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九妹被接回老家2

沈從文一改往常輕言細語講課習慣,盡可能大聲地作了“從五四以來小說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係”的演講,第二天趕回家時,卻見到張兆和一張哭喪的臉。原來是九妹又在瞎鬧了,她把家裏僅剩的一點點米也要拿去送人。

“我倒沒什麽,隻是龍朱和虎雛怎麽辦?”

“都送人了?”

“我悄悄留下一半,可她總會發現,又拿去送人。”

“這事我來說,我這就去找她。”

沈從文說著趕緊去敲九妹的房門,他輕輕地敲了兩下,再敲兩下,又把耳朵貼著門聽了聽,回來對張兆和說:“她睡熟了,明早我再去跟她好好地說一說。”

第二天一大早,沈從文醒來就去找九妹,可九妹比他起得更早,已出門去了。在以後的時間裏,差不多都是這樣,沈從文整日裏忙碌著:

除了備課講課,還要去參加諸如朱自清組織的“十一學會”的聚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的會議等等這些活動;而更多的時間,要花在一些替朋友和自已解決生活困難的事情上。

當時,沈從文、楊振聲等12名聯大教授為了解決生活困難,就共同擬定了《詩文書雋聯合潤例》,然後出售聯大教師的書法作品,以換些生活必須品。因沈從文的人脈很不錯,且深受一些當地士紳的愛戴,在出售書法作品一事上,他做得最多。遇上某位教授家有了難處,楊振聲、朱自清都會來找沈從文,讓他找某個士紳售出些書法作品。

沈從文是忙碌的,他有太多事要去做,1944年9月16日這天,沈從文從報紙上讀到一則消息,七年不見的胡適,離開了駐美大使的職務,有人感到十分惋惜,認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損失。沈從文一時想說的很多,馬上給胡適寫信,說出自已的心裏話和對自由主義作家、自己的生活的看法、感慨:

“但想想國內政治上種種,官吏尚總永遠從外戚與閹寺身分上活動,且有變本加厲趨勢,先生離開了外交職務,真正為中美友誼可盡的力,為人類可作的事,也許更多!今年這裏‘五四’,學校開了個文學會作紀念,有兩千人到場。談及白話文問題時,大家都覺得當前文學運動與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趨勢,以及凡事八股趨勢時,已到文學運動末路,更加感到當年三五書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圖,可敬可貴。算算時間,廿年中死的死去,變的變質,能守住本來立場的,老將中竟隻剩先生一人,還近於半放逐流落國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自由主義作家,已到無單獨刊物可供發表情形,又因作家與商業關係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稅生活,因此多擱筆。”

“我們在這裏過的日子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

給胡適去信後一月,10月18日,沈從文又在1930年2月光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天才的通信》單行本扉頁上寫了一個題識,裏麵有這麽幾段話:

“卅三年十月十八日,從子仁兄處取回這本書。重看一遍,將生命帶回到過去裏。這是民十七、十八年間的生活。死的死去了十年,瘋的過了一年又轉好了。這就是生命。”

“書上所提及的一個客人是張采真,廿年在武漢江海關前光光的石坪上殺頭。一個借錢一元七毛的胡姓友人,廿年在上海槍斃,即胡也頻。代為介紹這個小書出版的徐誌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這個文件,使我有機會到中國公學教書的胡適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歸國。這就是時間。”

“以黨治國的黨,正在民怨沸騰中不知何以為計。戰爭已到七年,有轉及西南趨勢,市麵上反應此種惶恐,為信仰轉到作家方麵,一為貧病作家募捐,即到二百萬。然而這有什麽結果?為三流政客上台造機會而已。這就是時代。”

沈從文雖然不時替家中有難處的同事們奔波忙碌,自己家因九妹離職且常幹出些離奇事更是難處多多。這時他早從呈貢龍街的楊家大院搬到了跑馬山的桃源新村,到1944這年秋天,桃源新村村長、地方紳士李沛階來見沈從文。

“有個事,我想找你幫幫忙。我那個酒廠,目前生意挺火紅,我想讓你做個掛名股東。”

“掛名股東?就是不用投錢,也不用做事,吃幹股?”

