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與陳濟棠聯合反蔣

李宗仁逃到香港後，在半山中的羅便臣道92號住下，密切注視大陸蔣介石的動向，已圖東山再起。

這時，蔣介石認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已經解決，該是著手解決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的時候了。隻是又擔心，躲在香港的李宗仁，有可能會與馮玉祥暗通曲款。如果李宗仁趁機策動舊部粵桂起義，聲援馮玉祥，事情就很糟糕。蔣介石想到這些，幹脆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去與香港總督交涉，逼迫李宗仁離港。

萬般無奈之下，1929年10，李宗仁在香港上船，駛過海南島，前去西貢避難。誰知剛到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的人發現。在西貢住了僅20多天，李宗仁便折返越北的海防居住。

這時候，大陸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為避免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暫時聯合在一起，正在積極備戰；國民黨中汪兆銘等，也因蔣介石包辦國民黨“三全大會”而聯合反蔣；新四軍也高舉義旗，反對蔣介石，還特派人來與李宗仁聯係，商議共同出兵入粵，重奠中央事宜。

李宗仁見情況如此，精神大振，立即回到南寧，成立了“護黨救國軍”。李宗仁自任總司令，讓黃紹竑任副總司令兼廣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敵總指揮。李宗仁這個總司令旗下，直轄第三、第八兩路軍，盤踞廣西，與蔣介石對抗。

1930年3月中旬，以馮玉祥、閻錫山為首反蔣人士在北平發起“擴大會議”，組織新的黨中央與政府，推薦閻錫山為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李宗仁、馮玉祥、張學良為副司令。4月1日，李宗仁通電就職，將其原在廣西的第三、第八兩路軍改編為“中華民國陸軍第一方麵軍”，自己兼任總司令。

為盡快進軍湖南，5月22日，李宗仁不與粵軍糾纏，大膽放棄廣西根據地，兵分三路入湘。關於這段戰事，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在他的《李宗仁回憶錄》中寫道，開始時：

“大軍北進，所至如入無人之境，湘軍何健等部都望風披靡。5月27日，湘軍唐生明率部向我輸誠。我軍旋即占領衡陽，繼續北進，於6月3日占領長沙……預計15日可攻占武漢，與友軍馮、閻部等會師。”

“孰知6月10日，我後方交通重心的衡陽突為粵軍蔣光鼐所占，我軍頓被迫腰折，首尾不能相顧……”

“6月18日，我軍全線自長沙南撤，圍攻蔣光鼐於衡陽。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數百裏，購糧無處。我軍給養中斷，軍心渙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於堅壁之下，無能為力。衡陽久攻不下，而敵人援軍雲集。6月底，敵我複在湘南展開激戰。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憊不堪，我雖親赴前線督戰，終以全軍缺糧，無法維護。不得已，再向廣西撤退，情形狼狽不堪……”

轟轟烈烈的，由中國國民黨內北伐後失勢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親國民黨軍人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發起的，挑戰蔣介石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奪權內戰，就這麽結束了。

二、三、四共三個集團軍的聯合反蔣，之所以失敗，與蔣介石許以高官重利，說服了張學良入關勤王之計分不開。本來，張學良是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一道要反蔣的。隻是，三人派人遊說張學良時，僅許張學良“全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的虛銜，以此想讓他保持中立。而蔣介石，除了答應給張學良“海陸軍軍副總司令”的頭銜外，又加了河北、山西等地盤、連同600萬元大洋。這樣一來，張學良就轉過身來幫助蔣介石了。

經此一戰，馮玉祥慘淡經營了二十餘年的西北軍全部瓦解，隻好與閻錫山雙雙下野。李宗仁帶著殘兵敗將退回廣西後，環境仍然非常險惡，單是敵對力量，主要就有四個方麵：

一是湘軍，二是粵軍，三是滇軍，四是共產黨的軍隊。

李宗仁不愧是個頗有謀略、能獨擋一麵的帥才。他采取守勢，以待湘、粵；采取攻勢，以對滇軍和共產黨軍隊。不久，便將滇軍全部趕出廣西境外，確保了西線的安全；接著集中力量，趁勢對右江一帶的共產黨軍隊發起進攻。由於李宗仁人多槍好，右江的共產黨軍隊隻好撤往湖南。

進攻的對象被打敗以後，李宗仁迅速調整戰略，對原本防守的對象——粵軍，列入襲擊對象。他正在製定侵入廣西方案時，突然情況有了變化。

因為粵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被蔣介石囚禁，國民黨的粵籍中委及粵軍群情激憤，團結一致，公開反對蔣介石。

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反蔣的粵軍由於利益的需要，主動派人與一直與蔣介石對抗的李宗仁聯絡。目標一致，雙方一拍即合，一直是冤家對頭的粵、桂兩軍，兩個月前尚在西江對壘，如今冰釋前嫌，共同討蔣。

1931年5月下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反蔣的中委們都趕來參加。會議後不久，5月28日，新國民政府成立，李宗仁被推選為政府委員。會議發出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通電下野，廣州會議成立的新國民政府撤銷。

