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聲譽在軍中鵲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世上的事情就有這麽種關係，禍與福，總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著。你即便一時遇上了最不好的事情，到最後卻可能引出很好的結果來。

黃海大海戰中，黎元洪英勇作戰，九死一生地逃出來，不但得不到半點褒獎，反因整場戰役的失敗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可就在他心灰意冷時，一個更好的，將會使他更加飛黃騰達的好事，正在悄悄來臨。

張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辦新式教育，二是興辦實業，三是抵禦外辱，四就是編練新軍了。他是晚清大臣中少有的大智慧、大魄力、有實權、有建樹、愛才如命、慧眼識才的封疆大吏，被譽為晚清第一功臣。

1896年的一天，黎元洪正喝悶酒時，天津水師學堂的一個同窗也進來了。他們在這小酒店裏不期而遇，問明情況後，同窗對他說：

“黃海之戰，喪師辱國，責任在朝廷大員，與我輩何幹？如今水師已全軍覆沒，誰還會想到我等。為今之計，自當各顧前程，豈能坐老此際。否則，於自己、於國家都是毫無好處的。”

同窗一席話，黎元洪恍然大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前去南京投奔張之洞，渴望再登艦船、以續前誌、以雪前恥。

由於接連的海戰失敗，此刻的張之洞，為籌建中國強大的新式陸軍，正同在東北麵天津的袁世凱一樣，編練中國的新軍。

袁世凱小站練兵聘請了十餘名德國軍官擔任教習，張之洞也不例外，不但聘請了35名德國軍官擔任教習，還請他們分別擔任各級協、營、哨的正職長官。留下副職，征聘一批廣東水師學堂和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充任。除此之外，還仿照德國的營製，在南京籌練江南自強軍。

後來，正是在這支自強軍的基礎上，張之洞編練出一支足可以與北洋軍媲美的南洋新軍，也正因為有了這隻南洋軍，黎元洪才享有了中國最高的政治權力。

黎元洪來到南京時，張之洞正一麵廣募英才、編練南洋新軍，一麵忙著籌建金山、吳淞、江陰等處的新式炮台。知道黎元洪是北洋天津水師學堂的高材生，又剛經曆了黃海大海戰，張之洞十分感興趣，立即讓人召來黎元洪，親自對這樣的人才麵試。

黎元洪本來就老成持重，此時剛經曆了黃海之戰的失敗，為人更加低調。張之洞一見到他那樸實的模樣，就已經有了三分喜歡，然後向他征詢海軍建樹及營建防禦工程的有關事情。

黎元洪傾其所學及實戰經驗，有理有據，邏輯嚴密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張之洞見他不但舉止謙虛、儀態大方，而且思維鎮密、介紹周詳，特別是對於軍事方麵的見解，十分深刻，不由大喜，脫口而出：

“如宋卿這樣的幹練之才，我已是數年未得一遇了。”隨後，張之洞當場宣布：委任黎元洪監修南京城外的獅子山、幕府山、鍾山等處新式炮台。

張之洞慧眼識英才，黎元洪真才實學加勤奮努力不負厚望。新式炮台如期完工，質量得到很好地保證，張之洞驗收炮台後，大為高興，親自手書“智勇深沉”四字條幅，賞賜給黎元洪，並立馬奏請朝廷，任命他為南京炮台總教習。

第二年，張之洞複任湖廣總督時，即攜黎元洪隨身前往。從此，張之洞視黎元洪為心腹要臣，刻意提拔。

到湖北不久，黎元洪便由千總而守備，由守備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將。張之洞見黎元洪熟悉海軍，對陸軍不太熟悉，為彌補他這方麵不足，便分別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命他赴日本考察軍事。

在日本東京，黎元洪看到了許多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從中國掠奪來的戰利品，備感恥辱悲憤，便聯絡當地華僑，要求日本當局撤銷這些展品，結果卻遭到蠻橫拒絕。憤怒之餘，黎元洪更加痛感國恥，考察時也就更加專心致誌。

對於日本的先進武器裝備和科學精湛的訓練方法，黎元洪暗記於心；對於日本人炫耀武力及蔑視大清的舉止，黎元洪也銘記於心，他暗自發誓：一定要“師夷長技”，采用新式的訓練，來造就一支精良的中國軍隊。

每次考察回國，黎元洪都要向張之洞詳細介紹在日考察的情況和自己的感受，提出許多編練軍隊的好建議和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措施。

