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刊物1

8. 論刊物

職業界名人之箴言，甚有益於青年，朱君說得十分透徹。不過關於這類文字，有幾點很重要： （1） 所說的人確是職業界經驗豐富資望隆重的人，（2） 所說的確有心得，而非空談道德的話，（3） 各次所取的材料，內容不可重複，否則也容易令人生厭。因為有此種種關係，所以有則隨時刊登，無則寧缺毋濫。（答朱鸞）（《選》，257頁，1926年11月）出專號僅有特別興趣於某一部的人，似太呆板，還是“間載”的好。

（《選》，261頁，1926年12月）承囑介紹令妹閱讀之書報……至於定期刊物，在我國好的很少很少，月刊方麵《東方雜誌》似還可看，周刊令妹既喜本刊，也可以看看。（答宋孝璠）（《全》#2，64頁，1928年3月）個人要經濟獨立，才配講自由，刊物也是如此。

（《選》，199頁，1928年11月）我深信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鋸鼎鑊非所敢避”的決心，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

（《選》，199頁，1928年11月）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本刊決不敢說自己已經辦得好，決不敢自矜，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所以有指教我們的，我們極願虛心領受，務使本刊的缺點愈益減少，優點愈益加多，不過對於無誠意的斷章取義的謾罵，我們隻得行吾心之所安，不與計較。我們以為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

（《選》，279頁，1928年11月）文字力求通俗，我們也在注意，以後當格外努力。文字也在力求其短，就已往的情形說，二千字左右的文字隻有一兩篇，大多數都在千字左右或以內。有些意思，說得太短了，也許說不清楚，這隻得就內容加以斟酌。不過避免冗長，卻是一件應該注意的事。

（《選》，229頁，1929年8月）不論何種刊物，總有它的特殊內容，就是“裏麵有的”是什麽“東西”： 讀刊物的人各有各的口胃，“所要尋的東西”當然也不能盡同。

（《選》，281頁，1929年11月）辦刊物最易釣名沽譽，最易為個人做死出風頭之工具。

（《選》，205頁，1930年7月）辦刊物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隻要湊得上幾篇不管嚕不嚕的拖泥帶水的文章，呆照現成可以學樣的格式交給印刷所去印它一下，便赫然出了一種新刊物。但是若稍稍為讀者方麵著想——稍稍為讀者的時間與目力乃至經濟方麵著想，同時也就是為刊物的本身價值著想——似乎應該注意到一種刊物應有一種刊物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所謂獨辟蹊徑，不肯落人窠臼，自開一條新路來走，尤當注意於內容之有精彩，使讀者看了一遍，多少有所得，不覺得是白看。

（《全》#3，221頁，1930年10月）一為上海人文編輯所所編行的《人文》月刊，一為南京長風社所編行的《長風》半月刊。前者已出七期，以現代史料為中心，而側重於社會經濟，選取實質的資料，使成係統的記載，刪繁求精，以節讀者心力，多記述，少論議，偶綴所見，純取客觀，其卷末“最近雜誌要目索引”及“最近出版新書”尤便於讀書界及著作家，在中國出版界可謂獨樹一幟，特有貢獻，而非徒作表麵上之模仿亦步亦趨的刊物。所微覺可惜者乃所用之文言頗偏矜奧，不易於通俗。

《長風》半月刊已出三期，據稱“以介紹世界學術及發揚民族精神為目的”，其中以徐慶譽先生關於批評中西文化的幾篇文章及朱經農先生寫給大學畢業生的一封信為尤有精彩。徐先生闡發中國文化之優點，語有本源，議論精純，朱先生則於誠懇中常有深刻而近詼諧的描寫。都是言之有物值得閱看的文字。

（《全》#3，221~222頁，1930年10月）我們情願在經濟自立上掙紮，我們情願隻用自己苦賺來的正當收入，因為如此才能保持我們言論上及紀事上的大公無私的獨立精神，才能絕對不受任何私人任何團體的牽掣。曾有有經濟力量的某君，示意如本刊需要的話，肯無條件的資助本刊，我立刻毅然決然的婉謝他的好意。記者將來瞑了目，或是滾了蛋，我所留與我的繼任者，就隻有這種大公無私的獨立精神，並沒有什麽積蓄的錢；能保持這種精神的便可仍得讀者的信任，否則讀者所給與的信任亦隨時可以收回，不能任人藉為營私的工具。

