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君子背後
駱浩東是如何推理出案發當晚薑杉曾威脅過張衝的?答案是通過一個碎酒瓶。駱浩東先前到畫室二樓查看時,發現在樓梯口附近的牆根下麵有幾片碎玻璃碴,並且牆上還有一個被重物砸過的印記,似乎是張衝在氣急敗壞之下,隨手拾起喝完的酒瓶摔到牆上造成的。既然他口口聲聲說是自己對不起薑杉,那麽他又何必如此暴怒呢?肯定是被薑杉拿捏住了什麽把柄,而在駱浩東看來,那個把柄隻能是張衝在劉美娜案件中的不在場證明。
事實表明,駱浩東猜對了。不僅這一次,實踐也證明,他針對“女舞客失蹤案”的犯罪人做出的一係列分析,對辦案的指向性作用也相當明顯。按照他給出的嫌疑人特征,重案隊民警詢問過多名經常出入百花舞廳的舞客,匯總這些人提供的線索,最終將嫌疑人範圍縮小到三人。其中,一個是倒騰化妝品的小老板,一個是退休幹部,還有一個是在某廠礦給領導開小車的司機。重案隊隨後暗中對這三人的社會背景進行了摸查,發現倒騰化妝品的小老板經濟富足,不僅有家室,還在外麵包養了一個情人,既不缺錢,也不缺女人。而那個退休幹部,雖然是一個鰥夫,但是和女兒女婿生活在一起,並不具備作案條件。至於那個小車司機,則疑點重重。
那個小車司機叫潘洪波,最近一段時間經常在晚間出沒於白雲舞廳,在眾舞客眼裏,他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君子,不僅舞技一流,出手也很闊綽,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對每一個女舞伴都非常尊重,口碑特別好,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潘哥。潘洪波現年52歲,雖然有家室,但自打春節過後她媳婦就一直在女兒家伺候月子和帶孩子,基本不怎麽回家,也就是近大半年來他都是一個人居住。工作則相對輕鬆,也很有規律,主要是早晚接送廠領導上下班,送完領導之後,他可以把車開回家,偷摸自用也沒人管。至於他開的車,是一輛白色“拉達”轎車,他為人一貫細致勤勉,經常把小車裏裏外外擦得亮亮堂堂,這一點也讓領導對他十分滿意。
雖說改革開放初期,給領導開專車也算是一份體麵的工作,而且跟著領導也多少能撈著點好處,但實質上還是賺得不夠多,根本支撐不了他在舞廳中的消費水平。那麽他大肆揮霍的錢是從哪裏弄來的?會不會是殺人劫財所得呢?並且,無論是人設,還是作案場所,以及代步工具,均在駱浩東給出的嫌疑人特征範圍內。隨著調查愈加深入,潘洪波也越來越疑似案子的真凶,重案隊決定正式對其進行傳喚。
實事求是地說,重案隊目前尚未掌握潘洪波實質的作案證據,不過大家都覺得可以試著通過“三鳳偷來的王虹的傳呼機”打開突破口。雖然這個傳呼機因多次轉手,指紋鑒定早已失去價值,但隻要潘洪波敢承認他睡過三鳳,便可以把他和王虹的傳呼機聯係在一起,重案隊就有理由懷疑他與王虹的失蹤有關,進而可以實施搜查。
潘洪波是被民警從單位帶走的,一路上他情緒非常躁動,反複嚷著說自己是守法公民,警察不能冤枉好人,直到進入審訊室中依然喋喋不休。不過他越鬧,重案隊這幫人心裏反而越有底,這幫老油子什麽罪犯沒見過,吵吵聲最大的,往往認(上屍下從)也是最快的。負責主審的寧博濤也不製止,隻是用饒有意味的眼神盯著他看,任由他鬧個夠。等到他嚷嚷累了,自覺無趣了,自然也就消停了。
“有啥好激惱的,也不是啥大事。”寧博濤打著哈哈,輕描淡寫地說。
“那你們找我到底啥事啊?”潘洪波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不管怎的,你們也不能無故去單位抓人,我這以後還不得讓單位裏那幫人埋汰死啊!”
“你也別把自己說得那麽無辜,百花舞廳的那個三鳳你不也嫖過嗎?”寧博濤哼下鼻子,刻意用既成事實的口吻說道。
“三鳳?”潘洪波愣了下,一臉警惕地說,“她不是被人殺了嗎?報紙不是說凶手都已經抓到了嗎?”
“一碼歸一碼,你和她的問題還是要說清楚的。”寧博濤繼續拿話繞潘洪波。
“我……我沒付過錢,我和她不算嫖娼,頂多算是一夜情吧。”潘洪波自作聰明地說。
寧博濤等的就是這句話,譏笑道:“這倒是真話,但是她從你家拿了這麽個傳呼機,也不知道是你給她的,還是她自己順的。”
潘洪波麵色瞬間變白,支支吾吾地問:“什麽……什麽傳呼機?”
