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日報》3
（《選》，124~127頁，1936年7月）韜奮為創辦《生活日報》曾於本年五月間，在各報登載啟事，招募股款。當時額定資本為十萬元，國內繳股於七月卅一日截止，國外於八月卅一日截止，在資本未募足以前，由韜奮個人籌借款項，於六月七日起，在香港先行試辦《生活日報》。出版以來，頗承海內外讀者嘉許。惟因香港地處南隅，交通不便，新聞采訪與發行推廣，均多困難。因此決定於八月一日起，遷移上海，呈請登記，籌備出版。……乃決定重訂《生活日報》發展計劃，增加資本額為國幣兩百萬元，遷移上海，籌備出版，並在上海設立《生活日報》籌備處，繼續擴大招股。……又韜奮在香港辦報，所用款項，悉由個人借墊。
（《全》#6，455頁，1936年7月）本報在香港創刊以來，到今天為止，已是五十五天了。……回想過去五十五天的情形，雖然時日很短，但是我們卻也經曆了不少波折，遭逢了無數困難。本報開辦不久，我們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初次來南方辦報，地方情形不熟悉，因此在編輯印刷發行的技術方麵，碰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難關。……這五十五天的工作，雖然並不輕鬆，可是我們卻非常愉快。因為我們從這短時期的工作中，卻得到了無數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而這些經驗和教訓又證明了我們的勞力並不是白費的。
就報紙本身來說，我們的經驗是隻要繼續不斷地刻苦幹著，沒有一事不會得到成功。四五年來本報發起創辦所經曆的困難波折……直到本報在香港創刊的時候，也還有許多友人替我們擔心，以為靠我們這一點力量，一定不能辦好一個日報。但是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成功了。雖然我們不能滿意於目前我們的報紙，但是至少還沒有使讀者大失所望。而且經過這次的實際教訓，我們將來在上海繼續辦報，也更有了把握。
（《全》#6，456~457頁，1936年7月）我們既要使《生活日報》成為大眾的日報，對於社會所要忠實遵守的第一原則是絕對公開。
（《選》，129頁，1936年8月）七八年來，我的腦際總縈回著一個願望，要創辦一種合於大眾需要的日報。
（《全》#7，262頁，1936年8月）《生活日報》也有它的背景，不是少數人的，也不是一黨一派的；他所有的是中國的最大多數老百姓的背景，它所積極圖謀的是中國的最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
（《選》，130頁，1936年8月）但是要先把《生活日報》試辦起來，是不能不用錢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文化事業的好友商量，由我們幾個人輾轉湊借了一筆款子，經過一個多月的特別快的籌備苦幹，到六月七日那一天，七八年來夢寐縈懷的《生活日報》居然呱呱墮地了！其實在香港的讀者和它第一次見麵雖在六月七日的早晨，而這個孩子的產生卻在六日的深夜。那天夜裏我一夜沒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裏的工場上去。我親眼看著鑄版完畢，看著鑄版裝上卷筒機，看著發動機撥動，聽著機聲隆隆，——怎樣震動我的心弦的機聲啊！第一份的《生活日報》剛在印機房的接報機上溜下來的時候，我趕緊跑過去接受下來，獨自拿著微笑。那時的心境，說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這枝禿筆所能追述的！
（《全》#7，263~264頁，1936年8月）我們的報館一麵要遷就熱鬧市麵的附近，一麵又出不起那昂貴的屋租，所以便選定了一個零星貧民窟裏的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許已為諸君所耳熟的利源東街二十號。……屋子當然是髒得不堪，但是因為包括鋪麵的關係，每月卻要租一百塊錢。我承蒙一位能說廣東話的熱心朋友陪著到經租賬房那裏去，往返商量了好幾趟，在大熱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幾次大汗，總算很幸運地把每月屋租減到九十塊錢。
（《全》#7，266~267頁，1936年8月）同時有朋友來告訴我，說警務處曾有公文到新聞檢查處（香港政府設的），叫檢查處每天要把檢查《生活日報》時所抽去的言論和新聞匯送到警務處察閱。他們的意思以為已經檢查過的東西不會有什麽毛病，被檢查抽去的東西便一定要露出馬腳來，一旦被他們捉著可以借口的證據，那就可以開刀了！這可見我們當時所處的環境的緊張。……我們的背景是什麽？是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眾文化！我們是完全立在民眾的立場辦報，絕對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是我們辦報卻也有我們的宗旨。我們的宗旨是要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
（《全》#7，272頁，1936年9月）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特別注意： 廣博的言論。說得比較具體些，就是： 每天除了正確精警的一篇社論外，還要有兩篇以上的很有精彩的有關各種專門問題的論文。
這種論文的部門要廣，凡是政治、經濟、財政、外交、軍事、教育、交通、工業、農業、礦業、衛生、醫藥、體育、學術、思想、文藝，以及一切和一般民眾生活有關的問題，無所不包。這種辦法的優點很多： （一） 可以反映全國各方麵對於各種問題的意見；（二） 可使學術專家根據他們的研究，或是事業家根據他們的經驗，發表對於各種問題的心得；（三） 可以把種種學識經驗借此廣播於大眾，大眾每天看報，就好像每天在求學，在切磋；（四） 增加學術家和事業家努力的興趣。
這類文字要注意短小精悍，通俗（極力使專門的學術通俗化，實在是專家對於大眾教育應負的責任），切合於當前大家所注意所要解決的各種實際問題，不要有公式化的空論文章。
（《選》，131頁，1936年9月）
一個理想的日報，編製要統一，內容卻又要廣泛。
過去的中國，不管在政治方麵、經濟方麵、文化方麵、思想方麵，都顯露出分裂和不平衡的現象。這分裂和不平衡的現象往往在報紙上麵反映出來： 在編製方麵，往往分成國內新聞，地方新聞，本埠新聞，教育新聞，體育新聞，附刊等等無數欄目。同是一條新聞，往往在各欄重複互見，甚至互相抵觸。有的時候在附刊裏鼓吹新文字，而社論裏卻主張讀經複古。這種編製方式，會教讀者頭昏腦脹，莫名其妙。將來《生活日報》的編製方式要盡力避免這種分裂和不平衡的傾向。言論、新聞和附刊，要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態度。新聞選材，硬性文字和軟性文字要分配均勻，要使讀者不感到繁複，不感到紛亂，不感到幹枯，也不感到輕薄。
