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摯友胡也頻永遠地去了1
1931年1月7日，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他們仨，終於在呂班路萬宜坊六十號、胡也頻和丁玲的住處見麵了，他們彼此都很興奮、非常激動。
“你倆在做什麽，神神秘秘的，還真難找，昨天來了，不見你們的影，好在今天總算見到了。”
“你也一樣，昨天我和丁玲去看了個朋友，回來看到你的條就趕去你那兒，同樣看不見人。”
胡也頻分辨著，丁玲抱著兒子祖林，站在一邊望著兩個男子笑。
人生中，能有幾個真心的好朋友啊，一旦擁有，就要珍惜，可千萬別不在乎！
半年前，刊物和出版社垮了，為謀今後的出路和償還所欠債務，三人隻得分頭去找自已的事做，而今分別雖然隻是幾個月，卻都經曆了很多的事情，斬獲了各自的豐收。
1930年的沈從文，在創作上是大豐收的，不但出版了長篇小說《舊夢》，還出版《沈從文甲集》、《一個天才的通信》、《旅店及其他》、《舊夢》等幾個文集，又印發了《中國小說史》、《新文學研究》兩種講義；另外再發表各類作品30餘篇。
隻是，在收獲豐收的同時，沈從文也做了件對自己今後極不好的事情，他在《日出》月刊上，發了篇《論郭沫若》的文章：
“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但是，創作（指小說創作）是失敗了”，沈從文這麽給郭沫若的小說下了個定論後，接下來以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為例，指出郭沫若在小說創作方麵，都“不是他發表天才的處所”。以後，在1931年《文藝月刊》第4——6期上連載的《論中國創作小說》長文中，沈從文又表露了這樣相同的論點。
沈從文這麽來評論郭沫若，不管是否正確，總之隻是代表自已來評論他人的創作，應該說是很正當的，可他做夢也沒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評論，竟會給他的後半生多出不少的噩夢來。
在1930年中，胡也頻的收獲，也是空前的豐收。5月，當沈從文正“為女人作出許多無用處行為，目下煩亂得很”時，胡也頻正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一麵教書，一麵並進行革命宣傳，他組織學生成立“文學會”，研究討論革命文學。
不久，因鼓動學生進行革命，胡也頻遭到山東省政府通緝，便同丁玲等人離開濟南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創作出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前麵》，熱情歌頌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
然後，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胡也頻又代表左聯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出席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
丁玲在1930年的收獲，除了生下一個胖乎乎的兒子祖林，便是她5月也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為她在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的主編，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它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
國民黨政府其實很少把力量放在文學領域，左翼聯盟最難對付的敵人起初不是來自右翼——而是來自中間派。在左聯建立前，組成創造社和太陽社多數的留日文人一直在與新月社周圍的英、美派筆戰不已，而最早的攻擊對象，就是徐誌摩。
早在1928年3月《新月》雜誌創刊時，徐誌摩親自執筆撰寫了一篇八頁長的宣言，提出“健康”與“尊嚴”是該雜誌的兩條指導原則，表示要向文壇所有的“細菌”宣戰，而他所指的“細菌”，便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作家。
創造社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張資平、田漢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太陽社1927年秋成立於上海，主要成員大都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從實際鬥爭中轉移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的中國共產黨員。
到1930年6月，一夥與國民黨有緊密聯係的文人，主要有王平陵、黃震遐等。他們提倡一種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識的文學，來反對左派的階級觀點。”
在皇帝推翻不久的民國初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大量湧進來，文化、文學在文人的心中成了國家的事情，並不屬於哪一個政府，更不能屬於某個黨派，有了這樣的共識，要讓一個有良心的文人去做國民黨政府的傳聲筒，是件定會遭到眾文化人嘲笑的事情。
而王平陵等是明顯地站在親國民黨立場上來對左派進行批評，並且是不講道理隻作人身攻擊的批評，這與當時文學界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馳，結果很快失敗。王平陵等雖然是失敗了，卻因這場小爭論“誘發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一場大論戰——文學上關於‘自由人’或‘第三種人’的爭端。”
