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奮同誌與生活書店的編審工作

韜奮接編《生活》周刊之後，有好幾年都隻有他一個“光杆編輯”，從稿件的撰寫到編審，都是他一個人唱獨腳戲。1932年，成立生活書店，因為人少，出書也少，在“章程”上也沒有提編審工作，隻是規定經理代表理事會“總攬社務”，實際上就是韜奮全麵負責。

1932年抗戰爆發，生活書店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分店和人員增多，出書數量也較前成倍增長。為了加強對出書工作的領導，1938年8月在漢口成立了總管理處，直接對總經理負責。直到這時，可說是生活書店編審方麵的工作還是韜奮親自在做。1939年1月，生活書店在民主選舉領導機構之前，“因為業務上的迫切需要”，先對業務方麵的機構作了調整，其重要的變化就是設立編審委員會。韜奮在1月24日出版的《店務通訊》第35期上發表的《本店機構的調整》中，對此作了如下說明：

“還有一個新的改革，便是編輯部沒有，關於編校印刷等等技術的工作歸於生產部的編校科，另設一個編審委員會，主持編審計劃的規定與起草，加強編審工作的效能。編審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照料並督促重慶、桂林、香港及上海各據點的編審工作，同時在渝、港各設副主席一人，協助主席執行本會事務。此外特聘編審委員若幹人，除原有的雜誌編輯人外，並酌聘若幹店外的作家擔任編審委員。這些編審委員不是掛名的，都須在總的計劃中負起一部分執行的責任。本會直屬總經理。

生活書店的編審委員會於1939年1月10日正式成立，包括15個編審委員，他們是：胡愈之（主席），沈誌遠、金仲華（副主席），艾逖生（秘書），鄒韜奮（督促），史枚，劉思慕，沈茲九，張仲實，戈寶權，茅盾，戴白桃，柳浞，廖庶謙，曹靖華（後來，人員和職務都有所變動，如主席一職，7月份起即由柳擔任）。按照《生活書店編審委員會組織及辦事規則》文件的規定，“編審委員會由總經理聘請之”，“編審委員會設主席1人，副主席1人至3人，秘書1人，均由總經理就編審委員中聘任之”。因此，編審委員會既是一個獨立的工作部門，又是一個始終置於總經理韜奮領導之下的機構，韜奮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這個文件還規定：編審委員會主要通過編審會議集體討論和委員們分工負責開展工作。編審會議原定每周召開一次，後改為半月一次。參加者除所在地的全體編審委員外，還有總經理、經理（徐伯昕），生產部和營業部的部長或副部長。編審會議的主要工作是：1.決定編輯計劃；2.報告編輯計劃實施狀況（包括圖書和雜誌）；3.決定收購書籍並報酬率；4.決定重版書及其印數。其中工作計劃又是重點，分全年計劃和季度計劃，包括內容有：書刊品種性質；字數與件數；預計印數；編稿費、編輯用資料費、印刷成本支出數額；營業總額的估計等。會議決定後，由編審委員分工執行：“編審委員分別負責某種圖書或雜誌之編審工作，依照編審委員會決定之計劃進行工作。對於外來投稿之初次審查，應於一天至三天內完畢之。”該文件規定：“對於編審會議之決議，主席保留最後決定權，對於編審委員會主席之決議，總經理保留最後決定權。”但是，由於韜奮善於選人用人並參加會議與編審委員們平等地交換意見，他們之間的關係始終是十分融洽的。

韜奮曾經期望，通過這次機構改革，設立了編審委員會，“業務的效能方麵能有較大的進步”。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期望並沒有落空。一個明顯的效果是使生活書店的編輯出版工作實現了計劃化。走上了軌道。韜奮對於計劃化提出了具體的意見，他說：“我們的出版計劃，商定好了出多少種類書，每種類預備出多少，在多少時間內出完，分成幾個階段出。在一年的計劃中，尚須分季分月各有具體的規定，每個編審委員在一年中各季各月的工作都有具體的規定，商得各編審委員的同意，填入特備的表格，以後進行工作，都以此為根據。這樣一來，事情不能隨便延擱，檢討工作也有所根據，萬一計劃行不通，也得早發現，力求補救或改善。”正是由於他嚴格的要求，生活書店的編輯出版工作克服一度存在的忙亂現象，得到了有條不紊的發展。