（《選》，131~132頁，1936年9月）
《生活日報》的編製要注意統一性。但是統一並不就是專製獨裁，並不就是偏隘武斷。相反地，《生活日報》的內容要盡力顧到廣泛性。隻要在法律許可的限度以內，《生活日報》的言論，打算使各黨各派的主張意見，都有發表出來以聽取民眾公判的機會；《生活日報》的新聞，打算把一切和大眾生活有關的重要事變，自宇宙之大以至蒼蠅之微，都兼收並容。
《生活日報》是民眾的報紙，民眾的生活是多方麵的，《生活日報》也就是這多方麵生活的反映。可是民眾有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繁榮。《生活日報》的編輯方式和內容，自然也是要針對著這個共同的目標而求得統一。
（《選》，132頁，1936年9月）《生活日報》的文字要力求大眾化。我們要盡可能用語體文來寫一切文字。在現在，完全用語體文來寫的日報還是沒有，我們希望《生活日報》能做一個榜樣。
我們要竭力注意文化落後的大眾。至少每天《生活日報》的一部分，要使一切初識字半通文的孩子們、農夫們、工友們、婦女們，都能夠看得懂。我們並且歡迎這些文化落後的同胞們給我們寫通訊。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把大眾的生活反映到報紙上麵來。隻有這樣，《生活日報》才是大多數人的報紙，而不是少數人的報紙。
（《選》，133~134頁，1936年10月）（《生活》周刊）“生活”兩個字是由黃先生一揮而就的，也就是現在數十萬讀者所麵熟的寫得強勁的典型的“生活”兩個字。最有趣的是後來辦《生活日報》，請黃先生在日報兩字之上，另寫兩個同樣的字，他寫來寫去不像，還是靠有藝術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樣仿著寫出。
（《選》，328~329頁，1939年10月）許多讀者因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個具有同樣精神的日報，都抱著滿腔熱誠來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達到十五萬元以上。
（《選》，346~347頁，1940年5月）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際，卻因“迫於環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罷，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國。當時因為開辦遙遙無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發還，並且把存款於銀行所得的利息，也一並歸還給投股者。我們在經濟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隨便，但是不能如許多讀者多年的期望，創辦一個他們所想望的日報，這個歉忱是至今還深深地存在著。（後來在香港試辦的《生活日報》，是由本店單獨試辦的，詳情見拙著《經曆》書中。）（《選》，347頁，1940年5月）為著推進救國運動，在這時期，我們辦了每期銷數量多時達二十萬份的《大眾生活》，承辦了促成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生活日報》。
（《選》，350頁，1940年7月）
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編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采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內地發行才不受阻礙。）當時的香港，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即每日銷到二萬份，已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於全國性的報紙，日報寄到內地，在時間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按： 實際不到2個月），無法再虧下去，隻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為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編輯部人馬卻相當充實，有金仲華、惲逸群、王紀元及柳湜諸位先生參加。後來胡愈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人力相當充實，而財力卻不夠雄厚。《生活日報》原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係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承各處讀者踴躍投資，不到一個月已湊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震驚，聽說曾經開會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雖多投資亦無法操縱，隻得作罷。《生活日報》原可順利產生，後因我受到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為顧全投資讀者的利益即本報的信用起見，將存在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時，因係試辦性質，係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助，結果在經濟上是遭到相當的損失。
但是由於本報同人的努力，在推進救亡運動的效用卻有著相當的影響。
（《全》#10，841頁，1944年4月）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麵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全》#10，844頁，1944年4月）我們在港辦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買不起卷筒機，是租用《大眾日報》的機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須和別人分用，所以相當吃力。
（《全》#10，845頁，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