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長河》與九妹
1941年8月14日，在一聲接一聲刺耳的空襲警報剛剛響過不久，日本人的轟炸機就到了昆明的上空，把萬惡的炸彈，殘忍地從空中不斷地投擲下來。昨天是這樣、前天是這樣、大前天還是這樣，緊接著的三天，都是這樣！
昆明作為抗戰的大後方和戰略基地，從1938年9月28日5時40分遭到日機的首次轟炸後，就成了日本空軍轟炸的主要目標，特別是進入1941年後，日機的轟炸越來越頻繁，平均每月都要空襲一次以上，到8月14日這天，當月的空襲就發生4次。
10日，日機轟炸茨壩、馬街子工廠區，投彈百餘枚，炸死21人，炸傷40餘人，毀屋200餘間；12日，日機轟炸昆明市黃土坡，炸死28人，炸傷6人，毀屋100餘間；13日，日機又轟炸昆明中心區各街道，投彈130枚，炸死44人，炸傷38人，毀屋1270間。
西南聯大圖書館，是在1939年遭到日寇轟炸後在昆明大西門外新建的，雖說是新建，與中國第一大學的名頭來說，還是太過簡陋窄小，閱覽室一次隻可以容納600人書讀，盡管每天開放14小時，卻遠遠不能滿足眾多同學的需求。每天一大早，閱覽室門外總是聚集著黑壓壓一大片等待閱讀的同學。當國人因為戰亂在爭搶食物時，學子們在這裏爭奪圖書館的座位，最急烈時，有幾個老生甚至把一個新生扔到館外的草坪上。
圖書館有中文書約33910冊、西文書13478冊，九妹因為學過一些年的英文和法文，雖不怎麽樣，借助字典還是能較準確地看懂差不多所有的書名，每日裏就與這幾萬冊書打交道，做包括給這些圖書分類、編目，驗收、登記，造冊館藏書刊，保管各類報紙、期刊、雜誌，將新書要及時上架等方麵的工作。
1941年8月14日，日機又來了，這一次轟炸了昆明市中心、東南區及大西門外，投彈156枚，炸死1人，炸傷37人，毀屋880間，這其中，就包括九妹工作的西南聯大圖書館。
美麗善良的九妹，一直以來就熱心幫助他人，信了佛教以後，就更加把他人的難事當成自已的，每做一次善事後，她從別人高興、滿足或是感激的目光中，總是能得到莫大的欣慰和快樂。在圖書館遭遇敵機轟炸後，九妹完全忘了自已，全力以赴地去幫助別人搶救東西，可是，當警報解除，她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卻發現緊鎖的房間亂七八遭的。
她首先是看到床邊書桌的抽屜拉開了，慌忙走過去。那個漂亮的小錦盒不見了，裏麵有一枚她視若**的玉佩，因為是二哥當兵後花了兩月薪水特意買來她送的，她十分喜歡分外珍惜，雖一直帶在身邊，卻總是逢年過節時悄悄地戴一會兒又藏好。九妹很快明白，她的房間是剛被小偷洗劫過，值錢的東西全被席卷一空。
“我的玉佩，我的玉佩，我的玉佩！”九妹開始是急切地喊著，後來聲音遲緩，輕輕地、長長地不斷重複地吐出這四個字。
就在九妹為她的玉佩呼喊時，沈從文已沉侵在《長河》的修改中：“‘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隻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
從“題記”開始，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讀，不時停下來考慮一會，偶爾會刪除或增加幾個字。
每次日機轟炸過後，便是同胞屍體雜陳、房屋燒毀炸壞慘不忍睹的景象，沈從文看過多次，也想過有一天自已也可能在轟炸中喪命。
“目下此間空襲，我方因無相當飛機對抗，竟無一飛機作戰，每次皆聽其選區域白炸。”5月6號，沈從文在給大哥沈雲麓的信中曾這樣地感歎說。
既然日本人的轟炸已成了常態，而自已除了心痛也沒別的辦法，就隻能把該做的事情趕緊去做。在小說創作上，開始寫《邊城》後，沈從文就意識到《邊城》所展示的世界已經不能很準確地反應二十年來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湘西現實世界，他在母親重病回鳳凰老家時給妻子的信裏說：
“這裏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變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這出門過久的人很難過的事！”
當時《邊城》己經動筆，整個故事已然心中，結果按原計劃寫出，雖然也以悲劇性的結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傷感，終還是成了“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
沈從文沒能在《邊城》裏寫出使自已“很難過的事”，在《〈邊城〉題記》裏透露自已心底的想法說：
“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以後，成了一個什麽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曆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複興大業的人。”
有了這樣的想法，沈從文開始思索，在外人看來，他似乎是“沉默”了一段時期，小說創作的數量明顯下降，但他自已明白，這是在尋求創作上新的突破。
當他再來寫家鄉，以湘西為背景來記述了那裏人們的生活瑣事時，便不再是《邊城》那種近乎純粹的田園牧歌，那種邊緣社會一種不摻雜質美好生活形態的抒情，《長河》被沈從文放在了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用一種新的批判的眼光對現實社會生活中的醜惡現象進行揭露，記述平凡而又富有傳奇色彩的湘西兒女生活的哀與樂。
