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是妥協還是務實

“整體看起來不錯，就這麽著吧。”這事可能真不是憑空杜撰，一群人在為皇帝製作陶俑的過程中，群體性地采取了如此態度。

秦始皇即位的37年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議程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中央決策製定政務的“廷議”。作為一項非法律規定化的決策過程，秦始皇時代十分“注重大臣的看法”。廷議就是朝廷上大家共同討論，舉手表決。一旦討論好通過表決，辦公廳起草詔令拿給皇帝看，沒問題之後製曰“可”，即形成法律效力。

單從“物勒工名”製度這件事來說，以兵馬俑所見陶文點讚秦代手工業管理並不科學。作為一種製度，建立者不僅不是秦始皇，甚至也不是秦國。早在公元前8世紀至前7世紀的春秋中期，齊國重臣國差曾鑄造了一件儲酒器——甔（dān），肩部有銘文共10行52字，內容涉及造器時間、督造者、工師、國邦安寧和“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的吉祥話，開創了產品質量管理的先河。

“子子孫孫永寶用”，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標準套話，以物品經久耐用代表作器者對自己子孫後代的期望和要求，蘊含了人們對不朽觀念的認識和理解。通過鑄造器物，鐫刻銘文，傳祖先功德於後世。“永寶用”的目的是最終實現先祖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的不朽。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督造者國差，出身官宦之家，曆齊惠公、齊頃公、齊靈公三代，一直擔任齊國的上卿。《左傳》載：“齊、晉戰於鞍，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

春秋以來，關於不朽，已經明確標誌是“雖久不廢”，實質是名之不朽。名之不朽，人一生最高的精神追求。國差鑄器對後世質量管理之功，純屬無心插柳柳成蔭。

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韜·文韜·六守》）

周武王平定商紂之後，薑太公受封營丘地建齊國。太公認為大農、大工、大商是一個國家的“三寶”，要全麵發展。手工業管理製度能最早萌芽於此，自然是與這個地區發達的工商業有關。“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貿易往來涉及朝鮮半島等海外地區，加強商品質量管理成為客觀需要。

追根溯源，手工業管理製度與商業貿易息息相關。青銅甔見證了中國曆史上物勒工名管理製度的萌芽，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責任人模式也被世代沿襲了下來。經過三晉地區諸侯國的傳播，很久很久以後秦國方開始效仿。

物勒工名製度不會起源於秦國。因為秦國是農業大國，重農抑商是基本國策。在社會經濟大形勢的逼迫下，直到商鞅變法之後，經過惠文王和昭襄王時期的大力推廣，到戰國晚期物勒工名製度才逐步得到完善。勒名格式從早期相邦（最高督造者）、寺工及丞（主造者）、工（具體製造者）三級，逐漸簡化為“寺工（主造者）、工（具體製造者）”兩級。無論是製度本身的出現，還是本土的具體實施，秦始皇又一次繼承了祖先留下的遺產。

秦始皇自然是希望自己和整個帝國能不朽，但這個希望依托體不在地下王國那些偶人。兵馬俑不用於商業貿易，物勒工名製度的落實程度沒有也不需要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徹底。看懂兵馬俑的“懂”，表麵層次上需要客觀評價其雕塑技術的高超，吹捧即捧殺。深層次上需要客觀分析當時的文明程度，秦代文明絕對不比現代文明更進步，兵馬俑也隻能是那個階段藝術作品的巔峰之作。

在現實生活中，秦政府除了製作管理，還有一些與物品相關的法律規定。

傳車、大車輪，葆繕參邪，可殹（也）。韋革、紅器相補繕，取不可葆繕者，乃糞之。（雲夢睡虎地秦簡《金布律》）

車輛維保，輪子歪斜變形能校正就校正，別動輒報廢。皮大衣和晚禮服壞了，翻翻看，找一件壞得更嚴重的同類物，該換領子換領子，該換袖口換袖口。榨幹物品最後的使用價值之後才能廢棄。

秦法繁苛，關於惜物、惜材也絮絮叨叨般細化管理。物品是繕還是廢，國有資產大到國防、農業生產，比如兵器、農具，小到零零碎碎，比如《倉廩律》中苫蓋糧倉、草料的草墊子和木材，一一列入法律條文，具體咋樣做，錯了如何罰，依律可做可罰。

律文規定，每年七月各地處理“公器”銷戶，已經無法修理的，磨除器物上的標識。金屬器作為二次鑄造原料，都官向上對接大內，大內接受後折價，工作截止時間至七月底。都官距大內路遠，可以直接運交給縣，由縣收取變賣。處理時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時間，要求先賣，應以文書將其情況及時報告內史。所處理物品如無法變賣而可以作薪柴和蓋障用的，繼續使用，完全沒用才可以燒毀（雲夢睡虎地秦簡《金布律》）。

法律細化到如此程度，想不繁苛都難。秦人重法家，法家思想標誌性的行動指南是法必明，令必行。昔日為了營造聲勢，商鞅在變法前夕舉辦了一場秀。櫟陽城南門外立一根木頭，誰能搬到北門就可獲取50金。事情太簡單，獎金太豐厚，令圍觀群眾感到很古怪，自然會讓人產生一種博彩心理，於是有人立刻獲得50金重賞。“徙木立信”的行為很無聊，通過無聊的行為告訴大家隻要是新法規定，不管多麽荒誕不經，提出疑問沒有意義，相反，聽話去做總有好處。

