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愈挫愈奮

1900年8月28日深夜，一艘從日本駛來的客輪，經過三天的航行，悄悄然抵達了上海。孫中山與容閎正要上岸，鄭士良和史堅如趕來船上攔住孫中山。

“因為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失敗，張之洞、劉坤一等正嚴令各地揖拿新黨，如今港口到處都是密探。會長如果上岸，危險太大。”鄭士良說。

“可是，我已與劉先生約好明天見麵，更何況此事對革命關係重大。這個險，再大我也得冒一下。”

聽到孫中山這麽說，鄭士良沉默了。

孫中山對他點點頭，挺胸塔腰地從他身邊走過去。眼看就要下船，鄭士良想到了一個辦法，追上去攔住孫中山說：“看這樣行不行？ 這艘輪船不是要一個禮拜後才回日本嗎？我們去請劉學詢，讓他上船來跟您談。”

聽了鄭士良的話，孫中山還在猶豫，容閎開口了，說：“孫文，我看就這樣嘛。革命這事，本來就充滿風險，能避還是避一避好。”

容閎，1828年11月17日出生於香山南屏村，是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他以唐才常“中國國會”會長的身份，參與了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因清政府通緝輾轉流亡美國，在與國內各派改革力量聯係中很快趨向於孫中山所進行的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此次與孫中山一道來上海，就是要協助孫中山一起說服劉學詢策劃李鴻章與孫中山合作。

聽了容閎的話，孫中山點頭同意。

第二日中午，劉學詢來到客輪上。

劉學洵是個腰纏萬貫的富翁，他一心隻想反清複明，自己來做皇帝，與孫中山倡導的民主共和雖然南轅北轍，可在推翻清王朝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

因為他曾做過李鴻章的幕僚，與李鴻章關係密切，倆人又是老鄉，更想從中斡旋，使李鴻章聯合孫中山，在兩廣獨立，進而建立國家。

孫中山對李鴻章雖然屢屢失望，也知道劉學詢是想借他的手來複興明朝，李鴻章是借他的手來保住自己的實力。然而，他們的前提也是要推翻清王朝。就因為有了這一致的目標，孫中山想利用他們一下，以便更快一些結束帝製，建立民主國家。

基於這想法，孫中山這才來上海與劉學詢會麵，沒想到隻能在船上談。倆人談了整整一個下午，商量好了全部具體事宜。

“我現在就去準備，隻要李鴻章宣布兩廣獨立，我興中會海內外所有力量一定全力支持，並盡快為他爭取到美英日等國的承認。”臨別時，孫中山莊重地承諾。

遺憾的是，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雖有意獨立，可在此之前已收到清廷讓他北上去任“議和大臣”的電令。李鴻章權衡再三，決定還是不忙“造反”，先去赴任，將大權攬回自己手中再說。

劉學詢看著“兩廣獨立”計劃付之東流，便想通過香港港督卜力的關係扣留李鴻章，使他延誤北上，違背聖旨，最後不得不反清。

可是，正當港督卜力一切安排就緒，準備對李鴻章下手時，卻收到了國內大臣張伯倫從倫敦發來“不準扣留李鴻章”的電報。

一切功虧一簣，劉學詢從此心灰意冷，跑回杭州去建他的私家別墅。這耗資巨大的別墅，就是近百年後、如今還全國有名的“杭州西湖賓館”。

孫中山與劉學詢會談之後，即與容閎等離開上海。得知李鴻章北上去做“議和大臣”，孫中山隻是微微一笑：

“去吧，讓他去吧。現在北方義和團運動己全麵展開，八國聯軍正在武裝入侵中國，我們不能坐等民主共和的到來，而是應該有堅決的行動，應該再次舉行武裝起義了。”

孫中山這個想法堅定下來後，於1900年9月25日，與偕內田良平、山田良政趕赴台灣，爭取日本的支持，購置一些先進的軍械。

“我們大日本帝國，對先生您的起義表示支持。”當時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故作熱情地對孫中山說。

因為他剛接到日本政府的指示：趁中國大亂之機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從台灣擴大到福建和東南沿海。

孫中山當時一心想推翻清王朝，對日本政府的陰謀認識不夠，他將從日本手上購到準備用於起義的大量軍械放在台灣，隻想待一切準備就緒，再運到廣州去。

此事辦妥後，孫中山親自率領部分興中會會員，於1900年10月初趕到香港，部署起義。因香港當局阻止，孫中山又無法登岸，結果還是隻能在船上開會。

“此次起義，是我們以武裝革命手段，來實現民主共和國理想的又一次嚐試。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的失敗主要是勢單力薄，這一次，我們盡了全力來謀求更多的支持，采取依靠會黨和外援的做法。在軍械方麵，我們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從他們手上購到了精良的武器；在資金方麵，除了我們興中會會員及愛國僑胞的傾力支持，還有許多跟我們的主張不很一致的人，也給予了支持，譬如劉學詢先生，就支持了百萬以上……

“我們的目的是：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我們堅決地選擇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因為隻有這樣，別無他法。起義的地點，我們確定在廣州和惠州，廣州為正軍，惠州作為旁軍作策應。為什麽要選擇這兩個地方，因為這兩個地方容易聚集我們的人，更便於接濟……”