（《選》，295頁，1930年12月）我深覺得辦像《生活》這種刊物的機關不宜發財，發了財便易於多所顧慮，即在可能範圍內亦不敢說話，多少不免存著“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消滅它所應具的獨立與公正的精神。

（《選》，303頁，1931年7月）有人聽見有什麽新刊物出現，尤其周刊或日報之類，往往要問有什麽背景沒有。分析他們所謂“背景”的內容，不外是何黨何派出了幾個錢辦報，為自己一黨一派培植勢力，或幹些自私自利的勾當。再作進一步的分析，還可分兩點說，一是經費之所由來，二是主持者之有黨派的偏見。再說得直率些，就是經費來源可疑，主持的人是一黨一派的傀儡。真有背景的報紙，說他是有背景，這是實至名歸，原是很公平的；所可憤懣者，是明知你沒有什麽背景，卻昧著天良硬造謠言說你有什麽背景。

（《選》，95頁，1932年4月）無論在言論方麵或通訊方麵，於周刊之外再另辦一種日報，其結果不過於周刊原有材料之外再增添宜於日報的材料，與原有周刊毫無妨礙與衝突，在讀者方麵則於得讀原有周刊之外，得多看一種日報的機會——這種日報的言論和通訊材料，雖與周刊比較起來，有時間性上緩急關係的不同，有容量上多寡關係的不同（因為日報每日出版，積起來的容量當然可比每周出版的大），但態度和精神卻是一致的。

此外日報和周刊大異的一點，便是日報須有迅速真確而編輯得法的新聞材料。周刊所根據的事實當然也須真確，然日報對新聞方麵，於真確之外，尚須迅速，其編輯方麵與周刊之僅匯集整篇文字，當然也不同。但是這不過於日報中加上原來周刊所未有的東西，與原有周刊更毫無妨礙與衝突。關於這一方麵，新聞之迅速真確，固靠辦者之努力，就是編輯方法，我們也主張須於每事之前因後果，作有係統有組織的敘述，尤其是關於國內及國際的重要問題或事故，編者須有曆史的眼光，平日的研究，明其原委，抉其關係，藉此灌輸一般國民以有條理的真確知識，因為無論何事之發生，決不是臨時從天上掉下來的，必有其所由來，亦必有其所趨向。所以西方新聞學者嚐謂新聞事業不僅在報告，尤在指導。

（《選》，98頁，1932年5月）獲得社會信用的刊物，就表麵上看起來，好像隻要拿出這個刊物的名稱，信用便隨在後麵，其實它的名稱所以能引起信用，並非“名稱”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確能和從前一貫。倘若雖仍用舊名，而內容已掉了槍花，名存而實亡，讀者非愚呆，誰再願給與原來的信用？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當然隻有“料理後事”的一條路走。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任何黨派要想利用現成的已有信用的刊物，在事實上除無異於摧殘了這個已有信用的現成刊物之外，絕對得不到什麽別的利益。

（《選》，317頁，1932年8月）記者對該刊（按： 指《圖書評論》）要作一點小小的貢獻，就是除有精彩的“批評”外，最好對於重要的各門知識的基本書報能作有係統的介紹，例如關於經濟學一門，舉出幾種門徑上必須看的基本書報（除中文外，並須兼及西文），隨後每遇有關於此門的良好新書（亦須兼及西文），即隨時介紹，對經濟學一門如此，其他各門類推。這樣一來，有誌自修專門知識的人必定要把這個月刊當做一位顧問或熱心指導修學的好朋友。

（《全》#4，482頁，1932年11月）專門科學的刊物，尤其是關於自然科學的刊物，尚可閉著眼睛不問政治，專管它的極小範圍中的學理及實驗工作，倘屬一般性質的刊物，一般民眾的讀物，既以改造社會全體為對象，不應閉著眼睛不問政治，因為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須把政治經濟教化防衛等等方麵打成一片，不能隔離而彼此獨立的。……如承認這一點是對的話，一般性質的民眾讀物專談政治固不必，有意避免政治而不談，亦為大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