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

《雜家》編者按：醫生看病，先要找準病根，才能開出治病良方。出版工作要改革，要開放，也要先把存在的積弊找出來，再對症下藥地加以解決。嚴倫的《當前出版界的十大弊端》，可以說是為尋找出版改革的“突破口”而進行的一次“火力偵察”，雖說有著魯迅所批評的“十景病”的毛病，所說的弊端也許有不全麵、不準確的地方，但對於立誌改革的人來說，多少是有些啟發作用的。我們期望它能引起有關方麵的注意。

出版工作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圖書庫存積壓、訂貨繼續萎縮，使它背上了—個沉重的包袱，舉步維艱；而改革勢頭的迫壓，開放帶來的國外衝擊波以及讀者永不饜足的需求“胃口”，更使它惶惑不安，手足無措。透過每年四萬種圖書的繁榮景象，我們分明看到了許多潛在的和明擺著的問題，正日益積聚、凝結，以至本已很蹣跚的步伐，更加趨於“牛步化”乃至停滯。我們感受到了這種危機。我們不敢盲目樂觀。

為著給出版改革提供素材，我們先給當前的出版界作了一番診斷，發現它至少存在著十大弊端。現開列於下，期望引起有識之士的注意，通過會診，求得問題的解決。

一、缺少一個長期穩定的明確的政策。出版工作長期以來似乎缺乏一種“主心骨”，不得不隨著具體任務的變化而波動起伏。黨中央關於出版工作的決議通過之後，出版界仍然是一波三折，左一條禁令，右一個不準，補充的文件，自製的土政策層出不窮，但大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表工作上。有關行政領導部門忙的仍是救火、煞車、對照、檢查，下麵也無法安下心來，按照既定的方針，朝著既定的目標，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這種情況極不利於經驗的積累和規律的探索，反過來，又消極地影響了長期穩定的明確的政策的製定和完善。

二、缺乏當代意識，出書有嚴重的陳舊感。與我國許多“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用品一樣，出版工作基本上奉行的是“幾十年如一日”的老一套：陳舊的管理，陳舊的體製，陳舊的工作方法，陳舊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以及由此而來的陳舊的選題結構、出書角度和出書方式。現在號稱每年出書四萬種，其實，有許多書按國際標準是不能算品種的，還有許多是舊書新出：老祖宗的舊書，解放前的舊書，“文革”前的舊書，因為各種運動遭到厄運的舊書，一而再、再而三地改頭換麵甚至原封不動地“重新”出來，以表麵的“新”而給人一種虛假的滿足。這些陳舊的圖書散發出來的陳舊的編輯思想足以窒息少數創新、改革者的呼吸。

三、與讀者的距離在加大。為什麽讀者的購書欲望空前強烈而圖書的積壓和訂數的萎縮也達到驚人的程度？很重要的一條是我們的圖書脫離了群眾。據去年的上海書市反映，參展的數萬種圖書，真正受到廣大讀者青睞的不過寥寥數十種，比較好銷的也隻有數百種，大多數圖書基本上是“門庭冷落車馬稀”。這就是出版工作脫離讀者的明證。現在有些人出書，辦刊物，不是為滿足讀者的需要，而似乎是為了滿足某些作者出書的要求，或為了實現某些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民意測驗、讀者懇談會、讀者卡、定點調查，定期調研，種種行之有效的聯係讀者的渠道，現在很少利用，或者隻是走走形式，應付應付門麵。因此，不少的出版者對自己的出版對象不甚了了。這樣，出書不對“路”，不是積壓就是脫銷，就沒什麽奇怪了。

四、小打小鬧，零敲碎打，缺乏走向世界的魄力和紀念碑式的出版物。幾十年來，我們出了許許多多的書，但是，說來慚愧，進人世界市場並產生世界影響的巨著有多少？獲得國際級獎的圖書又有多少？直至最近，我們的許多書還被人嘲笑為“站不住的書”。其原意是嘲笑我們的書土裏土氣，上不了書架，但推而廣之，上不了書架也就是在曆史上“站不住”的書。這種情況顯然不符合我國的身分。舊中國，我們還能數得出“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萬有文庫”等大部頭的巨著，但這幾十年，連這樣的“仿製品”也沒有，更不要說超過它們了。近年來，雖有出版《漢語大詞典》、《中國美術全集》等壯舉，但拖的時間太長了，不能適應社會的讀書需要。時代呼喚巨著，人民要求各種成套的係列書。應該從國家的全局上考慮這些問題，靠一兩個社是不成的。

