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張

女人於政治，終究隔膜，張愛玲也不例外；倘有例外，則例外必不屬於張愛玲。但政治還是影響了她，而且很深。依我的淺薄，總覺得她的人生與婚姻的種種演繹，大的背景，還是政治。西哲有雲，人一出生，就是社會的人。於普通人，說了等於沒說，但於張愛玲，說了還就是說準了。因了與胡蘭成的關係，她終是躲不過政治的。她曾辯解過。一九四六年小說集《傳奇》增訂本的序言裏，她說，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同時我也實在不願意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以後終於很少見她說這樣的話了。

胡蘭成身在官場，認識張愛玲的時候，他正是《中華日報》的主筆，汪偽政府文化宣傳部次長，一九四四年他們結婚，張二十三歲，胡三十八歲，且有了一次老式婚姻的經驗，年歲尚小的張愛玲不受政治的影響是不可能的。而胡蘭成，“我在政治上頻頻闖禍，其實我亦非不顧一切，倒是每次皆把可能的最壞的結果先想過了，知道即使到了那樣亦還有餘地可以遊戲，所以敢斷行的。”不過政治終究還是教育了他，後來不知是他的自誇還是自責，他說，“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張愛玲、周訓德、範秀美、佘愛珍，原配的還不算，他情債累累，桃花運是夠好的了，糊塗一說，總讓人有自誇的嫌疑；後來的處境，以及自己的作為，政治上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算作是如魚得水的，正如他所說的糊塗，倒像還是有些自責。

張愛玲的深情以及胡蘭成的絕情，放在政治的大背景下，總還是有些看頭。一九五二年張愛玲背景去國，未嚐不是一件好事，而後種種的政治遊戲，她躲得其一，躲不過其二，是必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毀了她，政治也救了她。人在政治的旋渦中，個人的力量是非常蒼白的。她和胡蘭成，婚書上“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八字，無不是對政治的良好期盼，但政治終不能了人心願。

一九八一年胡死了，一九九五年張死了，死了就完了，連同他們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