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和入世

長安城南終南山據說有隱士五千餘人，比爾波特《空穀幽蘭》出版後，這座山，以及隱身其中的隱士就更加出名了。去年呂浩帶來一本《問道——尋訪終南山當代隱士》的書，通覽之後，就對這座山、這些人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其實在平常的日子裏，也會在周末或者節假日驅車南行，緩步入山的，隻是在淺山，不會與隱士們有邂逅的機緣，但山中生活感性的認識還是有所體會的。

私下似乎並不是太喜歡這種隱士的生活，關於《問道——尋訪終南山當代隱士》，因為這種不喜歡，於是就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說：“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在編織著一些神秘而有味道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卻又潛移默化地隱含了一些生存的智慧與生活的哲學。書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已多年脫離於現代生活環境的高人或隱士，他們對於生命與生活本意的理解，已顯然不同於整日裏在熙熙攘攘、忙忙亂亂中揮霍時光的眾生，他們因為生活環境的相對封閉性以及個體有意無意的對生命本質的價值取向的獨特追求，所形成的生存、生活理念，呈現出來的氣質與氣象，是相當另類的，但仔細地思考，有很多的時候，他們甚至是在以個體生態犧牲為代價在努力尋找和繼承將要丟失的人類文明，在努力地回歸自然，探尋人與自然和諧生存的途徑，承受著血與火的曆練。”

所謂“血與火的曆練”，是基於對隱士們生存環境與生活方式的擔心。有一段文字是這樣描述隱修者的生活狀態的：“一路上我們看到，每個隱修者都在自己的茅蓬周圍開墾了小塊的土地，種植蔬菜、瓜果，依靠辛苦勞作而生活。除了能從自然中獲取食物，他們生活所需的油鹽、米麵、衣被，則主要來自周邊山民的布施，或者是山外親朋好友、居士的供給。即使是這些，也來之不易。沿著崎嶇陡峭的山路，步行到離山口最近的茅蓬，至少要一個小時。由於交通極其不便，他們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必須從山下背上去。”除此而外，應該還須忍受惡劣的天氣、自然環境、個體精神因素的刁難，以及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災禍的困擾，絲毫沒有陶淵明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輕鬆與愉悅。

人是向往舒適生活的，即使在魏晉時代，那些所謂的高賢逸士，亦曾有過對舒適生活依戀的情感流露。《世說新語》“言語門”中有則故事，說許詢赴京都建康，在京兆丹陽郡最高行政長官劉惔家裏留宿，床帳簇新華麗，飲食豐盛甘美，實在應是美好的日子，於是就感慨說：“若能保全這地方，比東山隱居強多了。”劉惔回答：“你若是懂得吉凶由人造成，我怎麽能不保全這裏呢？”這時王羲之在座，他批評二人說道：“假若巢父、許由遇到稷、契，大概不會有這種對話。”巢父、許由是兩位有名的隱士，稷、契是兩位有名的賢臣，王羲之是在以古諷今，批評他們二人沒有古代賢者和隱士的操守，才會有這樣的對話，因而故事結尾說二人聽了都麵有愧色。

東山隱居，在後人看來是多麽地風流倜儻，謝安、王羲之、許詢輩，悠遊林下，為一時之美談，但許詢卻在麵對都市舒適生活時說出了真心話，並不認為東山隱居是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劉惔似乎也予以認可，隻是存有對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擔心，而王羲之卻以禮教的先例糾正著這種自以為是不良的傾向，是值得思考的。不難看出，王羲之身處偏安於一隅的東晉王朝，他的處世態度，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一種矛盾的統一，用世和放達都有著內在的嚴肅感，用世則有出塵之情操，隱逸則以家國責任為重，出世與入世都是完美地和諧著，而且能以優雅的姿態呈現出來。

一九二六年美學家朱光潛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種生活態度，“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後來在談到弘一法師時，又說出了這樣的話，還說這是他年輕時的生活理想，這種理想，一直為很多的人所接受，所終生追求。馮友蘭也說，中國古代聖人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大致亦有這樣的涵義在裏邊。以這樣的生活態度回望終南隱士的生存狀態，以及劉惔、許詢的對談，所謂隱居終南，悠遊東山，倘若深入思考，都能留給我們一些對於生活的啟發。不過，生命個體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都是應該尊重的，不論是聖人還是常人，要努力地回歸自然，實現自我，生命的燃燒，同樣會在歲月的長河中煥發出異彩。

原文

【言語2·69】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