服從就能獲益，取利是人們的普遍心理，如此一來，兌現重金的“信”，隻是小信、浮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要達到目的非“信”不可，那就用“信”；如果“信”變成達到目標的障礙，那又會堅決拋棄“信”。除了發展經濟和打仗不敗，秦國朝堂無他事可講。

由餘原本是春秋時期晉國人，因逃難而入戎地。戎王聽說秦穆公賢能，便派由餘到秦國考察。秦穆公接見了由餘。穆公好奇：任憑我們有那麽多的詩、書、禮、樂、法度，為啥局勢還總是亂糟糟的？戎夷人沒有這些東西，如何治理呀？

由餘笑著回答道：“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西漢·司馬遷《史記·秦本紀》）

由餘一番話打動了穆公，被拜為上卿。由餘為穆公出謀劃策，幫助秦國攻伐西戎，並國十二，開地千裏，稱霸西戎，使秦穆公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淳德，淳樸之德，憑感覺、直覺行事，不必自己給自己設置道德障礙從而作繭自縛。一番談話之後，由餘得到重用，說明了秦國統治階層對由餘“不知所以治”而治的觀點的認同。任憑條條框框明文規定，具體事具體分析、具體對待，這是秦國的傳統。

一麵是嚴苛的有關修修補補的規定，一麵是嚴苛的手工業質量管理規定，兩權相較秦始皇團隊選擇了務實。務實不是妥協，不是放水，和質量管理製度並不矛盾。政策律令的製定本來就是從實際出發，如規定百姓損壞官府器物，要照價賠償，但為了提高生產力，推廣鐵製農具，有益於國，無害於人，而導致鐵器被損壞，隻需呈交書麵報告說明情況就可以免責。

陶俑的最終用途是埋於地下，不具有現實使用的作用，隻要產品能滿足設計上的一般要求，也就“整體上看起來不錯”。整體上看起來不錯並不是完全不管，陶俑、陶馬上發現的大量陶文即是證明。截至目前，3座俑坑共計發現陶文500餘件，180餘種。一類是編號數字；一類是製作者姓氏。製作者涉及100餘人，是負責指揮不同生產小組的工師。我經手一號坑陶文34例，曾安排隊友墨印捶拓，然後一筆一畫地看。

首先，有代簽的現象。同一個姓氏，字體風格各異，走筆特點很少完全一致，顯然不是同一個人所寫。想想挺正常，單位法人的印章很多時候放置在辦公室主任那裏，隻要領導授權，主任可以代蓋。

但是代簽不同於偽造。偽造屬於犯罪，必須嚴懲不貸，秦律中有相關的案例。

曾經胡陽少內“贈”接待了一位自稱是五大夫馮將軍兒子的造訪者，他說自己叫“癸”，和仆人一起來南陽種田，想要貸錢二萬和糧食種子，以便在胡陽縣種田謀生，並隨手呈上一份五大夫馮將軍的親筆私信。“贈”打開一看發現有假，就將“癸”扣押，以“撟（矯）為私書”罪係送官府，以求獄治。

一番審訊，“癸”還是繼續狡辯。他說：“我就是馮將軍的兒子。家丈人叫我來南陽種田為生，為便於我來借貸錢和種食，因此給我寫了這封私信。我曾經到新野縣去種田，很幸運，新野縣丞借了錢糧給我，我在那裏田作一年，那裏的少吏都不敢嗬斥我。我出身雖然貧賤，但做事懂得權衡輕重，也能禮讓下人。現在你們卻懷疑我！治罪於我，我要上訴！”

上級再審，“癸”終於交代了犯罪經過。他真名叫“學”，家住新野，和馮將軍毫無瓜葛。曾在文吏崗位實習，因此有私印，會寫字。家境不好，又被豬油蒙心，於是就詐稱自己是五大夫馮毋擇的幹兒子，並以義父的名義偽造了一封私信實施詐騙，以為胡陽少內能看在五大夫馮將軍的麵子上貸點錢給他。一旦成功，計劃添置點日用品和兵器，從秦國逃亡到楚國去。

學假冒五大夫將軍馮毋擇之名，並偽造私信，最後得到的製裁是：一被處以耏刑，並罰為隸臣；二以服役的形式贖其耏刑。由於馮將軍當時已為卿，凡誤稱者都要各罰貲一盾，所以數罪並罰。

除了經過授權的代簽之外，我們又看到同一件陶俑身上，刻有多個不一樣的姓氏。比如有的陶俑踏板刻文“申”，頸部刻文“木”，左臂編號“八十”；有的陶俑踏板刻文“高”，頸部刻文“米”，左臂數字編號“十三口四”。難道小組成員多，設置了正副組長？兩組數字又該算入誰的工效？

不知如何解釋，我便求袁仲一先生解惑。先生笑了笑，慢慢悠悠地翻開發掘報告，說：“這件陶俑有4個人名，也不清楚為啥。”先生對“正副組長”不置可否，僅列舉了例子。所說陶俑站立在一號坑東南的位置，緊鄰觀眾參觀路線。20年裏我應該見過無數次，沒想到原來它身上藏著一個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