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兔葫蘆遺址，考察線路重大調整

新玉門市人口稀少，非常空闊，毫無堵車之憂。大家參觀了一家私人開辦的玉門火燒溝文化紀念館，即馳往瓜州。根據原定計劃，晚上下榻瓜州賓館，拜會李宏偉、寧瑞棟等學者，次日就趕往敦煌，陸續與鄭欣淼、盧法政兩位考察團成員匯合。

我們此行計劃考察的最西點就是漢朝玉門關（即斯坦因認為的小方盤城）。曆史上，玉門關先後經過多次遷移，曆來學者就關址問題多有爭論。《漢書地理誌》載：“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括地誌》雲：“玉門關在（龍勒）縣西北一百十八裏。”莫高窟晚唐抄本《沙州誌》（S.788）、五代寫本《壽昌縣地境》及《沙州歸義軍圖經略抄》（P.2691）也有記載，認為此關建於漢武帝時，約廢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史稱故玉門關或古玉門關；東漢以來所置玉門關謂之“新玉門關”。《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最早記載新玉門關位置。百餘年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再次指明位置。明清以來，關於新玉門關位置有三種說法。《大明一統誌》說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裏”；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說在今瓜州縣東百餘裏之雙塔堡東北；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說唐初玉門關在鎖陽城西北，也推測在窟窿河下遊雙塔堡東或小王堡（當地稱小宛堡）之西，還提出初唐以後可能移到瓜州城近處。林競《西北叢編》、閻文儒《敦煌史地雜考》、《河西考古雜記》都對陶保廉觀點加以推介。閻文儒曾親赴雙塔堡一帶考察，肯定陶說。曆史學家岑仲勉先生曾質疑此說。法國漢學家沙畹在《斯坦因在東土爾其斯坦沙漠所獲中國文書考釋？序論》中提出漢武帝太初年代以前之玉門關在敦煌以東。王國維讚成此說。向達著《兩關雜考》反駁，沙畹之說遂被否定。近年來，著名學者、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在對瓜州曆史地理考察研究過程中，查閱大量文獻資料，並進行實地考察，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發表《新玉門關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闡述觀點。他根據《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所載瓜伊驛道加以推測，唐玉門關應在鎖陽城、北橋子及踏實鄉破城子之間三角地帶範圍內。向達先生曾指出：“隋常樂有關官，其治所為玉門關無疑也……《隋書》亦雲玉門關晉昌城，是自長安西去，必先至玉門關而後抵晉昌，與《元和誌》所記合。”1996年8月15日下午，李先生曾與寧瑞棟、潘發成、李春元、李旭東等人趨車實地考察，發現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東北，大城居西南。經考證，東北小城就是隋玉門關，西南大城是隋常樂縣（唐代為晉昌縣），玉門關沿置未改。

由此可知，隋代玉門關已在常樂縣東。但這並不等於說東移之玉門關始建於隋代。向達先生認為“玉門關之東徒與伊吾路之開通當有關係”。李正宇先生沿此思路結合數宗史料所載信息，進一步研究，認為新玉門關設置於東漢永平十七年（74），當初既是為伊吾道而設的關卡，也是東漢“使護西域中郎將”的衙府。

這不是最終結論，學者對曆代玉門關設置時間、地址仍有不同觀點。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李並成先生認為最早的玉門關應設在嘉峪關市石關峽，約在西漢元鼎六年（前111），隨著漢長城西延至敦煌，約在西漢太初三年（前102）李廣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際，玉門關才遷到敦煌西北今小方盤城一帶，石關峽原址改置為玉石障。89~105年，西漢將玉門關東遷到今玉門鎮。東漢，新北道開通後，玉門關又遷到今瓜州縣雙塔堡附近。五代至宋初，石關峽重設玉門關。1036年，西夏占領河西走廊，玉門關從此銷聲匿跡。2013年7月，西北師範大學、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和寧夏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30餘人組織了“尋找最早玉門關”調研活動，參加考察的大部分專家讚同此說。

玉門關城址不斷變化與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等形勢密切相關。伴隨著考古發現，爭論還在繼續著。葉舒憲先生有感而發，寫了考察手記《遊動的玉門關》。

不管哪種觀點，玉門關都“遊動”在嘉峪關、玉門、瓜州、敦煌範圍內，這片逶迤連綿在馬鬃山與祁連山之間的廣袤荒灘更像遼闊牧場。西河灘、玉門火燒溝等史前文化遺址顯示了古老遊牧民族的文化生活。幾千年前，這裏應該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麗牧場。根據古代史書記載，這裏生活的大多是羌人。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中的兩部分重要內容《三皇考》和《昆侖傳說和羌戎文化》，詳細考證史前文化和西戎、戎氐、氐羌等遊牧民族。如果顧頡剛等先生當年能看到西河灘、火燒溝等文化遺址及其出土實物資料，或許會寫出更多更有說服力的文章。

