作用），一周後又給他用高濃度的單鞣酸液灌腸。

毛對這個由蘇聯培訓的親斯大林的爭奪領導權的對手的突然上升肯定感到不安，但看起來他不太可能會采取如此容易被發現也如此不成功的手段。此外，王明潛在的癔想症也不應該低估—他沒有給人留下脾氣穩定的印象。毛的王牌當然是他的土生土長以及他是亞洲人幾個世紀之久不願聽從於歐洲人發號施令的意願和象征。無論是出於偶然還是蓄意的，他在1941年主持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時相當精彩地顯示了這一點。這次大會是在延安召開的，出席大會的除了有中國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社會的代表外，還有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蒙古的代表。毛的延安聲明開始播及到鄰國。

最後，為結束這場戰爭，美國人也由於日本在12月8日轟炸珍珠港而卷了進來，正像希特勒早些時候進軍蘇聯迫使毛投入丘吉爾的陣營一樣，他現在也不得不把羅斯福當做抗日的盟友。當然，這也使局勢更加明朗化了，即日本最終要被打敗，對中國共產黨人構成主要威脅的仍然不是日本，而是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