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與才氣
勇氣與才氣——《聊齋》的“暴露文學”
恩格斯稱讚哈克奈斯的小說時特別強調：“除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德國劇作家、《伽利略傳》的作者布萊希特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 作家如若要向人民說明真理，第一需要勇氣，第二需要智慧。如果說，這些話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作家是適用的話，那麽對生活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蒲鬆齡來說，就更加重要了。
蒲鬆齡生活在封建社會末代的清朝初年。清朝同過去的曆代封建統治者一樣，它實行的也是封建專製主義，但在文化輿論的鉗製方麵，比之以前的封建王朝還要凶殘暴虐得多。查書禁書，變本加厲，文字獄案，數以百計。在蒲鬆齡生活的1640年到1715年間，著名的文字獄就有7起： 1652年程可則的試策案，1662年金人瑞（聖歎）的哭廟案，1663年莊廷鑨的明史案，1667年沈天南詩集案，1668年即墨黃培案，1687年朱方旦密書案，1711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清政府對這些案件的處罰是十分殘酷的。像明史案“主犯”莊廷鑨死後還要戮屍，此外還株連殺死70餘人，充軍更是不計其數。“哭廟案”的“主犯”、有名的文人金聖歎則被判了殺頭。這些以文字獲禍的人和作品，是否都是由於“笑罵了清朝”呢？正如魯迅所說，“其實是不盡然的”。但是，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無論殺對殺錯，都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殺雞儆猴，讓其餘的知識分子就範。這種血腥的高壓政策終於發生了效果。“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當然，有骨氣的中國人並沒有被征服，被殺絕。至少清初的蒲鬆齡就是一個尚未被文字獄的殘酷所嚇倒的人。
蒲鬆齡的勇氣主要表現在他敢於麵對現實說真話。在統治者的正史上，清初被稱為所謂“康乾盛世”，但是蒲鬆齡卻在自己的作品中無情地剝去了這“盛世”的畫皮，讓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上種種醜惡的現象。
揭露和抨擊官吏的貪贓枉法，玩忽職守，殘害人民，這是《聊齋》中一個大量觸及的題目。田漢同誌有詩讚蒲鬆齡曰：“豈愛秋墳鬼唱詩，嘔心端為刺當時。”像《梅女》、《席方平》、《紅玉》、《夢狼》等作品就是假借鬼狐和夢幻來曲折地影射現實的。《夢狼》以幻想和現實兩相對照的方法，揭露封建官府吃人本質，是十分大膽而尖銳的。白翁在夢中，來到他兒子白甲的衙署，那兒竟是這樣一幅圖景：“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 ‘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 ‘此胡為者？’甲曰： ‘聊充庖廚。’……”你看： 封建社會的虎狼之吏就是這樣以人肉“充庖廚”的劊子手！更可貴的是，作者在“異史氏曰”中還進一步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寥寥數語，進一步說明了像白甲這樣的虎狼之吏並不是個別的，而是“比比”皆是，更何況還有比虎狼之吏更凶猛的“苛政”呢！雖然，這也不過是“仁者愛人”的儒家的正統思想，但在清初那文網森嚴、統治階級一點觸犯不得的情況下，敢於這樣大膽的描寫和指斥，無疑是需要勇氣的。有意思的還在於，作者雖然借助於神人使白甲死而複生，斷頭得以歪續，宣揚了一點迷信，但懲罰白甲的力量卻既不是清官，也不是好皇帝，而是“為一邑之民泄冤憤”的所謂“寇”，即老百姓。不管作者當時是否意識到了人民的力量，能夠這樣表觀，總是難能可貴的。更有趣的是，作者寫白甲信仰的是“上層路線”，他說：“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所以，他不恤民情而拚命巴結上司，可作者也偏偏不讓“上台”出麵處理，而讓他死在百姓手裏。這種安排，在藝術上是頗具匠心的。但明倫看到白甲被“寇”所殺之後，模仿白甲的口吻，風趣地揶揄道：“生死之權，在百姓不在上台： 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台，何術能解百姓怨也？”這話，實際上可說是點出了作者的思想。
如果說，《夢狼》等作品還是借助於幻境的虛寫，那麽，像《冤獄》、《張鴻漸》、《商三官》、《梅女》等，有的雖也涉及鬼狐的描寫，但基本上是寫實的，因而，它們對封建官府和官吏的揭露和抨擊也就更有分量。如《張鴻漸》，撇開人狐戀愛的虛幻因素，完全是一出血淚辛酸的悲劇。“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範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為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聽了妻子的勸告，不肯“共事”，“但為創詞而去”。誰知這樣一件完全有理而又偷偷摸摸做的仗義之舉，卻給他惹下了大禍。由於趙某“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弄得“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他雖有狐仙的幫助得免於死，但也被迫一輩子過著擔驚受怕的流亡生活。直到幾十年後，他的兒子中了舉，做了官，當半夜裏報信的人來敲門時，他猶如驚弓之鳥，嚇得連忙爬牆而逃。真是如張的妻子說的：“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啊！又如《商三官》寫商的父親被“邑豪”家的人打死，但告官卻“訟不得直，負屈歸”。商三官因此認識了官府的麵目，當兩個哥哥還幻想往上告時，她憤然地說：“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她終於走上了個人複仇的道路。這與其說是商三官的思想，毋寧說是作者的思想。這從作者在“異史氏曰”中對商三官的高度評價中可以略窺一二。其他像《梅女》寫一個典吏以受了小偷三百錢的賄賂便誣蔑梅女與人通奸，置梅女於死地的罪惡行徑，《成仙》公開講當時社會是“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以及《冤獄》、《老龍舡戶》等作品的“異史氏曰”中的議論，都是大膽潑辣而尖銳深刻的。沒有勇氣，是寫不出這樣的文章、發不出這樣的議論來的。
