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吳偉業終生都對卞玉京抱有愧疚，由於他的“薄幸”，卞玉京的命運在她的秦淮姊妹中是最苦的一個，重情的吳偉業是難以原諒自己的。在卞玉京去世後，他還親到卞玉京的墓地悼念，寫下了纏綿悲苦的《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他比卞玉京多活了10餘年，臨終前寫下了絕筆詩：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吳偉業也並不比她幸運，順治十年，他終於在各方的壓力和清廷的逼迫下出仕清朝，寫下了生命中最恥辱的一頁。因為雙親的原因，吳偉業沒有選擇去死。這倒也罷了，隻是後來這個更大的汙點，讓他一生充滿懺悔和自責。對清朝政權，吳偉業開始采取的是消極不合作的態度。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有點良知的文人都會那樣做，先皇崇禎對他真是太好了，若不是崇禎，他很可能就是一個鄉間草民。所以，在明亡以後長達10年的時間內，他能做的就是一直屏居鄉裏，保持名節。順治十年（1653年），“詔舉遺佚，薦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吳偉業控辭再四，二親流涕相求，不得已乃應詔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監祭酒。順治十四年（1657年），吳偉業借口身體有病，辭官請假歸裏。對這段曆史，吳偉業內心深感恥辱，晚年以仕清為“誤盡平生”之憾事。應該說，這段“誤盡平生”的曆史，讓他非常抑鬱。康熙十年（1671年）夏季，江南酷熱，吳偉業“舊疾大作，痰聲如鋸，胸動若杵”（《致冒辟疆書》），他預感自己不久於人世，便留下遺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曆艱險，無一境不嚐艱辛，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曰：“詩人吳梅村之墓”。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代大詩人吳偉業病逝，葬於蘇州元墓山之北。也許，吳偉業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他自幼體質不佳：“稟受尪羸，素有咯血之證，每一發舉，嘔輒數升，藥餌支持，僅延殘喘”，從小受雙親的庇護，性格懦弱，膽小怕事，不是血性之人。但對於文人，我們還是應盡量寬容，畢竟在那樣的時代，沒有害人的他已經算是愛惜羽毛之人。傳記作家王振羽評價吳偉業則相對客觀：吳梅村不是一個完人。我們不能僅因為吳梅村的仕清，就低估他在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這裏牽涉到對於某些曆史人物的評價標準問題。作為一個詩人，文化人，吳梅村的成就足垂千古；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文化傳承中，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雖然進入官場，但並不是一個政治家，麵對改朝換代的激烈政治動**，他困惑、猶豫、畏縮，患得患失直至失足失節，卻又以此後數十年的生命作了真誠的自省與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