這裏值得說明的是，在當時，興中會從領導到會員現在有籍可考的有286人，他們差不多都是廣東人。依此看來，孫中山對起義地點的選擇，是很正確的。

“現在我宣布：派史堅如到廣州去，負責廣州起義；派鄭士良到惠州去，負責惠州的起義。”

隨著孫中山的宣布，在熱烈的掌聲中，史堅如和鄭士良站起身來向大家點頭。

史堅如，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後裔，自幼喜讀史書，尤好研究古今成敗的原因和中外兵家戰略，他崇拜英雄豪傑，憂國憐民，嫉惡如仇。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後，他大罵西太後那拉氏“可殺也！”1899年11月，他加入興中會，“誓以身殉革命”。孫中山對他非常器重，不久令他回國，聯絡長江一帶的會黨。

鄭士良，少有大誌，跟隨鄉中父老習武，結識不少會黨人物。1886年入博濟醫院學醫，與孫中山同學，對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十分折服。他既是興中會會員，又是會黨的領袖，得到孫中山的命令後，即刻趕往惠州，準備起義有關事宜。

誰知道，鄭士良準備工作正在進行，軍械都還沒有運到，清廷卻已經分水陸兩路，由提督何長清和鄧萬林率兵前來合圍。孫中山知道又是泄密讓清廷得到風聲，立即電告鄭士良：率義軍突出合圍，一到廈門，便有軍械接濟。

1900年6日晚，起義軍夜襲清軍，初戰告捷。10月15日，起義軍進攻平山、龍岡，再次告捷。10月17日，起義軍與清軍在永湖遭遇，以少勝多，鄧萬林中槍墮馬，狼狽逃命，起義軍第三仗告捷。10月20日，起義軍又在崩岡第四仗告捷。

就憑手中簡陋的武器，起義軍多次戰勝前來合圍的清軍，部隊已由起義開始的八千人發展到二萬餘人。清軍的合圍，眼看就成為泡影，可就在這時候，義軍已近彈盡糧絕。對這種情況，孫中山事先已經料到，下令急調台灣儲存的軍械，運往戰地。

孫中山萬萬沒有想到，此時的日本政府，突然改變了策略，決定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禁止武器運出台灣。萬般無奈的孫中山，隻好給鄭士良下達命令：自行決定進退，盡全力保存實力。

此時的鄭士良和他的義軍，因為接連的勝利，鬥誌高昂，接了孫中山的命令，立即渡海返回三洲田，準備盡售家產，以充軍費，然後會合新安、虎門的義軍，再攻廣州。

然而，因為戰亂，沒人購他的房產。沒有了軍費，鄭士良心力交瘁，形神銳減，半夜輒起，仰天歎息。結果終因彈絕糧盡，擋不住清兵的合圍，隻好臨時解散部隊，化整為零，分頭突圍。

鄭士良隻身一人，逃回香港。

史堅如到了廣州不久，正在準備，惠州起義爆發。為減輕惠州起義軍的壓力，史堅如決定炸死清朝置理兩廣總督德壽，來策應惠州起義。他組織人挖一條地道通往德壽的住處，然後將用變賣家產所得的3000元錢購買的200磅炸藥放入地道。10月28日這天，史堅如親自點燃導火線。

結果，德壽未被炸死。29日，史堅如在去香港途中被捕。

南海縣令裴景福軟硬兼施，先是封官許願，而後是嚴刑拷打。史堅如“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1900年11月9日，史堅如在廣州天宇碼頭英勇就義，時年21歲。

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親自募捐為史堅如修建紀念碑，表彰他是繼陸皓東之後，“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模範”。日本革命友人官崎寅藏，則盛讚史堅如為“中國革命之天使”！

繼1900年 10月8日孫中山領導的惠州起義之後，孫中山還組織領導了：

1907年 5月的潮州黃岡起義，

1907年 7月6日的安慶起義，

1907年 9月的七女湖起義，

1907年 12月的鎮南關起義，

1907年 9月的防城起義，

1908年 3月27日欽州、廉州起義，

1908年 4月的河口起義，

1910年 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

1911年 4月的黃花崗起義，

加上1895年的廣州起義，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孫中山組織領導的起義共計高達十一次之多。孫中山為了起共和而終帝製，他奮鬥一身，“愈挫愈奮”。

到1905年8月，孫中山的“興中會”與黃興宋教仁的“華興會”、蔡元培吳敬恒的“愛國學社”、張繼的“青年會”等聯盟，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

大家致推舉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

孫中山在同盟會的會刊《民報》的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繼而，他編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正式宣示進行國民革命，力圖創立“中華民國”，並定下“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程序。

在以後的革命實踐進程中，三民主義的內容雖然有所補充和更改，但基本框架沒什麽變化。

公允地說，三民主義理論，在當初的一段時間裏，是社會先進的、有戰鬥力的一種思想。孫中山在他的遺囑中這樣寫道：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為此目的，孫中山清楚自已所麵臨的任務遠遠超出民族主義的範疇：政治製度的重建，經濟體係的創立，以及國民素質的培養，都是刻不容緩的。

孫中山堅信隻有這樣：才能振興中華，使中國平等地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