“就這樣。”李沛階連連點頭。

沈從文微笑著搖了搖頭。

“你知道每月的幹股能有多少嗎?”

“我不知道,隻知道不管有多少我都不能接受。”

“一月能有480元。”李沛階終於忍不住說出這個數,因為他知道,己經做了正教授的沈從文,每月也就440元薪金,扣除所得稅11、5元,印花稅2元,實領隻有426、5元。他之所以這麽做,雖想借沈從文的人脈多做些大學的酒生意,更多還是敬慕沈從文,想使他家清苦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沈從文平靜地望著李沛階,望了好一會,輕輕卻很堅決地說:“這事我感激你,但不能接受,我是一個老師,不能又去經商。”

元旦剛過,還有十幾天就到春節了,家裏什麽東西也沒有準備。“有錢天天年,無錢年年空。”沈從文對張兆和說,一頭埋在書桌上校改那部文聚出版處答應馬上出版的土紙本《長河》。這天是1945年1月4日,沈從文在《長河》正文後寫道:

“十月十五校畢,去《邊城》完成剛滿十年。時陽光滿室……重讀本文序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極大鼓勵的!’這熱忱與虔敬態度,惟一希望除了我用這支筆來寫它,誰相信,誰明白?然而我這支筆到當前環境中,能寫些什麽?縱寫出來又有什麽意義?逝者如斯,人生可憫。”

1945年3月,在歎息和心痛中,沈從文讓大哥和六弟請來的同鄉嚴超將九妹接回老家,兄妹十五年共處到此結束,沈從文一個人跑到荒郊野外長聲痛苦。他的天大悲哀,讓天地也為之動容。

三弟沈荃看到從昆明歸來的九妹,確己瘋瘋顛顛時,這位曾在嘉善戰場上殺得日寇驚恐萬分的軍官,甚至失控到欲拔出手槍,要去昆明與沈從文拚命。

“從老家出發時,九妹可是活潑如林中小鹿的啊!”威震戰場的軍官淚流滿麵,嘶聲指責他的二哥。

沈從文是無辜的,他對九妹隻有愛,隻希望她比家鄉的女人都生活得更幸福。可是,愛也常會弄出悲劇來。

可憐的九妹,無辜的沈從文與他的兄弟,他們誰也沒料到,更大的悲劇還在後麵。

被接回家的九妹,不久便從大哥的“雲廬”逃出來,當哥哥們找到她時,她已經成了一個當地農民的妻子。她的夫君雖然粗俗得讓深愛她的哥哥們大為驚駭,卻隻能認了命盡可能給她一些其他幫助。

九妹雖然終是沒能有大都市仕女的生活,在哥哥們的幫助和遺憾中她倒也安靜地生活了十多年,盡管每一次“運動”都會給他們沈家帶來一些不幸甚至是大災難,都會讓深愛著她的哥哥們減少一份幫助他的能力,可她已是一個農民的妻子,而且雖然美麗卻內心糊塗,對於不幸和災難,還是都能抱以平和的笑。

可終於還是讓她遇到了連瘋子也不能笑的歲月——“文革”來了,她與粗俗的丈夫連同兩個可愛的孩子,都為能活下去上了一隻破船,在沅水上漂來漂去希望能不至於過早地離開人世,結果九妹卻還是死於饑寒。

“文革”沒有殺死九妹,其實九妹還是被“文革”殺死的,就像當時千千萬萬、無辜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一樣,他們中甚至有一些還打殺了什麽“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等,最終自己也被“文革”殺死。

九妹生命的火焰曾把沈從文的小說照亮,當這火焰熄滅時,她似乎隻能與《長河》的命運一樣,隻有死去。

這,或許就是命運的離奇之處?然而,事實上所有人的命運,其實又都是現實的折射,無論是悲涼還是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