張之洞對黎元洪經過實地考察和深思熟慮的建議，大都言聽計從，而且對他本人也更加信任和依賴。漸漸的，凡軍事上的計劃籌謀，大多委派黎元洪全權負責。

士為知己者死，能得到張之洞的傾心信任，黎元洪拚命工作以為報答。通過他的努力，張之洞的南洋新軍，很快成長為一支非常有戰鬥力的軍隊。

在1900年的庚子之亂中，張之洞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實行“東南互保”策略，與山東巡撫袁世凱遙相呼應。亂戰之後，北方的舊式軍隊，如聶士成、董福祥等率領的淮軍勢力都被八國聯軍和義和團衝擊得七零八落，獨有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和張之洞的南洋新軍保存完好、毫發無傷。

也就是從這以後，北洋新軍和南洋新軍，成了中國最重要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北洋新軍是袁世凱一手編練出來的，而張之洞的南洋新軍，則與黎元洪的努力密不可分。

正因為如此，當南洋新軍在庚子之亂中展現了自己的實力後，黎元洪也成長為南洋新軍的第三號人物，除張之洞，就隻有張之洞帳下的另一寵臣張彪排在黎元洪之上。

1903年，朝廷針對北洋軍和南洋軍各自為政的狀況，下令統一全國軍製，將湖北軍額定兩鎮。不久將第一鎮改為陸軍第八鎮，第二鎮改為第21混成協。張彪為第八鎮統製，官居二品；黎元洪為第21混成協協統，同樣官居二品。在湖北新軍中，黎元洪的地位雖次於張彪，但他還兼任著兵工廠、鋼藥廠提調、講武堂會辦、湖北棉麻四局會辦，以及兼轄湖北水師。

黎元洪地位蒸蒸日上，這使張彪十分惱火，唯恐黎元洪在新軍中取而代之他的二把手地位，於是對黎元洪大進讒言。奈何張之洞非等閑之輩，自有主見，非但不聽張彪的讒言，反倒來勸張彪要大度一些。張彪心中不滿，一次竟當眾要罰黎元洪這個協統下跪，借此將他的帽子打落地上。

黎元洪卻並不理會，不與張彪爭論。第二天張之洞當著張彪和黎元洪的麵誇讚他們訓練部隊有方，黎元洪反倒借此對張之洞說：“凡此皆張彪製之部署，某不過執鞭隨其後身，何功之有。”

張彪見黎元洪如此以德報怨，從心裏佩服黎元洪，倆人關係也逐漸改善。張之洞不愧有百樂之才，雖然喜歡張彪，時間一久便看出張彪在德才上均不如黎元洪。不久，張之洞便產生了以黎元洪為第八鎮統製替代張彪的想法。

在征求黎元洪意見時，遭到了他的娩言拒絕。由此，張之洞對黎元洪更是刮目相看。到1907年，趙爾巽接任湖廣總督時，也想以黎元洪替換張彪。黎元洪以大局著想，還是婉言拒絕。???

??? 黎元洪之所以能得到張之洞和趙爾巽的如此器重，除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軍事才華也非常重要。當時的武漢，常有外籍的軍官來訪，能與外籍軍官就軍事問題侃侃而談的，惟有黎元洪一人最佳。許多外籍軍官都由衷地稱讚黎元洪：是位“知兵之將”。

正是黎元洪這個“知兵之將”，使得“南洋新軍”和“北洋新軍”的兩次大比武中，獨占鼇頭、大放異彩。

1906年10月，大清王朝在河南彰德舉行秋操，令南北兩軍對壘。“南軍”由張彪任總統，黎元洪任“南軍”統製，王汝賢任“南軍”統領。“北軍”由段祺瑞為總統，張懷芝為統製，曹錕為統領。

臨賽之前，張彪自知不能取勝段祺瑞，就讓黎元洪實際指揮。結果，黎元洪指揮的“南軍”射擊技術獲最優獎勵，效率明顯高於“北軍”，致使袁世凱也為之歎服，奏報朝廷道：

“至就四省軍隊分析衡論，湖北一鎮，經督臣張之洞苦心孤詣，經營多年，軍容盛強，士氣健銳，步伐技藝均已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

在這次秋操中，黎元洪雖然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比賽的勝利，卻為他在日後的北洋政府中埋下了一些隱患。比賽中，被他搶去風頭的段祺瑞，對此耿耿於懷。後來，黎元洪與他一個是總統，一個是總理，倆人之間曾進行了長期的“府院之爭”，以至於矛盾始終得不到調和，均與這時的比賽有關。

這是後話，接下來的1908年11月，朝廷又在太湖舉行第二次秋操，還是把大清王朝的這兩支最精悍的部隊分為南北兩軍。“南軍”主要由黎元洪的第21混成協組成，這回黎元洪成了“南軍”的實際總指揮。

結果，南北兩軍三天三戰，“南軍”三戰三捷。黎元洪指揮作戰的能力，再次得到彰顯，獲得軍中上下一致好評，得到朝廷的嘉獎，一時聲譽在軍中鵲起。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南洋新軍”和“北洋新軍”由於其創建者張之洞與袁世凱方方麵麵的不同，他們所創建的這兩支部隊也有其明顯的不同之處。???