7月18日下午，考察團抵達瓜州。入住賓館，步行到瓜州博物館參觀。正在參觀，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張德芳先生像天神般降臨，我很詫異。他像孩子般開懷大笑，說他參加完嘉峪關的一個會，今天到達瓜州，正在庫房幹活，聽文廣新局局長李宏偉先生說我們參觀，便上來打招呼。張先生參加了7月13日上午啟動儀式和研討會，並且發言。時隔五天，在千裏外的瓜州相見，都很興奮。張先生主要研究簡牘學和西北地方曆史考古，著有《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懸泉漢簡研究》等。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通過審議，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們策劃編輯“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甘肅專刊”時獲悉，此前多年，張德芳先生就參與申遺文本的書寫。誰能想到，他們做這些大量基礎工作竟然沒有任何物質報酬，他們的卓越品格和高風亮節令人敬佩！見到張先生我由衷地表現出喜悅，也主要是基於對他的敬重。我盛情邀請他參加計劃要在瓜州舉辦的座談會。他爽快答應。

參觀完博物館，李宏偉先生告訴我，德高望重的李正宇也正好在敦煌。我很高興，立即打電話過去問候、邀請，李先生也答應出席。

2009年8月31日，我曾與李正宇先生、導演韓持赴瓜州參加原甘肅省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劉炘先生文化著作《玄奘瓜州曆險之謎》首發式及座談會。9月1日上午，我和李正宇、劉炘、李宏偉、韓持等人考察新北道“疑似”第一烽“雷墩子”。9月2日上午，又和李正宇、寧瑞棟等先生考察石板墩。晚上用餐時，我和李宏偉、寧瑞棟、李旭東等談起以前的幾次考察。李宏偉得知考察團次日就要趕赴敦煌，再三表示遺憾，歎息說我們在瓜州呆的時間太短。他如數家珍介紹瓜州曆史文化遺址。

葉舒憲先生問：“有沒有史前文化遺址？”

李宏偉脫口而出：“怎麽沒有？橋子鄉北橋子村東北10公裏有鷹窩樹遺址，在兩座沙丘中間，清理發現房屋遺址7處，出土雙耳彩陶罐、單耳彩陶罐、雙耳褐砂陶罐、石刀、石斧、石鐮、石鋸、石球、綠鬆石珠、瑪瑙珠、海貝、蚌環、銅泡、孔雀石串珠、金耳環等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和裝飾品。還有布隆吉鄉雙塔村西南5公裏沙丘中的兔葫蘆遺址……”

大家頗感意外。此前，我們隻關注到瓜州的鎖陽城、榆林窟、新北道、玉門關等，確實忽略了史前文化遺址。葉老師拿來《中國文物地圖集·甘肅分冊》翻看，果然有記載，在縣東部布隆吉鄉雙塔村兔葫蘆一隊西南約5公裏的沙丘中。還提到屬於四壩文化遺存的鷹窩樹窯址。大家“緊急磋商”，臨時對計劃進行微調：明天早晨提前行動，先考察相對較近的兔葫蘆遺址，然後再趕往敦煌。

19日是星期天，李宏偉先生本來另有安排，但他毫不猶豫調整時間，給我們當向導。

汽車首先到達距縣城東45公裏處的雙塔水庫。沿312國道從玉門往瓜州，也能看到明鏡般鑲嵌在南邊戈壁深處的湖泊。雙塔水庫截斷疏勒河而修建，是甘肅省第二大農用水庫，野鴨成群，天鵝翔集，現已經發展為一片小綠洲，樹木參天，瓜果飄香，荒漠裏的世外桃源，時有遊人前來觀光、納涼、度假、垂釣，享受野外趣味。

被裝在人工渠裏的疏勒河繼續西流。古代，水勢大時它可注入羅布泊，現在，要流到敦煌以西的河倉城都很困難。

青山子、截山子從東向西逶迤上百公裏，總結於三危山，成為瓜州、敦煌大地上的一道分水嶺，南部到祁連山之間較為濕潤，多草灘、林地、水塘，北部到馬鬃山的遼闊地域，為幹旱荒漠。雙塔水庫在青山子之北，陶葆廉、李並成等先生認為的唐代玉門關就在被水淹沒的庫區。李正宇先生則認為，雙塔堡在瓜州城東北100裏，若驛道經雙塔堡而抵常樂城，其行進路線是先東北、再西南，就繞道了；若從雙塔堡直指西北而往伊州，可直插紅柳園（唐烏山烽）入莫賀延磧路。但雙塔堡至紅柳園間200裏，唐代並無驛路通行。因玉門關涉及到玄奘當年偷渡出關、遭遇危險的路線，李正宇先生寫過一篇《玄奘瓜州、伊吾經行考》，細化到每一天的行程，考證分析。

由於研究方向不同，考察團成員注意力沒有集中到玉門關舊址上，而是在乎關之得名。不管曆史上玉門關的位置如何變化，但名稱一直堅持沿用，也算奇跡。葉舒憲先生不斷問李宏偉，瓜州出不出玉？李宏偉神秘一笑說：“出啊，怎麽不出？有個叫大頭山的地方就產玉。”葉老師問我聽說過沒有。我說，甘肅以敦煌玉、祁連山玉、鴛鴦玉產量最高，祁連山玉俗稱酒泉玉或老山玉，有白、綠、黃、藍、雜色，產在祁連山中，鴛鴦玉產於武山縣鴛鴦鎮峻嶺，有黃、綠、茶青和玄色等，以綠色為佳。2009年，敦煌發現潔白通透的高品質石英岩玉——敦煌玉，似乎正被開發著。於是大家紛紛說酒泉、嘉峪關等地人有周末到祁連山撿玉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