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別林斯基：一個思想者的自言自語

天陰得很重，視力有點吃力，心境也不自覺地沉重起來。在這樣的時刻，走近別林斯基自然是一個絕佳的選擇。聆聽他的自言自語，非常適合空氣中凝重的意境。

此刻，我正在閱讀一篇帶著悲腔語調的回憶文章。被回憶者是一位知識分子，他的良知卻被社會、被權威踐踏。忽然，我聽見了別林斯基的自言自語：“當個人感到痛苦的時候，群體的生活對我有什麽意義？當百姓倒在泥濘中的時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這對我有什麽意義？”

點著頭，我非常欣賞這樣疑問式的表述。我認為，當社會現實責任召喚作家的時候，他不能躲進貪新鶩奇的純文學中孤芳自賞。我向來對逃避現實的文學持懷疑態度。這種對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認知是來自於別林斯基的。

1811年，別林斯基出生在一個貧寒的醫生家庭。中學時代，他就愛上了文學，十八歲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係，二十一歲因組織進步小組“十一號文學社”和創作反農奴製戲劇《德米特利·卡裏寧》被學校開除，二十二歲開始為《望遠鏡》雜誌撰稿，走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1834年，他發表了第一篇長篇論文《文學的幻想》，此後寫下了不少文學評論文章。1838至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觀察家》雜誌的工作。該雜誌停刊後，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國紀事》雜誌文學評論欄的工作。1846年，他轉至涅克拉索夫主編的《現代人》雜誌工作。在這期間，他的思想經曆了由啟蒙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彼得堡時期是別林斯基思想趨於成熟和文學批評活動的高峰時期。由於他的影響，《現代人》和《祖國紀事》成了當時進步知識界的輿論陣地。他不僅通過自己的作品宣傳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而且第一個係統地總結了俄國文學發展的曆史，科學地闡述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文學和美學見解，成為俄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奠基人。

與沉浸在風花雪月、卿卿我我裏的作家不同的是，別林斯基積極倡導麵對社會關切的文藝。將美化沙皇專製與謳歌貴胄沙龍中的風花雪夜的浪漫文字全部清除於文藝之外，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卑微的鬥士在無盡暗夜中所做的最大偉業。臨終前，他發表了《致果戈理君的一封公開信》，痛陳果戈理忘卻了一個作家必須關切社會的職責，背叛了曾經寫出《欽差大臣》與《死魂靈》等不朽之作的作家自己所開創的現實主義寫作，為地主大員鞭笞農奴、協助沙皇愚民的教士階層大唱讚歌。此種行為不僅讓親者恨、仇者快，更背叛了自詡基督徒果戈理所應有的德行，把基督所倡導的對人的愛忘卻身後，無異於躬身為屠夫的殺戮伺候屠刀。此信一出，使知識界猶如遭受晴天驚雷。1848年初夏，他死於肺疾，才免遭牢獄之罪。對此警察頭子大表遺憾：坦言“我們本來要他在牢裏爛死的。”

在別林斯基短暫的三十七年生涯裏，俄國的天色始終是陰霾的，陽光仿佛昏睡了許久許久，那烏雲般的天空充滿血腥和猙獰。在這樣的背景下，別林斯基毫不顧及生命的威脅，將手中的筆視為思想的匕首，刺向一個專製的政權。他的文字如喃喃自語般泣訴，卻攜帶著巨大的衝擊力，刺破了烏雲的籠罩，為天空撕開一抹亮色。遙隔著接近二百年的時空，我看見了他棱角分明、直率露骨的麵容，聆聽著他源於心靈的喃喃自語：“我是文人，我說這話，痛苦但自豪而快樂。俄國文學是我的命，我的血。”在一個隻有文學才能傳達尚未被俄國日常生活出賣的正義、良知與真理的時代，別林斯基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鮮血，喚醒著真理、良心與正義。

別林斯基區別於同時代其他俄國知識分子的地方在於：他是第一位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在落後省份的僻遠鄉野裏長大，形成了他質樸、粗糙、率真、敏感而又**風烈的天性。據赫爾岑回憶，別林斯基非常怕羞，遇見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時候，他常常手足失措，羞澀局促。但就是這個靦腆的人，這個虛弱的身體，卻具備著異乎尋常的、強大而剛烈的鬥士般的性格。一旦他覺得自己心愛的信念遭到觸犯，便會立即陷入道德暴怒，“臉部肌肉開始顫動”，聲音也隨之噴薄而出。

靠在椅子的背上，仰著頭，閉上眼，我聽見了別林斯基那森冷沉慢的語調。我知道，那種語調是與氣候有關的。在冬天，俄國的天氣是異常寒冷的。除了心髒，一切都被凍僵了。相隔著接近兩個世紀的歲月，那種寒冷更是徹骨透涼。在那樣的寒冷裏，別林斯基抱著雙臂，顫著聲音，發出的卻是響雷般的聲音。在禮貌、文雅、圓熟的貴族文學圈中，他毫不曖昧的措辭，開創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一種新的文學話語形式，也深深影響了他之後百餘年間重大政治與藝術爭論的風格。而後來激進的作家們，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華沙列夫等，紛紛奉別林斯基為鼻祖，在遣詞用句方麵刻意承續其直野、率易特色，但實質上卻與之有著根本區別。別林斯基的文風是天性使然，是個體自由精神的率直體現——這緣於他的憤怒是一顆冒著煙的良心，但後輩卻多是蓄意以粗俗為符號和武器，借以抨擊純藝術的理想，抨擊精致，抨擊對社會與人生問題的唯美態度，從而標榜所謂“平民價值”。