五、編輯地位低下依然如故。從羅竹風同誌的《雜家》叫起，編輯的地位當然有一點改善，但根本上沒有大的改觀。身居鬥室，麵對“稿山”，不說出國無望，連評定一個職稱也是多災多難，一再延期，最近索性束之高閣，連“樓梯”也不響了。惡劣的工作條件，勉強的生活待遇，弄得像個冬烘先生，耳目不靈，信息不通，眼界狹窄，被人瞧不起。書刊出了錯誤，明明有許多原因，卻隻打編輯的屁股，豈能稱為“公道”？現在編輯素質的確不高，尤其是許多新編輯，缺乏必要的專業訓練，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但是，素質的提高要靠主客觀雙方的努力。除了本人自強不息之外，有關方麵也要做好給“馬兒”喂“草料”的工作。

六、落後的三審製。三審製現在似乎仍是出版社的金科玉律。其實，仔細調查一下，多半它早已名存實亡了。一個出版社幾十個、上百個編輯，就那麽幾個總編輯，底大瓶口小，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審”不過來，但不“審”就簽字，又怕負不了責任。因此，書稿在總編的櫃子裏睡大覺成了家常便飯；另一方麵，作為出版社負責人的總編輯們在書稿中忙得昏頭漲腦，便很少有清醒的頭腦考慮方針大計，也無法發揮他們原有的特長了。如果我們真正實行“文責自負”，是否要對“三審製”也來一次“審查”呢？

七、隻重實踐，輕視理論的指導。中國的出版曆史源遠流長，但大都停留在實踐的初級階段，出版技藝的傳授，沿襲的是手工作坊式的師徒相授，或者就是付出巨大代價的暗中摸索，一切都從頭作起。以至於到今天，幾十萬人的一支隊伍竟無“學”可言，好不容易開起來的大學編輯專業，也無“本”可教。“為人作嫁”編輯出版了成千上萬種圖書的人，到頭來自己竟然弄得“赤身**”，沒有一本自己的書，豈不可歎！

八、編、印、發三環節無休止的矛盾削弱了出版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由於三環節分家，互不通氣，也沒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各人多從自家的利益著想，而很少有出版的整體觀念。出書難，賣書難的叫聲未絕，近來又有印刷廠“無書可印”的困難了。解放前的出版部門，編書與發行多是捆在一起的，據說現在國外也多是如此，所以雙方休戚相關。當前，正在強調出版社要增強發行意識，這無疑是對的；但是書店也要增強“出版意識”，才不至於出現“一頭熱”的現象。如果不把三環節放在一個“係統”內來考慮，恐怕相互之間的抱怨與指責將永無寧日。

九、出版社的設置脫離實際，缺乏科學依據。這幾年，出版社大都采取孫行者的辦法，搖身一變，一個社就變成了幾個社。大家又沒有分工，也沒有“勢力範圍”，都是“麵向全國”，都是“全麵開花”，於是搶稿子，搶名家，哄抬稿費標準，無視黨紀國法的種種怪現象便應運而生。不法之徒常因四處鑽營而得利，老實之輩則常常由於“頭子不活絡”吃足苦頭。在目前條件下，中國究竟應建多少出版社，建些什麽社：才基本適合國情？不能光聽申請辦社者的叫喚，而應該有一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嚴格的可行性淪證。

十、嚴重缺乏新技術的武裝。同國外甚至我國香港、台灣相比，我們的出版工作還是停留在“秦磚漢瓦”的時代。人家已經普遍使用的電腦，我們這兒還是稀罕物，還不過用來查詢資料、發發工資而已；人家的先進技術可以在幾天內出版一本書為常事，因此，重版率特高，不要倉庫，又不積壓資金，而我們的出版周期卻長得可怕，三個月出書已經沾沾自喜當作先進經驗了。

以上湊滿十條，就此打住，也許還有，也許說得不準，作為愚者之一得，敬希批評指正。

（《雜家》1987年第1期，署名：嚴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