不僅如此，作者對於當局最為忌諱的題材也有一定程度的觸及。譬如，封建王朝中的“聖天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說出一句話來，便是不可更改的“聖旨”，誰敢說皇帝老子的不是，便是“忤旨”，就有殺頭坐牢、充軍罷官的危險。所以，一般文人即便不是歌功頌德，大拍其馬，也是緘默不言的多。但蒲鬆齡的《促織》通過成名一家的悲慘遭遇實際上控訴了“天子”的胡作非為。在“異史氏曰”中一方麵為“天子”開脫，另方麵也明確提出“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的主張，給了天子小小的警告。此外，《黑獸》、《席方平》，則分別以動物和冥司為喻，譴責了最高統治者的罪惡。
清統治者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華，一開始便十分忌諱和痛恨反滿的言行，即使稍有異詞也被認為是大逆不道，要受到嚴厲的鎮壓。但是，《聊齋》的有些篇章卻敢於觸及這個“禁區”。《鬼隸》在“劫數”的幌子下，揭露了清兵“屠濟南，扛屍百萬”的罪行。在《磨難曲》中，蒲鬆齡曾經憤怒地指出“官兵合賊無兩樣，強劫**亂如麻。”而在《張氏婦》中，他更進一步指出：“凡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亂離二則》揭露了清兵把打仗時“俘獲”的婦女“插標市上，如賣牛馬”的無恥行徑。這些篇章雖然短小，但頗為觸目，以至於聲稱對《聊齋》以“不能全鈔為憾”而“欲訪其全”的趙起杲，在幾十年後刊刻《聊齋》時，還不敢收錄進去。而《夜叉國》雖沒有把夜叉寫得很壞，但是形容夜叉國母女的裝束時，作者寫了“類滿製”三個字，也被趙一筆刪去。此外，如《公孫九娘》、《野狗》等，從側麵揭露了清兵對人民的血腥屠殺；《林四娘》、《閻羅》、《鴞鳥》則婉轉地表達了對明王朝的所謂“故國之思”，在當時都是最為犯忌的。
如前所述，蒲鬆齡的敢於麵向現實的文學家的勇氣，是同他的善於表達生活真實的文學家的才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說： 正是由於蒲鬆齡有了勇氣，他的才氣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一個發怵的腦袋加上一隻顫抖的手，是永遠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的。如同歌德所說：“在每一個藝術家身上都有一顆勇敢的種子。沒有它，就不能設想會有才能。”
以《聊齋》對社會黑暗和貪官汙吏的揭露來說，既有基本寫實的，也有假借鬼狐的；既有正麵描寫的，也有側麵描寫的；既有作者公開出麵的嬉笑怒罵，也有借作品人物之口的間接嘲罵。揭露是深刻的，鞭撻是有力的，但表現方法又是很高明的。有時是故意在作品中夾雜進一些虛幻的故事和愛情的糾葛，一方麵給作品披上一層薄薄的紗幕，分散別人的注意力，另方麵也給故事增添了情趣。譬如《三生》通過一個人能記前身三世的荒誕故事，痛罵了一些行如禽獸的“王公大人”：“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這裏，荒誕乃是現象，而罵世才是實質。又譬如《濰水狐》，通過一個狐狸的嘴痛罵某邑令“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而亦醉者也”。（飲？亦醉者，即戴綠帽子的人的意思。）因此，連狐狸都“羞與為伍”，拒不會見他。這種表達方式就顯得比較巧妙。
還有一種是在愛情故事中間突然插入黑暗勢力對主人公壓迫的情節，不動聲色地暴露和鞭撻封建統治者的荒**和殘暴。譬如《白秋練》寫慕生與魚精白秋練成為夫婦之後，已經生了孩子。這時突然插進來龍宮要把白秋練選去作嬪妃的情節，通過道士之口譴責了“老龍”的荒**，同時又在尾聲掀起新的波瀾，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晚霞》寫阿端、晚霞生時為統治階級所玩弄，死後結為鬼夫妻，逃回陽世，但仍然不能擺脫封建統治者的魔爪。一個什麽“王”想要“強奪晚霞”，在得知她是“鬼”之後，仍不放過，使晚霞不得不“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這一突然的穿插，把龍宮和陽世兩相對照，更加深了對黑暗現實的譴責力量。此外，如《小謝》、《小翠》、《書癡》等，都有這種“飛來之筆”。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與蒲鬆齡的時代是根本不同了。作家們有了麵對生活、反映生活真實的權利。隻要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反映的是客觀實際，無論是歌頌或暴露，都有著充分的自由；表現得才氣橫溢的作品，都會得到人民的批準和歡迎。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勇氣和才氣呢？兩者都是需要的。我們的作品如果要繼續解放思想，衝破“禁區”，要在藝術上突破陳規，有所創新，都離不開勇氣和才氣，尤其是勇氣。巴金說：“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藝術家，一定要有勇氣，可以說無勇即無文。”也可以說，這是從包括《聊齋》作者在內的許多優秀作家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一條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