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活書店2
（《全》#9，630頁，1939年4月）幹事會須有充分的創造精神。同人小組辦法，不但別的機關所未嚐有過，就在本店也是創舉，所以沒有什麽前例可援，也沒有什麽榜樣可仿，全靠我們自己多加考慮，創定新的辦法，解決進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難，繼續不斷地增富新的內容。
（《全》#9，631頁，1939年4月）本店事業的重要目標有三個： 一是促進大眾文化；二是供應戰時需要；三是發展服務精神。
（《選》，240頁，1939年5月）我們的店是時時刻刻在進步的大道上邁進著的。我們所以能這樣，是因為我們常在努力求進步，不以故步自封。我們常常注意發揮原有的優點，改正或有的缺點。不但如此，我們的進步不是一二人的事情，是要用全體同仁集體的力量來共同努力造成的；因此，我們有所發揮，有所改正，必須大家來研究，大家有徹底的了解，然後大家來努力。
（《全》#9，130頁，1939年6月）本店事業的發展，是建築在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上麵的。這隻要看本店在發展過程中所做的幾件比較轟動社會的事情就可以明白。
（《全》#9，690～691頁，1939年6月）誠然，我們是前進的書店，但是在上海和我們同時或先後成立的前進的書店不止一家。何以我們的書店會比較有更廣大的發展？這固然有賴於全體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們從開始及過程中就有著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這是我們的最可寶貴的傳統的個性。所以我說，我們在作風上不僅顧到少數的前進分子，同時要更充分地顧到落後的群眾要求，要更充分地顧到各階層的文化需要。這不但不致消滅本店的個性，而且是更能發揚光大本店的個性。
（《全》#9，691~692頁，1939年6月）本店自被誤會，分店被停業者已有九處之多……（《店訊》#55，656頁，1939年7月6日）（一） 關於禁書問題。這個問題如把事實分析一下，便知並不嚴重。就統計所示，本店出書共約六百五十餘種。其中，最大多數是關於一般的知識，有關思想者，僅四十一種，而在此四十一種中，有二十四種已由內政部審查給予注冊執照的，未及注冊者僅十七種。依我們最近從重慶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設法取到的《不準發售書刊一覽》所載，本店出版之書籍被列入禁書者八種，這在六百五十種書籍中所占不及百分之二。而且這八種被列入禁書的書，有五種是已由內政部給與注冊執照的，在實際上隻有三種。這三種也在上麵所說的未及注冊的十七種裏麵。
（《店訊》#56，669~670頁，1939年7月15日）（二） 關於經費問題。本店曆史，如溯源於生活周刊社，已有十五年，即從本店正式成立日算起，亦有八年，靠先後全體同人的努力，廣大讀者的深厚同情，才有現在的基礎，向未接受任何方麵的津貼，有賬可查。不幸竟有人捏造謠言，說本店每月受共產黨津貼一萬元！
（《店訊》#56，670頁，1939年7月15日）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
（《選》，328頁，1939年10月）總處有業務會議，每兩星期舉行一次，由總經理或經理召集，各部科主任共同參加的；各分店也有和這個會議相類的會議，就是店務會議，也是每兩星期舉行一次，由各店經理召集，由各店全體同事參加的。
店務會議有許多重要的效用，試舉其尤其重要的有： （一） 各店負責人有機會把總處及本分店的最近的重要事項報告給同人知道；（二） 各店負責人可借此提出業務上的問題征求同人的意見；（三） 同人對於業務上的報告或問題有發表意見及參加共同討論的機會；（四） 各部門的負責同事得借此報告他所擔任的工作，得到共同研究或糾正的機會；（五） 這種會議在本店不僅是一個報告和討論業務的機構；而且含有關於業務上的教育的意義，學習的意義，是同人教育自己，加強自己學習的一種媒介。
各店負責人和各店的全體同人應該把店務會議視為溝通同人意見，增加同人了解，增加工作效率，商討改善辦法，輔助同人關於業務的教育和學習的重要機構。
（《店訊》#71，906頁，1939年10月28日）各店負責人和各店的全體同人應該把店務會議視為溝通同人意見，增加同人了解，增加工作效率，商討改善辦法，輔助同人關於業務的教育和學習的重要機構。
（《全》#9，642頁，1939年10月）我們一麵要注意按勞取值，盡可能使每一個同事能按他所貢獻於本店的“勞”而取到相當合理的“值”，但同時希望店的經濟力一天天寬裕。對於同事的家屬如妻子生活費的負擔、子女教育費的負擔、養老金，以及醫藥費的更優待等等，都能更充分地做到每一個同事都無意外之憂、無內顧之憂、無後顧之憂。
