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麵特殊的鏡子2

對生活素材勤於收集，敏於觀察之外，還要善於改造和運用一個作家，有了豐厚的生活基礎，又有高超的駕馭文字的能力，就能夠把生活中一些看來很平常的東西巧妙地運用到文藝作品之中，使之起到不平常的作用。蒲鬆齡在這方麵可以說是一個“化平淡為神奇”的能手。像《珠兒》寫珠兒回憶他生前和父母相處的瑣事，《狐夢》寫狐女姐妹的閨房戲謔，《小二》寫小夫妻的飲酒遊戲，都是極平常的生活瑣事，但因用得恰當，不但使作品充滿生活氣息和人情味，而且有助於人物性格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烘托。《庚娘》甚至把夫妻間“閨中之隱謔”也搬到文學作品中，用來作為在看不清人影的情況下夫妻相認的關鍵，使人不覺得褻，隻覺得巧。

“新聞總入《夷堅誌》，鬥酒難消磊塊愁。”蒲鬆齡在這裏明確宣布，他的《聊齋》學的是宋人洪邁的《夷堅誌》，是借酒澆愁的產物。洪邁在《夷堅誌·序》中曾說： 人家以為他“好奇尚異”，實際上他的書和所有的怪異小說一樣，“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書中的材料，“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那麽，蒲鬆齡為什麽不采取像《金瓶梅》、《紅樓夢》等現實主義作品的寫法，正麵描寫生活“史實”、直抒胸臆呢？為什麽要采取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曲折的表現方法呢？這一方麵固然是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如魯迅所說：“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這種風氣對於生活於清初的蒲鬆齡無疑會有影響。另一方麵，也受到材料來源的限製。因為搜集來的素材本身就是神怪色彩甚濃的神話或傳說，隻能在此基礎上加工提高，卻很難改弦更張，重起爐灶。此外，也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借此可以避免清初嚴厲的文字獄的迫害。作者的這種苦心在《自誌》中是有所表示的。他說： 自己在昏暗的燈下，坐著冰冷的凳子，寫成這樣一部“孤憤之書”，表示有所寄托，已經足以悲傷了，但是，像李白、杜甫那樣的知音，還不知在哪裏呢！不是更可悲嗎？以作者知音自許的趙起杲在《青柯亭刻本聊齋誌異·例言》中說：“先生是書，蓋仿幹寶《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誌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誌，乃不謬於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因此，我們切不可將《聊齋》看作是一部荒誕無聊的書，也不能當作隻供茶餘酒後消遣的書，而應該看到它“怪異”後麵的現實，荒誕外衣下麵的嚴肅。否則，就未免愧對古人、有負作者的一番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