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京”“海”派之爭2

京海派之間的論爭也隻不過是主流文學之外的另一種聲音，二者之所以有爭論，主要是由於文化價值和審美觀念的不同引發的。作為“左翼”聯盟的領袖，魯迅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來看待京海派之爭的，對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似乎都不屑一顧。

盡管與人在爭著，沈從文在爭論上還是很少花力氣的，他每天除了在北京編好稿件、而後寄天津報社發排，還要繼續做編撰《實驗小學國文教科書》的一些工作，更要進行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了《記丁玲女士》後，接著寫他的另一傳世之作——《邊城》。

在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中，當一個生命真正讓另一個生命浸入時，常常會出現不可思議的奇跡。這時的沈從文，已經掌握了描繪家鄉一片寧靜風光的本領，他給煩躁焦急的都市人，己描繪出了一幅幅如同家鄉溪水一樣澄澈而素樸的人文風俗畫卷，明淨而隱隱地顯出一絲淡淡的悲情。

“我的作品不能到此止步，得捕捉那些**心靈的東西、那些更為甜蜜、苦澀、沉重和廣大的東西，那些超出城市人道德判斷的鄉村故事，我要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筆端。”沈從文這麽說。寫下了《柏子》、《雨後》這樣的小說。

素樸的情欲就是升騰起來的生命力，未開化的水手柏子和不懂詩文的四狗，被原始的熱情所驅使而不計得失、不問後果；吊角樓的妓女和識文斷字的女子，都會心甘情願被這樣的熱情所卷裹。沈從文不滿城市人的猥瑣和羈絆，在極力渲染湘西那地方壯年男子的情熱時，根本顧不上看城裏批評家的眼色。

“我要寫出一種力量，一種都市人缺失而湘西邊地男女仍保存的人的力量。”他的湘西小說的長河流淌至此，開始掀起浪花。

???他繼續尋找一種能夠容納更多內容的小說寫作路子，能夠把更複雜的思考與情緒揉入小說中去。他依然用一種平靜的口吻講故事，隻是複雜了些、內容承載更多的故事，讓人從中看到了湘西邊地人們原始的熱力，看到他們樂天知命的從容，看到聽從命運擺布鄉親在默默地忍受各種痛苦呻吟。《阿金》就是這樣的故事，微笑中含著一絲淚光，有些類似沈從文那時喜歡的契訶夫小說氣質。

有了這麽一些寫作的經曆之後，沈從文終於決定來寫一個比較詳盡係統地描述湘西風貌、把家鄉風情融入那帶著淡淡憂傷的故事。這時，他想起了春天時陪張兆和去嶗山作一日遊看見的那個奉靈幡引路的小女孩，想起了給張兆和說要寫出一篇小說、一篇最好小說的承諾……他的思路從這小女孩的命運展開，很快讓她就回到湘西的生活中，與一個熟悉的當地團總扯上關係，當他順著這個思路橫的豎的去聯想時，突然就感覺差不多能比較詳盡係統地描述心中的那種湘西風貌，那種家鄉的風土人情。

這種感覺象春陽一樣溫熱著他的心，他感到是那樣的快樂，那樣的溫馨，於是坐在窗前，開始寫作《邊城》。

一個撐渡老人的外孫女，被船總的兩個兒子愛上了，一種寧靜的、脫離滾滾塵寰的“世外桃源”生活，展示在動**社會的城市人麵前，渴望和平、向往和追求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這樣一種情懷，在感動沈從文的同時，也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這塊世外桃源中，人們充滿了原始的、內在的、本質的“愛”，正因為這樣的“愛”，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邊茶峒裏的“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對沈從文的這部書稿，巴金有這樣的兒句話：

“《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魅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足跡。”

然而，那是一個殘酷的年代，就在沈從文動筆寫這一曲美麗的田園牧歌時，100萬國民黨軍隊正對第五次反“反圍剿”失利的幾萬紅軍窮追猛打，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沈從文似乎不該還在說“愛”，這實在是一種很有道理的說法。但作為一個作家，他除了倡導愛，又能做什麽呢？

當然，沈從文還可以來為革命呐喊。遺憾的是，作家沈從文不理解革命，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革命，他都不能理解，他隻堅持他的一個原則，曾在給丁玲的信裏已經說過：

“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傾，我隻信仰‘真實’……爭論誰是正統原近於精力的白費，毫無裨於事實。若把文學附屬於經濟條件和政治環境之下，而為其控製，則轉動時代的為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文學無分，不必再言文學。”

沈從文這樣的堅持不能說有什麽不對，但對於左右雙方來說自然都是不合適宜、不受歡迎的。就好比在河兩岸拔河的雙方，他們不需要，也很討厭甚至敵視中間人，隻歡迎那些過來幫他們把對方拉入水中淹死的人。政治的去道德化，在越是激烈的對壘中，表現得越是明顯。

然而，從人類曆史發展的需要來看，沈從文又是做得很有作家職業道德的。在幾十年後，他談到寫作時，回顧自己的寫作經驗，依然把“表現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事。

“隻要你生活經驗一多了，你就曉得生命這個東西的表現方式，你要寫它，很多很多方法來寫……生命一個共通性，一個差別，你懂了，共通性你懂了，你寫小說就順利了，你想寫什麽就是什麽。”?

對生命存在的思考是最基本又是最複雜的問題。“存在的不可定義性並不取消存在的意義問題，它倒是要我們正視這個問題。”沈從文窺到了潛藏在生命底層的一些奧秘，他文學的觸角不期然地觸到了哲學的領地，渾然天成地將一個湘西少女，從原來如同小草春榮秋枯一般混沌的生活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存在”而展示給讀者。

沒有哲學頭腦的作家絕對難成其偉大，而沈從文卻不希望用哲學的理論來談論事情，老年的他曾對前來拜訪的美國學者金介甫說：

“我總是希望哪，你不要費力氣追求我的哲學。我大概當時總羨慕契訶夫，就提到應當多一些人低下頭來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