（《店訊》#77，1008頁，1939年12月9日）本店是一個商業機關，而且是沒有黨派關係的商業機關。
（《店訊》#78，1022頁，1939年12月16日）民國十九年設立“書報代辦部”，對讀者還是純盡義務，不過與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發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該部一部分的開銷。最初主持書報代辦部的是嚴長衍同事。這“書報代辦部”是附屬於“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
（《選》，333頁，1939年12月）薪水是偏重按勞取值，津貼是偏重解決困難，我在《店訊》上曾略加說明。津貼所要解決的困難大概可分為三種： 第一是盡可能使工作者無意外之憂，第二是盡可能使工作者無內顧之憂，第三是盡可能使工作者無後顧之憂。
（《全》#9，664頁，1939年12月）我們的這個店是一個文化事業的機關，同時也是一個商業性的營業機關。我們應該認清“工作第一”，在報酬方麵我們首先應該注意“按勞取值”的原則……（《店訊》#84，1160頁，1940年2月3日）後來分店有了漢口、廣州兩處，事情已比“獨此一家”的時候複雜一些，再後來竟增加了三四十個據點。
（《全》#9，619頁，1940年3月）請略談生活書店在管理方麵的組織。生活書店是一個商號注冊的商業機關，它在業務上的組織有總經理、經理、各部科主任等等，都是依著他們所擔任的職務而由總經理任用的，這方麵和其他的事業機關並沒有什麽兩樣。但是除此之外，為著運用民主集中的原則於事業管理之中，為著實行集體的管理，它讓全體同人（須在正式任職半年以後）公舉理事參加理事會，共同商量關於營業的事情；讓全體同人公舉人事委員參加人事委員會，共同商量關於人事方麵的待遇及獎懲的事情；讓全體同人公舉監察委員參加監察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在查閱賬目；讓全體同事組織自治會，共同處理關於同人的衛生、娛樂及教育等問題。
（《全》#9，608頁，1940年4月）生活書店由於海內外讀者及朋友們的深厚同情，熱心讚助，經十五年之慘淡經營，始略具規模，對於國內民族的文化事業，無日不在艱苦奮鬥中，以無負海內外讀者及朋友們的熱誠期望。自抗戰爆發以來，對於抗戰國策的宣傳與前方精神食糧的供給，尤竭盡心力，不敢懈怠，所設分店深入戰區及遊擊區，同事冒戰地危險而努力服務，屢次押運大量書籍出入敵對封鎖線，艱苦備嚐，幾遭不測，有一同事因忠於職務，不幸慘遭敵機炸斃，為抗戰文化而犧牲。凡遇黨政當局有所號召，本店無不竭誠響應，不敢後人，舉其較顯著者，如在戰時首都，本店第一家響應黨部對於義賣的號召；在黨政軍五大機關五十萬封慰勞信的偉大運動中，本店同人全體動員，單獨征得慰勞信十三萬餘封；中央黨部征求翻印總理遺教，本店亦為第一家響應實行者；此外如廣印《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特為前方戰士編行《全民抗戰》周刊戰地版（總數已達五十餘萬冊），為一般民眾編行《戰時讀本》（總數已達百餘萬冊）、《大眾讀物》（宣傳抗戰的通俗小冊，總數已達三百餘萬冊）等等，凡遇與抗戰有裨的文化事業，雖在印刷紙張及運輸極艱難的情況中，無不全力奔赴。本店雖自愧貢獻微薄，但尚可告無罪於國家民族。
（《選》，351頁，1940年4月）謠言中最動人聽聞者，為本店以如許小資本（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實業部商號注冊資本十五萬元，領有執照設字第八七六號）怎樣能辦這樣大規模的事業，於是認為這就可以作為本店必然受了共產黨津貼的鐵證！……本店最初為生活周刊社，該刊銷數每期在十五萬份以上（有當時郵局蓋章的立券簿為證），僅僅該刊每年的訂費即有數萬元。本店忠誠為讀者服務，積時既久，信用日著，所以刊物種類亦漸多，都深蒙讀者讚許，每年所收訂費，總數亦逐漸增加；此外因僑胞讀者以及內地讀者經常存款委托隨時代辦書籍，郵購戶經常總在三萬戶以上： 這兩項每年一二十萬元以上的訂費存款，雖非資本，但隻須分期及隨時由書刊中逐漸償還，在運用資金方麵實為讀者對本店間接的莫大的協助。
（《選》，352頁，1940年4月）本店出書共達九百十餘種，其中有關思想問題者僅四十種，為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認為應禁止者二十六種，在此二十六種中尚有十種為已由內政部審查通過得有執照。足見本店在出版方麵即偶有被認為有錯誤之處，亦甚微細，且早已接受糾正。本店出版的雜誌，都已經過重慶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