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風趣年來又一新
《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是周汝昌有關書法藝術的論著,二〇〇二年七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四、〇八年又重印發行。早些年,先生曾經出過一本《書法藝術答問》,我手頭沒有,不知道兩本書在內容上有無重複的部分。日前買回先生的另一本書《神州自有連城璧——中華美學特色論叢八目》時,才發現《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竟沒有讀,它在書架上已經靜靜地等了我好幾年時間,心裏很是愧疚,用一周的時間把它讀完了。
《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一書內容上分為上、中、下三編,分別為“答問”、“分論”、“綜論”,問題上由淺轉深,形式上由分趨合,對我國傳統書法藝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書法藝術有興趣的人,或者是這方麵的專家,讀這本書,都是應該有所收獲的。中國書論,浩如煙海,本來就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但有很多的理論,是讓人感到雲裏霧裏、不知所雲的。周先生的理論,最大的特點就是突出了一個“理”字。其一,書法藝術,有些問題說得不清,或不到位,先生力求講得明白,講得到位。如《答問》中“兩種力”一節,運用力學原理,把筆法中極關重要的一個中心要點“兩種力的對抗”,即筆與紙之間在摩擦中產生的兩種對抗的力的問題,就講得很透了。其實書中提出的每個問題他都力求達到這樣的效果。其二,書法藝術,有些問題理解錯了,說得不對,他便進行糾錯。如人們常說的“錐畫沙”,他對“沙”字進行探究,指出此“沙”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沙”,而是指“細潤淨好的細沙地”;如“筆筆中鋒”之不可能;如人們對孫過庭《書譜序》中“使轉”二字的錯誤理解等。其三,書法藝術,有些問題需要進行新的探討,先生進行了探討,但也能引起讀者的思考。如書法工具的使用,先生以為硬毫為上品,能寫出“挺勁”的字,且從曆史脈絡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讀到這裏,私下以為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工具的使用問題是書者日常習慣問題,雖然有曆史學、物理學等方麵的原因,但人們在駕馭工具的過程中又有著較強的能動性,林散之先生就力主用長鋒羊毫,且終生實踐,說“紫毫寫不出剛字來,羊毫才寫得出來”的話,和周先生的觀點完全相反,是各有道理的。
《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一書有一個缺點就是,有些問題,上、中、下三編都有所涉及,且一編中已經講的很透了,還是說來說去,難免有重複之累,有相當的篇幅都是這樣,是讓人感到有些遺憾的,估計這些文字,是先生在不同時期寫成的,盡管如此,這本書讀起來還是很有味道的,因為有風趣在,除了文字風趣而外,先生也是個風趣的人。
第50章 一部文采斐然的史著
我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份就買回了中華書局兩卷本的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當時發願要係統地看一遍它,但苦於忙著工作,就把它鎖在了櫃子裏。直到二〇一二年開春,終於沉下心,要閱讀它,它才被發掘出來。但在工作的間隙裏,讀這樣一部八十萬字的著作,是十分困難的,於是我就想,如果隨讀做一些劄記,應該是一種較好的辦法,這樣既能加深自己閱讀的印象,又能記住閱讀的章節,果然不出預料,讀完這部書整整用了三年時間,錙銖以累,劄記亦斷斷續續地做了約四萬字。
想讀這部書的起因,其實最是簡單不過,因為自己喜歡閱讀《世說新語》這本書。多年來一直讀著,後來覺得還是比較單薄,應該再拓展著讀一些相關的書籍,也許才更能理解書中的意趣,於是就買回了《晉書》、《魏晉玄談》、《中古文人生活研究》等書籍來讀,當然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也是在視野之中的。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是,自己總是慌張著不能靜下來,沉下心閱讀這樣一部大書也許可以讓自己稍安勿躁,受些曆練。
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說,這部書的寫作,首先麵臨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史的曆史分期問題,而他是主張魏晉封建論的。這樣一種觀點,雖然在書中沒有明確的提出來,但是,整部書的脈絡其實都在貫穿著這一基本的觀點。這就涉及到作者的曆史觀問題,即他的馬列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等,雖為一些讀者所詬病,但作者是不能超越時代,跳出時代的局限性的。實際上看,馬列史觀在觀察和分析曆史現象時,仍然不失為一種有力的解剖工具。至於作者受時代的影響,階級論、曆史問題時代化等問題,亦應作一分為二的審視。
書凡十二章,前七章除第二章專談門閥與土地製度而外,其它各章均以政權更替為序分述三國、西晉、十六國、東晉、南朝、北朝曆史及其特點。從第八章邊境各族開始,總體上分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哲學思想與宗教、經學史學與文學藝術、科學技術諸方麵內容。結構上謹嚴整飭,邏輯上嚴密無隙,但都不是泛泛而談,重點上該突出則一定要突出,如民族、對外交流、宗教則要交待得多一些,宗教方麵佛教則要重點介紹一下。有些曆史細節問題則要有作者自己客觀的判斷與評價,如農民起義失敗原因分析,佛教興起等等,宏觀中亦包涵微觀之判斷。各章後注釋則備舉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詳列大量原文,就書中曆史資料做最為詳備的注釋,這都為王著的鮮明特點。
通讀王著,給人的感覺是文勝於史。作者雖在寫史,但在史的框架下,文亦是能夠敵於史的,他的語言的清俊實出於史的表現之上。其實最初,王仲犖是專注於文學的,他的第一部專著即是文學方麵的《西昆酬唱集注》,亦為他唯一的一部文學方麵的專著。後來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史學方麵了,而且著述甚豐,即使與同儕相較,也是能算作佼佼者的。雖然治史,但文學的根性是在的。
這部書的雛形,是王仲犖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山東大學曆史係教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時的講義,後來經過整理,成為斷代史《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下兩冊,上冊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冊要在一九六六年付排,卻因文革開始而耽擱了。到了一九七六年,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作者的想法卻發生了變化,於是與出版社商議決定把原書改寫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魏晉南北朝史》上、下冊分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出版。至於作者改寫的緣由,除了結構上的變化之外,讀者對於原書的意見以及新的史料的發掘都為重要的因素。中華書局在二〇〇七年出版了一套王仲犖著作集,《魏晉南北朝史》上、下兩冊亦在其中,是經上海人民出版社許可重版新印的。
三年來自己斷斷續續地讀著,亦在亦步亦趨地做著劄記,隻有在閱讀與記錄中,心情才能平靜下來。在閱讀它的間隙,亦沒有停止其它書籍的閱讀,但對它的閱讀,卻似乎成為一條主線,一個生活中的主色調。再閱讀《世說新語》中一個個小故事時,它所氤氳出來的氣氛就有如水墨畫的背景一樣,讓魏晉時的人物重新有了生的氣息,似乎要從畫麵中走了出來,這亦為自己所不曾想到的。當然這書,是終究讀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