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國共合作八年抗戰

1931年2月28日夜晚，胡漢民應蔣介石的邀請前去赴宴，走進南京賓館，卻沒見一個人，正疑慮時，兩側過來兩位大漢，也不由分說，架起胡漢民就走。從後門出來後，這倆大漢把胡漢民送進小車，一左一右地擁著，一直把他送進南京郊外湯山的一間幽室裏。

這是蔣介石接受了戴季陶建議對胡漢民采取的軟禁行動。蔣介石之所以要如此，因為胡漢民阻擋他掌控黨、政、軍權。

胡漢民曾是中國同盟會書記部書記、《民報》編輯，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作為國民黨的元老派代表，胡漢民身後還有廣東財團及粵係軍閥的支持。也正因為此，在1927年蔣介石“清黨”以後成立的國民政府，胡漢民首任主席。

到1930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時，有了一個1931年5月5日舉行國民會議的決議。蔣介石想通過這個會議，製定一部確立總統製的訓政約法，名正言順地掌控黨、政、軍權。

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的胡漢民，對此根本不予以配合，隻是竭力地把黨權抓在自己手中，想用“以黨治國”的策略，來架空蔣介石。惱怒不已的蔣介石，派吳稚暉去勸胡漢民“休養”，卻被胡漢民破口大罵，斥之為無恥之徒。

本想一手遮天的蔣介石聽到匯報後，罵過幾句，讓手下派人去軟禁了胡漢民。筆杆子玩不過槍杆子，這是中國曆朝曆代的普遍現象。胡漢民被軟禁了3天後，心有不甘地提出辭呈。

阻力排除後，5月5日的國民會議如期舉行，順利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這部約法規定：“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之行使，由國民政府訓導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這五種治權，由國民政府行使之”。不僅如此，五院院長及各部部長的人選，也隻能讓國民政府主席提請，然後由國民政府任免。

這樣一來，五院分立製變成五權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一人操縱製，他由此成了不是總統的實權派總統。

接下來，蔣介石再憑借手中的權力，特別是軍權，一一擊敗了汪精衛、胡漢民、孫科等派係的對抗，使自己的獨裁統治得到一定鞏固。

然而，這時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正在蔣介石的排擠、鎮壓中迅速成長。這在蔣介石看來，對他的獨裁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蔣介石調集大量軍隊，對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工農紅軍連續發動了三次軍事“圍剿”。

第一次“圍剿”是在 1930年的歲尾，蔣介石調集約十萬大軍，以國民黨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總司令官，第18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向共產黨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結果卻以“前頭捉了張輝瓚”而告結束。

幾個月後，蔣介石改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率20萬人的大軍再次逼向中央蘇區。在東西800裏的弧形戰線上，何應欽指揮著國民黨的軍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分兵四路向根據地推進。結果，被毛澤東、朱德以“紅軍從國民黨主力之間的空隙中隱蔽西進，突然以兩翼包抄的方式攻擊敵人的後背”的戰術所擊敗。

一個多月後，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再率30萬大軍，進行第三次“圍剿”。最後，卻還是為毛澤東和朱德“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打法所敗。

接連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趁勢轉入進攻，在石城、長汀、雩都、會昌四縣開展群眾工作，使紅軍和根據地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一個完整的中央根據地，範圍己達21個縣境，麵積有5萬平方公裏，人口差不多250萬。

對此，蔣介石又驚又懼，決定全力剿滅紅軍。而就在這時候，第三次圍剿結束的第3天，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以其製造的“柳條湖事件”為借口，大舉進攻沈陽。蔣介石出於對共產黨、紅軍的忌恨，置日本的侵略不顧，集中力量繼續對解放區進行圍剿。為此，他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撤至山海關內。

日本侵略軍乘虛而入，9月19日占領沈陽，接著分兵侵占了吉林、黑龍江。到1932年1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東北3000多萬同胞，慘遭塗炭，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因為要先消滅共產黨，蔣介石決定放後一步解決日本的侵略。

1932年12月，蔣介石調集40萬大軍，開始第四次“圍剿”。初時，因毛澤東被奪走了紅軍指揮權，蔣介石取得一些勝利；關鍵時刻，由於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果斷指揮，到1933年初粉碎了圍剿，最後以蔣介石第52師師長李明、第59師師長陳時驥被俘而告結束。

四次對共產黨根據地的圍剿均遭慘敗，蔣介石誠惶誠恐，咬牙切齒地致電陳誠：

“……此乃本軍未有之慘事！”

伴隨著蔣介石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是日軍的大舉侵華。這時候，蔣介石還是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堅持著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執意要先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

1933年5月，就在日寇侵華的槍炮聲中，蔣介石先後調集了100萬兵力，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

戰爭曆時一年之久，由於當時的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致使紅軍在作戰從始至終都處於被動，主力部隊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也大部喪失，結果中共中央被迫率領紅軍進行長征。

