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

導 言

明代的散文，與同時代輝煌的小說、戲曲比，也許要稍微遜色一點，但仍有其堅強的實力和鮮明的特點，足以自立於散文之林而傳諸後世。

朱明王朝的三百年，是一個在中世紀黑暗中萌生資本主義幼芽的時期，又是一個夾在兩個異族統治者王朝之間的漢族統治的特殊時期。因此，明代散文不能不帶有這一時期的鮮明時代特征。

從散文所反映的內容來看，明代散文似乎可以被認為具有兩頭強、中間弱的明顯特點。

明初，以宋濂、劉基、高啟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家，有的繼續保持了對元末社會的批判鋒芒和不合作態度，有的轉而為明王朝歌功頌德，在扭轉元末柔弱纖細文風、開拓雄渾豪放文風的局麵方麵，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元代統治者鄙棄漢族文化造成的某種空白狀態下，他們重新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武器，一方麵，給他們的創作增加了借鑒，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麵，也無形之中埋下了複古的種子，為後來統治明代文壇一百餘年的複古主義潮流打開了閘門。隨著新王朝的建立，文人們出於各種原因參與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幾乎曆代都是難以避免的，而明代更顯得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朱元璋在結束元朝的殘酷統治、統一中國、發展經濟、加強邊防方麵，的確作出了重大貢獻，自有其可歌、可頌的地方。另外，朱元璋在明初的重典和比之元代統治者毫不遜色的殘酷鎮壓也使得文人們要麽緘口，要麽就投入效忠者的行列，以保全、發展自己。特別是一批爬了上去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心甘情願、心安理得地大寫其歌功頌德的拍馬文字，或者寫些與社會痛癢無關的雍容華貴的粉飾文字，以致後來形成了以楊士奇、楊榮、楊溥所謂“三楊”為代表的“台閣體”，統治文壇近百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台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遝，千篇一律。”可見其影響之惡劣。

明代中葉一百多年時間，以反台閣體為開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包括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的“後七子”，打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複古主義旗號，在對抗官僚貴族的“台閣體”方麵，產生了積極的成果，使人們開闊了眼界，知道在台閣體與八股文之外還有詩文的廣闊天地，其功勞自不可滅。但是他們過分強調複古，特別是重在形式上的擬古主張，也給文壇帶來了新的災難並造成了不良的後果。其實，前、後七子中，各人的創作重點並不一致，有的以詩名，有的以戲曲名，有的以理論名，真正以散文傳世的並不多，而且他們的創作與理論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前期後期也還有所變化。所以，對他們亦要區別對待，不可一概而論。前、後七子的散文總的成績不算好，即使領袖人物李、何、王、李也不例外。倒是後七子中的宗臣寫過幾篇感情真摯、內容充實、形式清新的佳作，他的《報劉一丈書》幾乎成了所有散文選本中必選的篇目。

與前後七子同時或稍後，值得注意的是以唐宋派相標榜的一批散文作家。其中先是追隨前七子、後又轉而反對前七子的複古主義文學主張的王慎中、唐順之，認為秦漢文的“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法嚴而不可窺”，而唐宋人“以有法為法”，故不妨礙“卒歸於自為其言”，因而拋棄了前七子“文必秦漢”的主張，而提出了師法唐宋，“文從字順”的要求，認為“直據胸臆，信手寫出”，有“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他們的創作實踐並未達到這個高度，但是，他們的努力給了前七子複古主義以有力的打擊。當後七子壟斷文壇時，歸有光和茅坤接過了王、唐的主張，繼續堅持唐宋派的觀點，反對後七子“惟追章琢句，模擬剽竊，**哇浮豔之為工”的擬古文風。歸有光以一鄉間老儒公然向主盟文壇的王世貞挑戰，大膽指斥王是蚍蜉撼樹的“妄庸人”，並且以他感情真摯、表達樸素的散文創作為自己奠定了足以與之抗衡的基礎，以至於後來，王世貞也不得不心悅誠服地稱讚他的古文辭“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茅坤在散文創作上成就平平，但他因為選了一本《八大家文鈔》而引人注目。盡管所選是否得當早就有人非議，而且八大家之名也非他首創，但由於此書的流傳，他與唐宋八大家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在對抗後七子的複古思潮中，此書之選也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功勞。