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在這種文化大論戰的背景下，一見麵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本來，我一回上海就要來看你們，後來聽說父親去世，就在這事上忙了幾天。”
沈從文有些傷感地告訴他的朋友。
他的父親沈宗嗣，是1930年11月在家鄉病故的，他回到上海知道後，忙乎了幾天才把事情打探的清清楚楚，父親已入土為安，他隻能在遙遠的上海默默地為他悼念。
胡也頻對沈從文父親的離世表示了十分地痛心，並說今後一定同去鳳凰古城拜祭一下。丁玲更多地則是打探九妹的情況，對沈從文摯愛的這個小妹，表示了真切的關心。
他們三人之間，雖然感情還是很深厚，但當胡也頻勸沈從文和自己一道，從事進步的文學實踐活動時，沈從文卻幾次故意地把話引向了一邊。胡也頻向丁玲使眼神，想要丁玲來勸勸沈從文。
丁玲知道沈從文，“表麵軟乎乎的，骨子裏鋼一樣硬”，這樣性格的人，是難為他人言語能勸得動的。丁玲知其不可為，便把頭扭向一邊，逗懷裏的祖林笑。
“我告訴你，有一個比你小一歲的湖南老鄉想見你。”胡也頻隻好自已說。
他提到的這個想見沈從文的湖南老鄉，就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將陳賡。陳賡1927年初從蘇聯學習歸來，不久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便到上海來，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
沈從文弄清了“湖南老鄉”的身份，便婉言地謝絕了。
“為什麽呢？我不跟你說大道理，就說我們的感情，這麽地好，根本就比得上生死與共的同誌，為什麽就不能一道走在革命的大道上呢？““這與你我的友誼無關，我隻是不喜歡介入政治，更不喜歡什麽黨。”
“為什麽？難道共產黨不好嗎？”
“結黨總是要營私，自古就有‘君子不黨’的說法，‘無偏無黨，王道****’，我喜歡這話。”
“朋黨才會營私，因為它是專製政治的產物；政黨不會，它是民主政治的產物。”
“可是，政黨要不營私，又怎麽會各立派係，你爭我奪呢……”
沈從文說到這兒不說了，隻微微地笑著。
清末的中國人，從日文中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此沈從文也清楚一些。隻是他的清楚，也都是胡適、陳源一些人的觀點，與信仰共產主義的胡也頻，自然是格格不入。
胡也頻見沈從文這麽“頑固”，講了許多關於共產黨優越性的話語後，突然很自豪地問沈從文：“可是，你知道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的綱領嗎？”
沈從文抬眼去看胡也頻，一幅茫然的樣子。
剛加入共產黨沒幾月的胡也頻，終於占了上鋒，他等不及沈從文回答，便充滿**、像朗誦詩歌一樣地大聲說道：“‘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事情，難道你還不願意去為之付出一切嗎？”
“是啊，這是個好事情，不僅是我，也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渴望的事情，隻是，我隻想做一個自由人，過一種自由的生活。”
“你這是受徐誌摩、陳源他們影響太深了。”
“誰也不能影響我，我實在就是個鄉下人，不過我說我是鄉下人雖然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隻是說自已有根深蒂固永遠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我這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別人很難影響到我。而且，我認為，文學該有自己的方向，這方向就是自由，正如職業的選擇自由一樣，在任何拘束裏，在我都覺得無從忍受。”
聽到沈從文侃侃而談，而且中間還有那麽一點點情緒，胡也頻知道，一定是因為他剛提到徐誌摩的緣故，便靜靜地聽著，最後終於還是忍不住了，盯著沈從文說：
“文學創作絕不能脫離作者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必須發揮其政治功能。對身臨殊死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來說，文學隻能是反抗壓迫者的武器！”
似乎很是“想得透徹”的沈從文，由於迷惘於太陽社、創造社與魯迅、茅盾的爭論，由於不願違背自已出走湘西時那尋求人生“自由”與“獨立”的夙願，他始終與左翼文學運動保持距離。
就這樣，他和胡也頻在信仰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痕。因為“道”的不同，他與胡也頻和丁玲的人生之路，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盡管如此，他們的友誼還在，感情還很真。
1931年1月17日上午，天陰沉沉的，寒風有一聲無一聲地刮著，胡也頻走出呂班路，來到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這兒是孫大雨的家，沈從文暫時借住著。
“房東的兒子死了，我要送一副挽聯，你給擬好挽聯的措辭，下午到我那裏去寫。”
胡也頻望著沈從文，完了又講了幾句關於房東兒子的情況，準備離開，沈從文卻一把拉住他說：“別走，中午有好吃的。”
“又發文章了？”
“一個同事請吃飯。”
胡也頻跟著沈從文去飽吃了一頓，走出飯館時，風似乎刮得更猛了些，倆人在惠羅公司前暫別，胡也頻被寒風吹得抖了一下。
“你也穿得太單薄了，做了父親，可不能讓自已病了。”沈從文說著，便把自己剛做的一件海虎絨棉袍脫下來，要給胡也頻穿上。
胡也頻伸手攔住：“你雖還沒做父親，也有母親、九妹需要照顧，同樣不能生病！”
“還有一件，你放心，我不會讓自己凍病了。”沈從文說著推開胡也頻的手，極有耐心地給他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