對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一路圍追堵截，誓欲趕盡殺絕而後快。當紅軍戰略轉移到陝北後，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圍剿紅軍，務必將紅軍全部殲滅。張學良是蔣介石的把兄弟，作為東北軍的統帥，東三省的丟失己經讓他無顏再見東北父老，在日寇正瘋狂侵華的時刻中國人還一直自相殘殺，這使他和他的部下都感到痛心，便都不願繼續打內戰。

張學良在對蔣介石數次商量勸說未果的情況下，於1936年12月12日，在蔣介石來西安督促他剿共時斷然出手，扣押了蔣介石，然後逼迫蔣介石放棄反共政策，與共產黨合作抗日。

迫於方方麵麵的壓力，被軟禁的蔣介石最終答應了張學良提出的條件，使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就這樣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時局，開始了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從此以後，國民黨軍隊主要在主戰場，共產黨軍隊主要在敵後，兩黨的軍隊相互配合，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是它全麵侵華的開始，也是中國全麵性抗戰的開始。

日本一手導演了盧溝橋事變並且侵占平津後，1937年8月13日，又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蔣介石指揮中國軍隊奮起抗擊。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後人稱為淞滬會戰。

這場會戰曆時有3個月，日軍投入30餘萬人，死傷7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60餘萬人，傷亡達15餘萬人。盡管上海最後還是淪陷了，卻徹底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

日本占領上海後，往西進攻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15萬國軍抵抗日軍。由於指揮上出現重大錯誤，至使抵抗瓦解。12月13日，南京淪陷，近五萬日軍入城，對三十多萬戰俘和平民，開始了連續八個多月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

隨後，日本大本營為打通津浦鐵路，使南北戰場連成一片,先後調集8個師、5個旅約30萬人，實行南北對進，實行首攻華東戰略要地徐州，然後西取鄭州，南奪武漢的戰略計劃。

對此，蔣介石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阻擊，命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先後調集70個師約100萬人，以主力集中於徐州以北地區，抗擊北線日軍南犯；又將另一部分兵力部署於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以確保徐州。這是一次以徐州為中心大規模的防禦戰役，從1938年1月至5月，曆時5個月，打得非常慘烈。這次徐州會戰，鉗製和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遲滯了日軍進攻速度，為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時間。

當時的日本大本營一致認為：“隻要攻占漢口、廣州，就能支配中國”。基於這樣一個認識，日本禦前會議決定發動武漢會戰，迅速攻占武漢，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為達此目的，日本大本營規定“集中國家力量，以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為此，蔣介石領導和組織了武漢會戰——一場抗日戰爭中超過一百萬名國民革命軍的大規模戰役。這場戰役，曆時4個半月，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最後以中國軍隊主動撤出武漢而宣告結束。

就戰役而言，日軍占領了武漢三鎮，並控製了中國的腹心地區，取得了勝利。但就戰略而言，占領了武漢的日本並未能實現其戰略企圖。

蔣介石在武漢失守後聲明說：“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他表示：將“更哀戚、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戮力於全麵、持久的抗戰。

因為蔣介石的決心，中國政府既未因武漢、廣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華戰爭也未因日軍占領武漢、廣州而結束。

共產黨人，則在日軍已經占領的後方大展拳腳，發動人民戰爭，武裝抗日，收複了大片的國土又。因此：武漢會戰不僅使日軍遭到了一次戰略性的失敗，而且成為日本由戰略進攻走向戰略保守的轉折點。武漢保衛戰結束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通過這一係列會戰，全國軍民奮勇殺敵，到1938年10月，己經使日軍傷亡45萬餘人，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速戰速決、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在抗日的八年中，蔣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麵作出一些許諾，釋放政治犯，修改反動條例，召開國民參政會等，全國一時出現新氣象。但是，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麵抗戰路線和單純軍事防禦的戰略戰術，又幻想並等待國際“調停”製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禦占有很大優勢的日本侵略軍，華北、東南和華中大片國土相繼淪陷。

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一直表示著繼續抗戰的決心。而汪精衛等人則對抗戰的前途完全失望，投降了日本。1939年1月，蔣介石繼汪精衛當選國民參政會議長。在2月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時，蔣介石再任委員長，並規定：“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命令便宜之措施。”為他的獨裁，取得了法律的允許。

這時候，蔣介石雖然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但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力量在抗戰中迅速發展壯大卻憂心忡忡，一直不間斷製造反共摩擦，以遏製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

在整個的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後三次掀起反共**。特別是1941年的皖南事變，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差不多破裂。隻因共產黨以大局為重而一再克製，國共合作才得以維係下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美、英同盟，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得到了美國的物資和財政援助。他派中國遠征軍去緬甸，與英美聯軍聯合作戰，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為了聯合中國共同抗擊日本，許諾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在華特權，簽訂了中美、中英“新約”。

1943年11月，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會談對日聯合作戰方略及戰後和平條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蘇聯會談，8月兩國外長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

在中國人民英勇抵抗下，加上國際形勢的好轉，1945年8月15日，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強盜隻能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全中國人民敲鑼打鼓的喜慶聲中，蔣介石也長長地舒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