別林斯基關注著寒冷中的俄國平民，貧困、失業、饑餓，這些屬於平民的詞語深深地刺傷著他的心。《巴納耶娃回憶錄》中見證了這一情境。當一位貴族知識分子自我吹噓道：“我聊以**的隻有這一點：我的農民看到我像關心兒女似的關心他們，所以都把我看作他們的親老子一樣。”別林斯基立即反駁道：“我就不信奴隸跟奴隸主之間可能有人的關係！”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奴隸製度是那麽一種殘酷醜惡的現象，對人又有那麽壞的影響，因此聽到熟悉這個製度而又把它加以美化的人說話，真覺著可笑。這個惡性膿瘡戕害了一切有利於俄國的發展的優秀力量。請相信我，俄國人民無論多麽無知，可是他們十分明白，為了不再受苦，必須切開這個膿瘡，把積存在裏麵的傳染性的膿汁清除掉。”

我無法看見別林斯基憤怒的表情，隻能把他的憤怒視為喃喃自語。事實上，他的喃喃自語中隱含著力量的強度以及正義的力量。赫爾岑在形容別林斯基與人辯論時如此描述道：別林斯基“就像一頭小老虎，撲到對方身上，撕裂他的肢體，剝開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狽不堪，醜態百出，同時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詩意，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一次宴席上，一位保守主義者大放厥詞，說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侮辱了本民族，被沙皇宣布為瘋子是非常應該的。別林斯基挺身而前，以森冷沉慢的聲音說：“在更文明的國家裏，發表這種見解的人有斷頭台侍候。”他的言辭令那位保守主義者如遭霹靂，也令在座的眾人大為驚駭。

別林斯基為知識分子特有的身份與思想的分離提供了另一種佐證：一個人這樣生活，而那樣思考。他幾乎是帶著有幾分崇高感這樣表達的。這是一種特殊的“犧牲”：為了國家的神聖性而壓抑自己痛苦的良心。他所謂的“最親切的主觀感情”，就是對不幸、壓迫與貧困境況的憐憫感和社會正義感，被“合理的”現實所侮辱的個人的尊嚴感。他敞開心扉，喃喃自語道：“我以生活、眼淚和心靈哀號的代價吸收這些思想。”“我為思想作出了小小的犧牲，或者更準確地說，隻為它做出一次犧牲——放棄最親切的主觀感情。”

毋容置疑，別林斯基對後世發生巨大影響的正是這種無所畏懼、為天下大公而死的知識分子風骨。風骨，這是我所仰慕的詞語，匕首般插在冰天雪地裏，巍然屹立在我的靈魂深處。我接受著它，隨著風靈魂在瑟瑟抖動。在一個依靠憲兵和屠刀維持統治、不允許思想生存的帝國中，當文學成為僅有的表達方式的時代，別林斯基橫刀立馬殺出，顯示出他的風骨。他用坦誠的方式承擔了一個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社會關切，並果斷地捍衛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別林斯基不僅是一個所向披靡的鬥士，也是一位見解獨特的思想者，被公認為俄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奠基人。在闡述文學創作和批評的一般規律時，他首次提出了“藝術是形象思維”的著名論斷，指出了想象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積極主導作用。他認為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這個論述在歐洲文學史上屬先例。在他的美學理論中，有關於人民性與現實主義的關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等問題的論述。他主張內容與形式、思想性與藝術性應當有機統一，缺一不可，主張對作品的曆史分析和美學分析應該統一起來，即“不涉及美學的曆史的批評，以及反之，不涉及曆史的美學批評，都將是片麵的，因而也是錯誤的。批評應該隻有一個，它的多方麵的看法應該淵源於同一個源泉，同一個體係，同一個對藝術的觀照”。他的文學評論與美學思想推動了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美學觀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

生命的短暫，並沒有影響別林斯基的偉大。別爾嘉耶夫評價他是“最卓越的俄國批評家，而且是唯一具有藝術接受能力和美感的俄國批評家”。與他同時代的屠格涅夫曾稱他為“父親和元帥”。白銀時代的思想家布爾加科夫將他奉為“俄國知識階層的精神之父”。

在別林斯基《全集》第六卷二百七十一頁裏，我看見了這樣的句子：“如果一件藝術作品隻是為描寫生活而描寫生活，沒有任何植根於占優勢的時代精神中的強烈的主觀動機，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號或高度熱情的頌讚，如果它不是問題或問題的答案，它對於我們時代就是死的。”

何等犀利的文字！何等犀利、賦予責任意識、擔當精神的文字！懷著敬重，我挺起胸膛，想象著別林斯基在書寫這幾句話時的沉思狀。他憂鬱的眼神向下，似乎居高臨下關注著與他同時代作家們的思想，還有那些受苦受難的貧民，透視著一個被沙皇統治著的頑固的思想堡壘。他是在自言自語，但又是在大聲疾呼。衡量一個人語言的力度，並不在於音量的強弱，而在於語言中所輻射出的力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自言自語，是劃破天宇的驚雷。

天色有點亮了。我抬起頭，凝望著遙遠的天宇中那漸漸散開的烏雲。烏雲裂散開一道圓形的口子，一道明亮的光柱穿越了裂口，刺向天宇。我知道，那是陽光的作用。在我的意念裏，那是別林斯基思想的光芒，掙脫了籠罩在俄國天空堆積的陰霾，折斷了烏雲的翅膀，洞穿了烏雲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