明中葉，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些藝術家的散文創作，如與前七子同時代的畫家唐寅、文徵明，與後七子同時的戲曲家湯顯祖、徐渭等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在黑暗的中世紀強烈追求個性解放，思想與周圍傳統的習慣勢力格格不入，不僅在藝術上有很強烈的創作個性，而且在散文創作上也有其鮮明的個性特點；對他們來說，散文創作的成就真可謂是“妙手偶得之”的。

明萬曆以後不到百年的時間，是明代散文創作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明王朝經曆了兩百多年的發展，到這時，社會肌體已接近衰老和腐爛，內部腐敗成風，外部倭寇與北方滿族統治者頻頻侵犯，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特別是崇禎以後至南明滅亡，國破家亡之痛，戰亂兵荒之苦，真是慘烈無比，前所未有。另一方麵，在封建社會肌體上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也逐漸成長，必然在文藝創作上尋找自己的代理人。而與此同時，綿延數百年的宗派之爭仍以新的麵貌繼續著。在這種極其複雜的環境中，散文創作也呈現出紛繁複雜而絢麗多彩的局麵。

首先是以李贄為代表的一批追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家的作品，以其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的言論，給淺薄、平庸的明代中期散文注入了強烈的思想活力，使之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李贄公然以“異端”自居，鼓吹民主平等的思想，反對抹殺個性，反對一切以聖人的是非為是非，反對假道學，認為“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認為“天下之至文”均出自“童心”，即“真心”，不出自童心的文章，“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因此，他的文章大膽直言，無所顧忌，有著強烈的戰鬥性和鮮明的個性，且語言精警，通俗如話，絕無複古主義者故作艱辛、惺惺作態之感。

李贄之後，有由他的學生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三袁領導的文學改良運動。“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他們繼承了李贄的思想，在文學創作上提出了“獨抒性靈”的口號，要求詩文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不要跟在別人後麵人雲亦雲。隻有這樣，才有真實性和獨創性。如果一味盲目模仿、抄襲古人，則無異於“處嚴冬而襲夏之葛”，完全弄錯了時代。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對於結束前後七子對明代文壇的統治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使晚明的文風為之一變。但是，他們的文學理論帶有天生的缺陷，因過分強調獨抒性靈，往往變得虛無縹緲，導致創作上多注重身邊瑣事和個人的喜怒哀樂，使得文學的輕靈遠離了沉重黑暗的社會現實。盡管三袁的散文，特別是那些糅進了個人情感的山水遊記和抒情小品，曾給明代的文壇注入了生機，帶來過短暫的繁榮局麵，但由於他們的天生弱點，最終不免流於輕浮油滑，而為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所取代。《明史·袁宏道傳》說：“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其後，王、李風漸息，而鍾、譚之說大熾。”這段話，簡略地勾畫出了公安派走過的軌跡。不過，鍾、譚企圖矯公安派“清真”之流弊，“變而為幽深孤峭”，亦隻在形式上用功夫，雖博得“竟陵派”之稱，但“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為通人所譏”，終於如曇花一現，很快消失了。