除了計劃化之外，編審委員會的設立還有兩個很明顯的優點：

一是方針明確。胡愈之為編審委員會提出了“要以服務大眾文化的原則”作為整個出版工作的總方針。這就使得各編審委員在審稿時有了明確遵循的準繩，從而保證了出版物的政治藝術質量。生活書店在業務發展、人手增多的情況下，其出書仍能始終如一地保持韜奮一貫堅持的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為進步事業服務的原則，與編審委員會的建立是分不開的。

二：是集體決定，分工負責。凡有關稿件的事宜，全在編審會議上討論決定，然後分頭去執行。既避免了個人決斷的種種弊病，發揮了集思廣益的力量，又避免了議而不決、吃大鍋飯的弊病，充分調動了各人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丁效率。據艾寒鬆在當時一篇文章中說：在編審委員會成立後的最初5個月裏，開了10次以上的編審會議，“通過和議決的事項有12件，對本店出版各雜誌的雜誌檢討會議開過3次，所有采用的稿件，多半是通過了編審會議，用集體的討論來決定。在每次會議的時間是3小時以上，每個編審委員在每次會議上不發言的很少，就是不到會的也很少。”沈誌遠在當時的一篇文章中也認為：用編審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總編輯製是生活書店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誌。他說：總編製是總編輯個人負責的，“在工作上和計劃上當然都受到若幹的限製”，而編審委員會則是“集體領導製”，“舉凡稿件和稿酬的決定，計劃的補充和修正，工作成績的檢查，內部工作的分配，推進工作辦法的確定，內部人事的調整，辦事手續的規定等等，都是經過會議討論以後才決定和施行的”。編委之間是有分工的。當時，生活書店把過去出的書合並為ABCDE五類，每個編審委員負責分扣至少一個種類的編輯工作，有些人還兼任雜誌的主編，如金仲華是《世界知識》的主編，沈茲九是《婦女生活》的主編等。這樣，會上討論決定的事就有具體的人去負責落實，避免了光說不練、互相扯皮之類的不良現象發生。

正因為如此，編審委員會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盡管在戰爭環境下，又有國民黨政府當局人為製造的種種困難，但牛活書店出書還是既好又多的。1939年上半年，出版新書63種，印28萬多冊；重版書174種，印65.5萬冊。第一季度最低應生產66.3萬字，實際完成了133.4萬字，超出1倍多，發排的稿件有92.6萬字；收到稿件121件，采用76件，退還45件。這些數字，可見編審委員會工作成績和效率之一斑。

編審委員會的成績也與胡愈之同誌的工作分不開。編審委員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他一手“包辦”出來的。一月份總處的編審委員會成立之後，2月和3月，他又先後在香港和桂林成立了編審委員會分會，並且兼任桂林分會的主席（張鐵生為編審委員；香港分會的主席是金仲華，委員是劉思慕）。編審委員會的方針、計劃、辦事章程、組織條例都是他起草的，因此他顯得格外忙。艾寒鬆說：胡愈之先生“格外辛勞”，“在重慶總處常工作到深夜”。韜奮在“同仁介紹”欄以《我們的胡主席》為題，對胡愈之同誌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勳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時代就經常替我們寫國際文章，最有趣的是當時他用的筆名就是招呼他的一個茶房的大名——伏生。本店創辦時的計劃，等於本店（‘大憲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對本店的重大貢獻不僅是編審，在實際上是包括了我們的整個事業。但是他總是淡泊為懷，不自居功。他的計劃力極為朋友們所心折，所以有‘諸葛亮’的綽號。我們請得一位‘諸葛亮’來做我們的主席，是再欣幸不過的事情。”有胡愈之這樣的“諸葛亮”作主席，又聚集了茅盾、柳浞、沈誌遠、金仲華等知名人士作委員，生活書店的編審工作能夠做到高質量、高效率，就沒有什麽奇怪了。

（《出版史料》第3輯，198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