《長河》中的人們過著不是邊城式的世外桃源中純美生活，而處於喧囂與邊緣之間，不時地受到統治者的騷擾。女主角翠翠，偏於嫻靜，而夭夭卻是靈動且活潑，這使《長河》有了更多的活力，故事的結局也亮麗很多。戰爭雖然殘酷，人們還是該有希望和快樂。
“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滅了。”
沈從文對“現代”衝擊下的湘西很是憂慮，他把這種憂慮寫在《長河》的題記中，然後又在小說中借敘述者的嘴來說道：
“雖說民國來五族共和，城裏人，城裏事情，總之和鄉下人都太隔遠了。”
為把這事說得形象，沈從文再借“鄉下人”的眼光，來對“城裏人”和都市生活進行想像：
“城裏大學堂教書的，一個時刻拿的薪水，抵得過家中長工一年收入！花兩塊錢買一個小紙條，走進一個黑暗暗大廳子裏去，冬暖夏涼。坐下來不多一會兒，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戲，真刀真槍打仗殺人，一死幾百幾千，死去的都可活回來，坐在櫃台邊用小麥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全蘇州到處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裏。杭州有個西湖，大水塘子種荷花養魚，四麵山上全是廟宇，和尚尼姑都穿綢緞袍子，每早上敲木魚鐃鈸，沿湖唱歌。”
聲音是敘事者的，卻模仿鄉下人的口吻，分明就像中國人看西洋景，城鄉差別一目了然，還有敘事中再加一種嘲笑的，讓人感受就更深：
“頂可笑的還是城裏人把橘子當補藥，價錢貴得和燕窩高麗參差不多，還是從外洋用船運回來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紙包了，紙上也有字，說明補什麽，應當怎麽吃。若買回來依照方法擠水吃，就補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數。說來竟千真萬確，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覺好笑。”
沈從文讀著這些，有點兒滿意地微笑著。《長河》是他獨自一人到昆明兩個多月後就開始動筆的。1938年7月28日，沈從文在給還滯留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寫信說：
“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寫橘園，以及附屬於橘園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變，如何變成另外一種人，預備寫六萬字。”
第二天，沈從文再給張兆和的信中說：“已夜十一點，我寫了《長河》五頁子，寫一個鄉村秋天的種種。仿佛有各色的樹葉落在桌上紙上，有秋天陽光射在紙上。夜已沉靜，然而並不沉靜。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電閃極白，接著是一個比一個強的炸雷聲，在左邊右邊，各處響著。房子微微震動著。稍微有點疲倦，有點冷，有點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數千年前人住在洞穴裏，睡在洞中一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代人在另外一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這洪大聲音，令人對曆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曆史。”
正是在這種“現代”的雷聲轟響中，沈從文帶著對變動中的曆史的悲哀，來再次書寫一個不同於《邊城》的湘西世界。
沈從文此時已計劃將《長河》寫成多卷本的長篇，現剛完成一卷13萬字（後改成14萬字），修改過程中給沈雲麓的信說：“最近在改《長河》，一連兩個禮拜，身心都如崩潰，但一想想，該作品將與一百萬或更多讀者對麵，就不敢不謹慎其事了。”
《長河》第一卷在9時桂林明日社準備出版，卻突然遭到當局扣留審查，刪削了不少仍不能出版，直到1945年1月，才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因刪節嚴重，出版時隻剩11萬字，書中赫然留下“被中央宣傳部刪去一大段”的字樣。
對於這部國民黨當局十分反感的小說，黃永玉後來感慨萬分地說：
“我讓《長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從文表叔文體中醞釀著新的變革。他寫小說不再光是為了有教養的外省人和文字、文體行家甚至他聰明的學生了。我發現這是他與故鄉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一個重要的開端。”
“寫《長河》的時候，從文表叔是四十歲上下年紀吧！為什麽淺嚐輒止了呢？它該是《戰爭與和平》那麽厚的一部東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書，可惜太短！
“寫《長河》之後，一定出了特別的事，令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真可惜！”
究竟出了什麽特別的事情，使得《長河》太短而竟致於終是沒有把醞釀在心中的卷本寫出來？國民黨當局對《長河》的打壓是很明顯的，而之後另一個政治文人對沈從文的報複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