晚明散文中另外一個光輝頂峰是夏完淳、張岱、王思任等人的散文創作。他們處在改朝換代的劇烈變革時代，經曆了國破家亡的慘痛，心中自有一股悲憤怨恨之氣，發而為文，無論是家書遺劄、曆史記載，還是寫人狀物、往事回憶，均一洗此前散文的朦朧空靈和卑微瑣事，而是蘊含了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沉痛的思想感情。年僅十七歲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因抗清失敗，被捕入獄，在獄中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獄中上母書》等文字，正氣凜然，至今讀來仍令人神旺。明亡即隱居不仕的張岱，在幾十年的流浪生涯中，撫今追昔，寫下了《陶庵夢憶）、《西遊夢尋》等一大批回憶文字。以短小的篇幅、深沉的感情、清麗的文字、生動的形象，記敘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人和事，以及他平生經曆中的所見所聞、所遇所感。山水、人物、風景、故事，在他的筆下，無不優美自然，栩栩如生。論者以為他的散文有“公安”的清新、“竟陵”的冷峭、王思任的詼諧，這是不錯的，但還是不應忽視他所獨有的深沉與真摯。像他的《自為墓誌銘》那樣坦白而深刻地解剖自己一生的作品，在中國散文創作史上並不多見。

晚明散文作者中的名家還有高攀龍、張溥、祁彪佳、劉侗、陳子龍、艾南英、黃淳耀、魏學洢、張煌言等人，他們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當時那個劇烈變化的時代和那個時代中不同人物的精神風貌，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精神遺產。細讀他們的文章，我們就會知道，其實晚明的小品並非都是飄飄然的，它們的作者也決不都是“閑適”的，正如魯迅所說：“晚明小品雖然比較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細讀這些作家的文字，我們還常常可從字裏行間看出作者一顆沉痛與憤慨的心。

明代散文中值得注意的還有那些一般文學史很少論及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等人的散文，譬如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政治家於謙、海瑞，軍事家戚繼光，科學家徐弘祖、宋應星、徐光啟，他們的散文，也都各有特色。特別是處在明代派係鬥爭及政治鬥爭漩渦的政治家們，常常要為他們的文字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恰恰是這樣的文字，具有跨越時空的生命力，至今仍有其可讀可誦的意義。像海瑞的《治安疏》，大膽指斥時弊，尖銳批評皇帝，秉筆直書，尖銳潑辣，令皇帝先是“大怒，抵之地”，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海瑞言俱是”。盡管如此，海瑞還是被抓進獄中，差點被殺頭。明代散文中，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的奏疏不少，從中亦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生活的另一個重要側麵。本書為篇幅所限，這方麵文章入選不多。

明代近三百年時間數以百計的散文作家及他們的作品，要想在這樣一本小冊子中得到完全的反映，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定了以下幾條入選原則：

一是在突出重點的前提下，盡量照顧各個方麵，以給讀者一個明代散文比較完整的印象。入選文章，以抒情性的散文為主，也旁及哲理、寓言、政論、小賦和笑話等；入選作家的文章，重要的多至三四篇，一般均隻選一篇，以使之有較廣泛的代表性；個別文字較長的，作了節錄。

二是在突出人所熟知的名篇的前提下，盡量挖掘一些內容與形式結合得比較完美而且對今天仍有一定借鑒意義的鮮為人知的作品，以給讀者一些新鮮感。為篇幅所限，有些廣為流傳的作品不得不因此而割愛，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諒解和認可。

三是入選作家基本以出生並活動在明代的為主，但也照顧傳統與習慣而有些例外，如明初的宋濂、劉基等，均生於元代，並有一段時間是活動於元代，張岱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清代生活，但一般都把他們劃為明代人物，本書均從習慣入選。而錢謙益、冒襄等，雖有不少時間生活於明代，但一般均視他們為清初人物，故本書沒有入選他們的作品。

入選各篇的賞析文字與作意說明，旨在幫助讀者理解原文，純係個人一得之見，理解得不準確乃至於不正確均不無可能，請讀者僅當作一家之言。不當之處，歡迎批評。

按編例要求，對入選各文作了分類編排，每一類文章又按作者生年的先後排列。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現在勉為其難地做了這一工作，心中仍十分惶恐，深怕因歸類的不當而誤導讀者，亦懇請讀者鑒諒。

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以半年多的業餘時間，終於完成了這個選本。交稿之日，真有如釋重負之感，但對於接過我這“重負”的上海書店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我將懷著永遠的敬意與感謝。

雷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