“王虹的,同樣是你在百花舞廳裏認識的女舞客。”寧博濤提示道。
潘洪波聞言,臉頰不自覺地**一下,強作鎮定道:“我……我不懂你在說什麽,也不認識什麽王虹。”
“還有白雲舞廳中的周淑琴,你應該也認識吧?”寧博濤眼神愈加嚴厲。
“我……不……認識,哦,不認識。”潘洪波嘴唇顫動著,說話都有些不利索了。
“嘴還挺硬。”見時機差不多了,寧博濤狠狠瞪向潘洪波,加重語氣說,“你猜猜,待會兒我們去搜你的家,能不能找到更多與王虹和周淑琴有關的物件?”
寧博濤看似隨意的口吻,實則一步步引導潘洪波踏入話術陷阱,潘洪波跟著他的節奏走,不知不覺稀裏糊塗地便承認和三鳳睡過,其實他本可以連他們之間認識的關係都否認掉,現在反悔已然是來不及了。他的心理防線也隨之徹底崩潰,接下來未經寧博濤再多逼問,便主動承認王虹和周淑琴確實皆被他所殺。
其實,潘洪波前麵還真沒說假話,他是真的不知道三鳳從他家順走了王虹的傳呼機。打從他有了從女舞客身上搞錢的念頭起,他就知道傳呼機這玩意兒容易暴露,不像金銀首飾手表啥的滿大街都差不多,偷偷賣了也不會有人注意到,所以他搶了那幾個女舞客的傳呼機後,隨手便扔進寫字桌抽屜裏,直到現在也沒留意到那裏麵少了一個。事到如今,他也隻能感歎命運作祟,其實那天睡完三鳳本來想著早上起來把人殺了,偏偏不湊巧老婆子給他打傳呼說要回家拿點衣物,就這樣他不得不把三鳳放走,未承想反而成為他犯案以來最大的破綻。
審訊之後,立馬開始搜家。正如寧博濤預料的那樣,在潘洪波家中搜索到若幹與王虹和周淑琴相關的證物,並且在衛生間裏還采集到與兩人血型相同的血跡。這也印證了潘洪波的口供,他用花言巧語把人騙回家中,一番雲雨之後用繩索將她們勒死,隨後拖至衛生間中進行肢解,再之後把屍體殘骸裝進大垃圾袋中,開車拉到郊區找個偏僻的荒野埋掉。
“女舞客失蹤案”順利告破,但“春和街案件”的調查進展依然不盡如人意。三個被打上**烙印的女人接連被殺,三個女人的居住地和被殺現場都在春和街轄區內,除此之外並未發現這三人之間再有任何實際聯係,重案隊中包括李隊和寧博濤等老資格刑警,也不得不認真對待所謂“連環殺手”作案的判斷。雖然他們覺得這種因心理問題導致的連環殺人案件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但調查結果擺在眼前,費盡周折確實也沒能找到具有現實意義的作案動機,似乎隻能通過聯想判斷:凶手有可能是一個住在春和街轄區內的,曾經遭受過女人背叛的男人,他因為自己不堪的遭遇,心靈受到傷害,導致心態出了問題,進而報複社會,濫殺無辜。但是對凶手每次都要在案發現場留下一張明信片,以及殘忍地在被害人的小腹上刻畫出一幅圖案,這兩個怪誕的行徑到底有什麽寓意或者暗示,重案隊這些人還是覺得摸不著頭腦。
當然,重案隊尚不願因此輕易放過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張衝,技術隊已經徹底搜查過他的畫室,但並未發現與案件相關的證物和痕跡,張衝本人則一直堅持先前的供述不鬆口,在延長了12小時的傳喚時間後,重案隊仍未找到有力的證據,無奈之下隻能暫時先放人,不過李隊安排了兩名民警對他進行24小時的跟蹤監視。至於那個叫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偵探小說家的作品,凡是在圖書館裏能找到的,寧博濤都帶回隊裏,分派給幾個內勤民警,讓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通讀一遍。果然,留在另外兩個案發現場的明信片上的寄語,同樣取自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知道我在想什麽嗎?你馬上就要告訴我了,還值得我費勁去猜嗎?”取自《無人生還》。“人生苦短,有點希望,有些夢想,還有互道晚安。”取自《尼羅河上的慘案》。
駱浩東這陣子但凡能騰出點空,便會隨便找出一本阿加莎的小說翻一翻,但截至目前並未在書中發現與案件相似的故事或者橋段,基本可以排除凶手模仿小說情節作案的可能,那便又回到原先的疑問上,凶手為什麽要借用小說中的詞句作為明信片上的寄語呢?這是一種炫耀或者是挑釁行為嗎?一瞬間,正瞎琢磨著的駱浩東,腦海裏突然閃出一絲靈感:三起作案中凶手的表現非常老到,現場沒有搜索到任何關於他的痕跡,這會不會跟他癡迷於偵探小說有關?他的作案經驗來自小說,而不是現實,是不是意味著他根本沒有犯罪前科,也不是所謂老手,而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新手?
除了以上線索,重案隊手裏還有一幅“嫌疑人畫像”,是專業技術人員根據5路公交車司機的描述所畫成的。畫像中的人,是一個長臉的男人,20多歲的樣子,個頭很高,身材魁梧,案發當晚與薑杉同坐一輛末班公交車,同樣在春和街車站前後腳下的車。理論上說,這個男人是具有作案嫌疑的,重案隊因此派民警拿著“畫像”在公交車站附近進行較大範圍走訪,希望有群眾能將畫像中的人辨認出來,但截至目前並沒有找到此人的任何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