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不可與言

周作人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底被汪偽政權特派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的。那時，他的前任，湯爾和因肺癌剛剛病逝，有可能到這個崗位履職的，據當時中共負責北平市淪陷區敵後抗日工作的王定南回憶說，有兩個人選，其一是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周作人，另一個，是偽新民會會長繆斌。中共的態度是，“周是個念書人，繆斌這個人很壞，周如活動成功危害性小些。”這是王定南《我對周作人任偽職一事的聲明》中透露的情況。

周作人在一九四一年元旦正式上任，這個事件，成了他終生的汙點。一般人的理解，這個時間點，是他作為貳臣逆子為世人唾罵的起始點，其實不然，王定南在《聲明》中又說，“就周作人來說，他是已經任偽職的人，再活動當教育督辦是從已任的偽職再向上爬，而不是破題兒第一遭任偽職。”即是說，周作人的任偽職的時間是要提前到他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一九三九年元月，三月他同時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實際的情況是，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大學撤離北平，有四位教授受校長蔣夢麟委托看守校產，孟森、馬裕藻、馮祖荀，還有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就是這樣一入侯門，不能自拔的。後來的情況，他因叛逆被國民政府審判，被新中國的多次政治運動修理，都為中國近現代曆史中知名度較高的政治文化事件了。蔣夢麟回憶說，“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裏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更嚴重的是後來，他在運動中饑寒交迫，死去了，死在一張木板上，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八十三歲。

他的留守北平，沒有南去，曾經引起當時文化界的很多知名人士的痛惜，看郭沫若寫的《國難聲中懷知堂》，就能看出其殷殷之情，而他的出任偽職，就更加突顯了他沒有離平南去，遭人唾罵的前蹄之失。茅盾在《周作人的“知慚愧”》一文中，稱呼他就是“周逆作人”字樣，而後的文化界十八人簽名公開致信周作人，痛惜痛恨之情就更是昭然若揭了。其實這些都似乎重要，卻不打緊，關鍵是他的個人命運，從此就很是淒慘兮兮了。

後來或者和他同時代的很多人，作為一件文化事件，用大量的文字分析過他何以不離平南去，出任偽職。有性格決定論，曲線救國論，倭寇威脅論，校產保護論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想周作人是個讀書人，他害怕艱苦生活，不願離開北平，不肯到山溝溝裏工作。”有人這樣說；黃裳也在《關於周作人》中說，“而周作人的戀戀不能舍去的‘個人享受’，也並非一般的聲色犬馬，其實不過是苦茶庵的平靜舒適生活與那些舊書而已。”倘若減輕周作人落水事件的政治與道德的考量權重，這種出於人性的較為本質的原因探究，未嚐不能算作是一家之言。

至於周作人本人對於落水事件的辯解，因為有國民政府的審判以及後來大陸多次的政治運動，他的庭審記錄和交待材料應該有所呈示，但大致情況，從前文蔣夢麟的回憶文字中亦能看出一二。事實上，除此而外，周作人是對任何人都絕少再做說明與辯解的。佟韋在《我所認識的周作人》中寫到，“周作人不講自己好，也不講自己壞，對任偽職事不願多談。在西安參觀訪問中，我曾有意與他談談這個問題，希望他能有所認識和反省。但基本上是失敗了。有一次在西安人民大廈裏，隻有我們兩個人，談話很方便。但提到此事他麵帶愁苦的表情，說：‘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願談。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則說‘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顯然不想談。”知堂的態度，大致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堂的好幾篇文字中，都曾引用過清人餘懷《東山談苑》中倪元鎮的一則軼事，“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其中一篇文字中還有這樣一段對這則軼事發揮的話，“這件事我向來很是佩服，在現今無論關於公私的事有所聲說，都不免於俗，雖是講玄同也總要說到我自己，不是我所願意的事。”亦未嚐不能看出一種生活的態度。這讓人終究想起了《論語》中的一句話，“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堂其為知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