“南洋新軍”是張之洞有感於實事的動亂需要一支新式的軍隊來維護社會，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一手策劃起來的，是一支地方軍隊。這支軍隊的開支，隻能來至於兩江和兩湖地區的稅收支持。在這方麵，作為編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雖然從一開始就是奉旨行事，為朝廷編練一支中央軍，但當時的袁世凱，僅以道台身份來編練軍隊，在經濟上是無法與封疆大吏張之洞相抗的。

可是，袁世凱官運亨通，沒幾年便迅速升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位，成為朝廷的宰輔重臣。到這時候，“北洋新軍”在經濟上，便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也正因為如此，“南洋新軍”最後隻有一鎮一協，官兵僅有16104人；而“北洋新軍”，則有六鎮之多，官兵高達75225人。

盡管如此，要論戰鬥力，“南洋新軍”絕不遜色於“北洋新軍”，這與黎元洪的練軍才能是分不開的。???

作為一代大儒臣張之洞，與軍人出生的袁世凱，在編練新軍的目的等截然不同。張之洞已經身為封疆大吏，國之重臣，之所以編練新軍，可以說沒有什麽私心，更沒有什麽野心，主要是在於保國、保種、保教等方麵，就像他搞教育、辦實業、抵禦外辱一樣，感到國家需要，就來做。就此，他曾對袁世凱說：

“弟儒家者流，豈知兵事？特以外任十餘年來，防海防江，迫於職守，不能不從多年老兵、他邦客將詢訪考求……中國練成能戰精兵十萬人，不特永無內患，必可不憂外侮矣。”

在為湖北新軍所撰的《軍歌》中，張之洞頗有感慨地寫道：“欲保國家須要精兵保，欲保種族須聯我同胞。保國保種必須先保教，聖門學生佩劍兼用矛。”

袁世凱編練新軍，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以由此展示自己的軍事才能獲取朝廷信任，二是通過訓練“新軍”，掌握軍權，為自己撈取政治籌碼。正因為這樣，袁世凱將編練的新軍，訓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隻知有項城”的袁家軍。

正因為在這方麵張之洞與袁世凱的不同，當他調任湖廣總督後，並不在乎他的“南洋新軍”並入北洋，到了他1907年奉旨進入北京後，基本上不去掌控湖北新軍。???

??? 因為練兵的目的不同，在人才的選拔上，張之洞和袁世凱也有很大區別。在對軍官的選拔上張之洞和袁世凱都樂意選一些畢業於新式軍事學堂的學員或歸國的軍事留學生，他們倆人的麾下，大多是一些具備一定的新式軍事知識和理念的軍官。

然而，對於士兵的選拔，張之洞與袁世凱有著根本的不同。張之洞不僅看重軍官的文化素質，同時也看重士兵的文化素質，他說：“外國無不深通學問之將，無不識字、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畫行軍草圖之兵。蓋兵不識字，遇有傳達命令、探報敵情及一切行軍規模符號、營官所發地圖，皆不免有茫然之虞。”

“南洋新軍”的《練兵要義》的第一條便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

而袁世凱挑選士兵的標準，首先是要求一定身高、體力和年齡。袁世凱的兵，大多選的是山東、河南、皖北等地農村的壯士。?

1906年秋操大典後，時人對南北兩軍有個很忠肯的評價，稱北軍為“以勇氣勝”，南軍為“以學問勝”，這充分說明了南北兩軍的素質的不同。??

??? 正因為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的這些不同，不久後，當辛亥革命來臨時，他們大相徑庭的表現，也就充分的展示出來了。

南洋新軍因為從上到下文化素質較高，相對來說自然更具理想色彩，當革命到來時，他們也就更容易為革命學說所傾倒，洶湧出一腔革命的熱血，積極地投身於革命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黎元洪之所以能夠獲得民國兩任大總統的權仗，無疑是與南洋新軍的文化素質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