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性才有生命1

有個性才有生命——《聊齋》人物塑造之一： 個性高爾基說： 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首要描寫對象是人。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描繪的人物形象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是，富有生命力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藝術形象卻不多，這是什麽道理呢？隻要我們稍為考察一下那些活在人們心目中的不朽的藝術形象，如我國古典小說中婦孺皆知的賈寶玉、林黛玉、諸葛亮、關雲長、孫悟空、豬八戒、李逵、武鬆，等等，就可以發現，這些生命力強的人物，總是與他們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個性分不開的。人物的個性特征越是鮮明，就越是不可代替；越是不可代替，生命力就越強。相反，那些千篇一律、千人一麵的作品，臉譜化、模式化的人物，總是短命的。所以，恩格斯要求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而且應當是如此”。德國偉大的文學家歌德則宣稱：“藝術的真正生命正在於對個別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

《聊齋》的數百篇作品寫了上千的社會各階層的各色人物。應該承認，其中真正活龍活現、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也是不很多的，可以稱得上藝術典型的形象則更少。這樣說，並不是貶低《聊齋》的藝術成就，而是說明，要真正寫好富有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是很不容易的，而要塑造成功的藝術典型就更難一些。盡管如此，《聊齋》在人物的個性化方麵，仍然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教訓。

《聊齋》寫人總是注意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即人物的獨特性。正因為有這種特殊性的“根據”，才構成人的獨特個性。俗話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麵。”世界上找不出兩片完全一樣的樹葉，更找不出兩個完全一樣的人。即使是雙胞胎，陌生人可能會鬧出誤會，但在他們的母親和其他熟悉的親友那兒，是決不會搞錯的。其“訣竅”就在於他們掌握了雙胞胎各自的獨特之處，即特殊性的一麵。《聊齋》的許多作品很注意寫這種獨特性。它往往一開始便把人物的獨特性格特征介紹給讀者，然後再通過故事情節的發展，形象地描繪這種特征，使抽象的介紹具體化。譬如《席方平》一開始便交代席方平特點是“性憨拙”，接著，作者便通過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的曲折故事，細致地描繪了他性格的這個側麵。他得知父親枉死於富室羊某的誣陷，便憤然不食而死，魂入地下，從城隍告到上帝殿下九王，從貪贓枉法的獄吏罵到是非不分的冥王，富貴不能**，酷刑嚇不倒，表現了堅貞不屈的反抗精神，但一言一行都無不與他的“憨拙”性格相符合。《青鳳》中先點明耿去病的性格特點是“狂放不羈”，隨即具體描繪他能為人之所難，深入“狐穴”，不怕“鬼”嚇，終於贏得青鳳愛情的故事，處處都著意刻畫他的“狂放不羈”。特別是他與“鬼”對視一場，更是神情畢肖，“狂”態如畫：“……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憑幾，一鬼披發入，麵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這裏，耿去病表現的不怕鬼的精神與他“狂放”的個性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他如《續黃粱》寫曾孝廉的驕狂，《仙人島》寫王勉的輕薄，《張誠》寫張誠對兄弟的赤誠之心，《崔猛》寫崔猛的剛毅而孝，李申的義勇而智，等等，都是抓住人物性格的獨特性而詳加描繪的，所以能給人以較鮮明的印象。這正是《聊齋》能夠做到“同於化工賦物，人各麵目”的“妙”處之一。

當然，不能把描寫的獨特性與獵奇和寫怪癖之類等同起來。恩格斯對於“在性格的描寫方麵看不到什麽特出的東西”“感到遺憾”的同時，曾明確地表示反對“惡劣的個性化”。獵奇和怪癖，雖也是一種“獨特性”，但是它往往較少有社會意義，有些甚至還比較荒誕下流，這些東西實在不值得前進的作家去寫。正如魯迅所說：“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聊齋》以誌“異”為宗旨，因此也寫了一些低級無聊的東西，如《泥書生》、《抽腸》、《屍變》、《餺飥媼》之類，雖然“奇特”，然而荒誕不足取。

如上所說，憨拙、狂放、驕狂、輕薄、誠、勇，等等特征，雖然也可構成人物形象的獨特個性，但它畢竟還是抽象的東西，不同的人都可以具有這類特征。如果到此為止，就會隻有類型而沒有個性。因此，還必須努力寫出同一類型中不同人物的更細微的差別來。恩格斯要求“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而反對使個性“消融到原則裏去”，把人物變成某種精神或道德的化身。《聊齋》也有這樣的道德“化身”，但較多的是通過不同人物的不同出身、經曆、生活環境等的描寫，努力寫出同中之異，把精神相同而具體表現不同的個性鮮明地加以區別。譬如嬰寧和小翠，都是狐女，年輕貌美，聰明善良，又都有著類似的愛情遭遇，但是，作者寫嬰寧著意突出一個“笑”字，天真中帶著浪漫；於小翠則鋪張一個“謔”字，天真中含有頑皮。這樣，就把兩個人的個性鮮明地區別開來了。又譬如，《聊齋》中同是寫所謂個性中“癡”的特點的作品有好多篇，但除了“癡”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以外，在“癡”的內容、“癡”的方法以至於“癡”的原因等方麵，寫來都各不相同。以內容而論，有癡於愛情的，如孫子楚（《阿寶》），有癡於書的，如郎玉柱（《書癡》），有癡於花的，如馬子才（《黃英》），有癡於石的，如邢雲飛（《石清虛》），有癡於鴿的，如張幼量（《鴿異》），這就是第一個“區別”所在。以癡的表現而論，孫子楚與郎玉柱，在愛情問題上都是老實而純真的，但郎玉柱顯得十足的書呆子氣，與顏如玉同居多時而不知“夫婦之樂”；而孫子楚則一往情深，一見阿寶便魂隨而去與她“共寢處”，後來魂附鸚鵡，得到阿寶允婚的許諾，還要銜走她的一隻鞋子作為信物，以防反悔，迂訥中又略帶一點狡猾。又如邢雲飛愛石，不惜身家性命，而張幼量愛鴿，終因社會經驗不足，上了“年伯”的當，而受到鴿神的懲罰。這又是第二個“區別”之處。即使是癡的原因也不相同。有的是祖傳愛好，有的是生來如此，有的是情之所專、用心唯誠所致，有的是一見鍾情、鍥而不舍地追求的結果。正因為這些人物之間的“區別”寫得具體、細致，所以，人們決不會把他們彼此混同起來。