第二年4月，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主任，並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廣西得以暫時的平靜，李宗仁提出“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口號，積極地埋頭於廣西的建設。他後來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曾頗有成就感地說：

“1934年本省召集‘擴大黨政軍聯席會議’，會中通過‘廣西建設綱領’，具體地確定了廣西省內建設的方針。這一綱領當時便成為廣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說來，這一綱領係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而擬定的。”

“同時，我們的教育和經濟建設也齊頭並進……不數年間，全省文盲大減。”

“當時我們決定，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稅局外，其餘一律裁撤……因自內地各處稅局裁撤後，商旅稱便，貨暢其流，省內的生產和消費，以及對外省的出入口貿易，都大為增加，市場繁榮，稅收也就增加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還主動地裁兵以減輕地方財政負擔。1932年以後，李宗仁的軍隊由原來的40個團，一氣裁至14個團。其中兩個團且用作兵工，調至賀縣的八步開采錫礦。

當然，作為動亂時代久經沙場的軍人，李宗仁是深知軍隊對於自己的權勢乃至身家性命萬分的重要性，他的裁軍，其實是寓兵於民，一旦有事，隻要政府一道命令，立刻又可以匯集千軍萬馬。

並且，他在裁減陸軍的同時，還積極建設空軍，設立航空軍事學校。到抗戰前夕，李宗仁的廣西空軍已經擁有各式飛機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樣俱備。與此同時，還設有規模宏大的飛機配製廠。

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間，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共產黨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因王明用所謂“正規”戰爭對待圍剿，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於1934年10月倉促命令退出根據地。

1934年9月至10月間，紅軍先遣部隊萬餘人在肖克將軍的帶領下，到達湘桂邊境，另十餘萬人隨後跟進。李宗仁得知這一情報，判定紅軍要入廣西。於是，他下令桂東北各縣堅壁清野，以防紅軍入境，同時將14個團的常備軍全部調往湘桂邊境，堵截紅軍。

不久，紅軍來到桂北邊境的全州、灌陽、資源等處，均受到李宗仁部隊的阻擊。關於這場戰鬥，李宗仁後來自豪地說道：

“我軍以寡敵眾，共軍無法逞其誌。經旬餘的戰鬥，共軍攻勢已有再衰三竭之勢，我軍乃全麵出擊，共軍倉皇撤退，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巢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

從1932年以來，廣東廣西地方實力派擁立胡漢民，與南京政府對峙，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這對蔣介石來說，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心病。到1936年5月，胡漢民病逝，兩廣都有忽失重心人物的感覺，雙方關係也開始上疏遠。蔣介石見此，認定解決兩廣問題的機會到來，便以“全國統一”、加強“精誠團結”為名，要求兩廣取消設於廣州的國民黨中央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結束與南京的半獨立狀態。

粵係軍閥代表陳濟棠，長時間主政廣東，在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在地方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麵則頗多有建樹，向有南天王之稱。而桂係軍閥代表李宗仁，雖然在政治手段與認識上有些欠缺，但頗能帶兵打仗，地方諸侯思想很重，權利欲又極強，一直以來都是高舉反蔣大旗，與中央強硬對抗。

這樣的兩個人，當然不可能為了蔣介石的什麽“全國統一”，而完全受製於蔣介石。由於胡漢民的死，本來開始生分的兩大軍閥很快湊到一起，商量對付蔣介石的辦法。

“如今日本占領我東三省，全國抗日戰爭呼聲四起，我們應在民眾抗日**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以象現在這樣畏尾。”陳濟棠首先有了主意。

李宗仁開始並不怎麽明白其中深意，問道：“伯南（陳濟棠字）何以一時心血**，急於發動抗日呢？如此魯莽從事，萬一與中央部隊發生衝突，豈不未抗日而先內戰了嗎？”

“我不是想內戰。我隻是想，隻要我們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態，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到時候，蔣先生如不順從民意，則必然垮台無疑。”

李宗仁終於明白了，微笑著頻頻點頭：“這麽一來，誰還顧得上取消我們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

李宗仁這麽想妥了之後，與陳濟棠商量了許多細節，到6月1日這一天，他們以西南兩部會的名義通電全國，敦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立即對日抗戰，並籲請全國黨政軍民一致督促中樞抗日。5日，兩廣組成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做出準備北上抗日的勢態。

第二天，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飭令兩廣，不得自由行動，破壞抗日政令軍令的統一。對於蔣介石的飭令，李宗仁與陳濟棠視若無物，根本不予理睬。9日，兩方麵同時下達動員令，出兵湖南。

蔣介石見此，急調兩個軍控製衡陽，阻擋粵、桂軍北上，隨即再調幾十萬大軍，從廣東、湖南、貴州3麵，進逼廣西。

李宗仁也不含糊，運用他善於擴軍的特長，迅速將桂軍由原來的14個團擴編為44個團，儼陣以待，隨時準備戰鬥。他與陳濟棠的什麽“抗日救國”，眼看就要演變為一場繼“中原大戰”後的又場大規模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