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再建“業餘歌詠團”

昭舫等到達宜昌的當天，正是武漢三鎮完全淪陷的那天。他們順利找到了已經到達的薛培蓧等人，在一所小學內會師。

老隊員們興奮地跑出來與他們握手擁抱，重逢的淚水從每個人眼眶中湧出來。毓章說，這份在苦難中成長出的真正友情，被我們享有了。

由薛培蓧帶領的隊伍中，年齡最大的四十多歲，最小的隻有十五歲。他們離漢坐的是一艘改造為機動船的大木船。但是船行到“寶塔洲”附近時，遭遇到日機轟炸。幸而大家聽了船家的話，上岸躲避了。結果船被炸起的巨浪掀翻沉沒，而所有人都安然無恙。在一片慌亂中，薛培蓧處變不驚，把大家組織起來，參加到西行的悲壯人流中。他們步行了八天，沿路高唱著抗日歌曲，幫助難民，救助掉隊的傷兵，勝利到達了宜昌。

昭舫聽完了隊員們的講述，激動得再次擁抱薛培蓧，“好兄弟，你們真了不起，你們真是在親身譜寫我們民族的壯歌啊！”

宣傳隊在兩間教室用課桌搭成通鋪，男女各一間。見他們來得晚，早來的隊員紛紛主動把靠裏的鋪位讓給他們，整個隊裏充滿互助和謙讓，衝淡了流亡中的失落感。

第二天，他們就在宜昌打出了“青救三團業餘歌詠團”的旗幟。薛培蓧任團長，曾昭舫、李毓章為副團長。一些當地的、流亡的青年紛紛來要求加入。那三個上海人老貝、畢特和馬莉也成為了他們團的成員。

滾滾而來的難民潮，使宜昌人口暴增。數十萬人要在這裏換乘西上重慶。從通惠路到船碼頭，旅店、客棧、學校乃至大街小巷，人滿為患，大量難民露宿街頭。為求一張船票，很多人要等半個月甚至一個月。

需要西運的戰時物資堆滿了江邊。從一馬路到十三碼頭，幾公裏的空地上，被密密匝匝的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培蓧告訴昭舫，枯水前必須將這些全部搶運到四川，現在隻剩下一個半月了。但能走峽江的輪船一共還不到25艘，聽人們說，按現有的運力，起碼需要整整運一年。

他們到有關部門去辦理現場演出手續時，驚訝地得到證實：這麽宏大舉世無雙的任務、竟是以民生公司盧作孚總經理為首、聯合“三北”、“強華”、“合眾”等民間公司在承擔著的！“招商局”也參加其中，卻還算不上主力。曆盡千難萬險從下遊搬遷來的工廠和物資堆積如山，竟全要靠850多隻木船（！）螞蟻搬家似地運往三鬥坪、再接力通過三峽運到萬縣，而每條船都隻能由纖夫們汗流浹背地拖曳著逆流而上，一隻船往往就需要一二百人拉纖。這些纖夫中，不少就是內遷來的工人。遇到急流、險灘等危險地段，他們幾乎俯身貼地，竭盡全力。

歌詠團來到碼頭演出了，他們這才發現眼中看到的比聽說的不知道還要悲壯多少倍。這些高風亮節的民族資本家們，傾其所有拿出自己的船隻，又有序地組織著碼頭工人們、纖夫們、船工們，不停地將一船船裝滿、逆江運走，繪出了一幅浩大和不屈的動人畫卷！

傳到隊員們耳中的竟完全沒有碼頭常聞的吆喝與謾罵，而是一陣陣團結有力的號歌聲，與不時鳴叫的汽笛聲匯合，奏出了一支史無前例的、氣壯山河、催人淚下的的民族交響曲！

昭舫再也控製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了。隊員們也都被這這空前絕後的宏大場麵深深感動了。他們將肺腑之情融入他們的歌聲和街頭表演中。誰都覺得，自己的歌聲又比在武漢時增添了更多的真情和意誌。

以後一連兩個月，他們幾乎每天上街宣傳，也聯合宜昌本地和流亡到此的演出隊伍一起組織集會。他們除演唱在武漢曾多次唱過的抗日歌曲外，還加上了《到敵人後方去》等一批新歌。表演的街頭劇有《三江好》、《淪亡以後》、《雪裏紅》、《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很快在宜昌就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一些報紙也作了報道。

昭舫就是在三碼頭的一次演出中才有了與童楚妮的第一次珍貴重逢，當時她是代表“新華社”來采訪他們。他們隻簡單地說了幾句屬於自己的話。昭舫這才知道，楚妮因早一天出發、僥幸躲過了那次船毀人亡的浩劫。

不過，他們都體會到，在宜昌的活動，因不像武漢時期那樣有三廳撐腰，已很難得到官方的公開支持了。

一天，一個身穿黑色中山裝、帶黑邊眼鏡的胖官員來到他們駐地，自稱是九戰區黨部的宣傳幹事，姓張，他直言令他們去掉“青救三團”這幾個“帶有異黨色彩”的字。

毓章氣憤地問道：“什麽是‘異黨’？那個黨是‘異黨’？”

張幹事兩眼朝著天，說：“先生何必自惹麻煩呢？兄弟我也是執行命令的。今年4月，宜昌的“青救團”就已經被勒令解散了，所以，這幾個字最好不要在宜昌用。兄弟話已傳到，你們看著辦吧！”

那家夥走後，薛培蓧和他們商量，決定先顧及大局，但駐地大門上的名號不改，僅旗幟上不打“青救”名義。

不料當晚薛培蓧外出回來，就垂頭喪氣地叫把大門上幾個字也去了，改為“宜昌業餘歌詠團”。他不好說出，他向左秧岷請示時受了批評，被斥為“有損統一戰線的左傾行為”。

盡管被澆了點冷水，大家依舊保持著旺盛的情緒。除了在市內，“業餘歌詠團”還多次到宜昌北邊的抗日前線去勞軍演出。

不久，王傑臣到宜昌和他們作了個簡單告別。昭舫猜得到他要去哪裏，十分遺憾地送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