《聊齋》有些篇章，不僅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寫出了同一類型人物之間的彼此區別，還寫出了造成這些區別的社會原因和環境差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性格變化等。如前麵說的嬰寧的愛花愛笑，乃是與她自小遠離塵世，與老母獨居世外桃源般的山林之中所受的影響分不開的，而一旦來到塵世，澆薄的世風和習俗不能不對她發生影響，終於使她由笑而不笑，由不笑到哭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會扼殺人的美好心靈的罪惡。小翠由狐仙的世界來到塵世，代母報恩，本來也是潔白如玉的。她的“戲謔”，既隱含著深謀遠慮，又表現了天真活潑。但是王太常猥瑣的家庭環境迫使她終於過不下去，隻能憤然出走。這裏同樣寫出了社會環境對人物個性的影響。又如《聊齋》有許多篇寫的是所謂“妒婦”。我們且不去說作者觀點的陳腐，僅從性格刻畫來說，應該承認，在他的筆下寫出了多種多樣的“妒婦”形象。既有像江城、邵女這類一味“妒悍”而近於悖情背理的人物，也有《呂無病》、《段氏》、《大男》、《雲蘿公主》中所寫的能揭示“妒”字後麵存在的一定時代或階級原因的人物。如《呂無病》，作者在於宣傳因果報應，其思想內容陳腐不堪，但寫王天官之女的悍妒，卻無意中稍為寫出了一點階級原因。因為她生在有權有勢的“天官”之家，本人又漂亮，平時嬌生慣養，所以任性使氣，不把別人放在眼裏。《段氏》寫連氏由“最妒”到“覺醒”，全在於喪夫無子之後備受欺淩帶來的刺激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會重男輕女的社會原因。《雲蘿公主》中可棄的妻子侯女，雖是仙人所指定，勇悍非常，為的是代仙人管教“狼子”，但她隻是在結婚生子之後，認為“以後無求於人矣”，“無夫焉，亦可也”，才敢下決心對可棄狠加“管教”。這裏同樣透露了當時社會的險惡和女子的無權地位。正是由於《聊齋》注意寫出人物的個性特點與社會、環境、家庭的相互影響以及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地點之下的不同表現，人物才顯得個性生動、豐滿。反之，一成不變地寫人物的某種個性特點，並不是個性化而是類型化。像《農婦》寫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隻是羅列了幾件互不相關的勇健及排難解紛的事例加以說明，雖也有特點，但少血肉，就隻能算作類型化的人物。

為使人物性格鮮明突出，《聊齋》還善於運用對比映襯的方法。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沒有對比，就無法分辨黑白美醜，也不易使個性鮮明。《黃英》寫愛菊成癖的馬子才，頗有點**的高潔： 不苟求富貴，不貪他人之財，看見陶氏姐弟種菊販賣，就“鄙之”、“厭之”。與黃英結為夫婦之後，還以清高自詡，不肯用陶家的物件，一本正經地要把陶家的東西送回去。但是，如果作者不用陶氏姐弟與他作對比，就難以顯示出他那可笑的“清高”。馬認為“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陶偏偏要藝菊、賣菊，弄得“其門囂喧如市”；馬說“風流高士，當能安貧”，陶偏偏針鋒相對地駁斥：“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後來，馬因陶氏姐弟而“致富”，還要假惺惺地怪人家累了他的“清德”，又遭到黃英的善意嘲諷。在這種對比中，馬才子帶有書生氣的清高和陶氏姐弟實事求是的精神麵貌都刻畫得栩栩如生。如果沒有對比，恐怕很難達到這種效果。又如《二商》，寫大商二商兄弟妯娌四人也運用了強烈對比的手法，僅僅通過借貸、押房、遇盜等幾件小事，一千多字，就把大商的懦弱，其妻的冷酷，二商的心胸寬廣，其妻的正直而氣量狹小寫得生動如見。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像《王六郎》、《水莽草》中好鬼與壞人的對比，《胡四姐》中四姐與三姐之美與更美的對比，《老饕》、《大人》中強與更強的對比，《胡四相公》中寫人兄弟與狐兄弟的對比，等等，都是收到較好效果的，足見作者很喜歡也很擅長運用這一手法來為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形象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