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
“最近消失的光明”
俄羅斯的偉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發著光焰的，對於我的一代，曾經是照耀我們青春時代的最精純的光彩。在十九世紀終了時陰霾重重的黃昏，它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並慰撫我們青年的心魂。在法蘭西，多少人認為托爾斯泰不隻是一個受人愛戴的藝術家，而是一個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歐羅巴藝術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員，我願對於這神聖的回憶，表示我的感激與敬愛。
我懂得認識托爾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將永不會磨滅。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幹年之後，俄羅斯藝術的美妙花朵突然於法蘭西土地上出現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譯本在一切書店中同時發刊，而且是爭先恐後般的速度與狂熱。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間，在巴黎印行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與少年》《波利庫什卡》《伊萬·伊裏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說和通俗短篇小說。在幾個月、幾星期中，我們眼前發現了含有整個的偉大的人生的作品，反映著一個民族、一個簇新的世界的作品。
那時我初入高師。我和我的同伴們，在意見上是極不相同的。在我們的小團體中，有譏諷的與現實主義思想者，如哲學家喬治·杜馬，有熱烈的追懷意大利文藝複興的詩人，如蘇亞雷斯，有古典傳統的忠實信徒，有司湯達派與瓦格納派，有無神論者與神秘主義者，掀起多少辯論，發生多少齟齬。但在幾個月之中，愛慕托爾斯泰的情操使我們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愛他：因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對於我們全體又是人生的一個啟示，開向廣大的宇宙的一扇門。在我們周圍，在我們的家庭中，在我們的外省，從歐羅巴邊陲傳來的巨聲，喚起同樣的同情，有時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的故鄉尼韋奈，我聽見一個素來不注意藝術，對於什麽也不關心的中產者，居然非常感動地談著《伊萬·伊裏奇之死》。
我們的著名批評家曾有一種論見，說托爾斯泰思想中的精華都是汲取於我們的浪漫派作家：喬治·桑，維克多·雨果。不必說喬治·桑對於托爾斯泰的影響說之不倫，托爾斯泰是決不能忍受喬治·桑的思想的，也不必否認盧梭與司湯達對於托爾斯泰的實在的影響，總之不把他的偉大與魅力認為是由於他的思想而加以懷疑，是不應當的。藝術所賴以活躍的思想圈子是最狹隘的。他的力量並不在於思想本身，而是在於他所給予思想的表情，在於個人的調子，在於藝術家的特征，在於他的生命的氣息。
不論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否受過影響——這我們在以後可以看到——歐羅巴可從沒聽到像他那種聲音。除了這種說法之外，我們又怎麽能解釋聽到這心魂的音樂時所感到的懷疑的激動呢？——而這聲音我們已期待得那麽長久，我們的需要已那麽急切。流行的風尚在我們的情操上並無什麽作用。我們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樣，隻在讀過了托爾斯泰的作品之後才認識特·沃居埃著的《俄國小說論》。他的讚美比起我們的欽佩來已經遜色多了，因為特·沃居埃特別以文學家的態度批判。但為我們，單是讚賞作品是不夠的：我們生活在作品中間，他的作品已成為我們的作品了。我們的，由於他熱烈的生命，由於他的心的青春；我們的，由於他苦笑的幻滅，由於他毫無憐惜的明察，由於他們與死的糾纏；我們的，由於他對於博愛與和平的夢想；我們的，由於他對於文明的謊騙，加以劇烈的攻擊。且也由於他的現實主義，由於他的神秘主義，由於他具有大自然的氣息，由於他對於無形的力的感覺，由於他對於無窮的眩惑。
這些作品之於今日，不啻《少年維特之煩惱》之於當時：是我們的力強、弱點、希望與恐怖的明鏡。我們毫未顧及要把這一切矛盾加以調和，把這顆反映著全宇宙的複雜心魂納入狹隘的宗教的與政治的範疇；我們不願效法人們，學著布爾熱於托爾斯泰逝世之後，以各人的黨派觀念去批評他。仿佛我們的朋黨一旦竟能成為天才的度衡那樣！……托爾斯泰是否和我同一黨派，於我又有何幹？在呼吸他們的氣息與沐浴他們的光華之時，我會顧忌到但丁與莎士比亞是屬於何黨何派的麽？
我們絕對不像今日的批評家般說：“有兩個托爾斯泰，一是轉變以前的，一是轉變以後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對於我們，隻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愛他整個。因為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聯。
我的童年、《高加索紀事》、《哥薩克》
我們往昔不加解釋而由本能來感到的，今日當由我們的理智來證實了。現在，當這長久的生命到達了終點，展露在大家眼前，沒有隱蔽，在思想的國土中成為光明的太陽之時，我們能夠這樣做了。第一使我們驚異的，是這長久的生命自始至終沒有變更，雖然人家曾想運用藩籬把它隨處分隔，——雖然托爾斯泰自己因為富於熱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愛的時候，以為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愛，而認為這才是他的生命的開始。開始，重新開始。同樣的轉變，同樣的爭鬥，曾在他心中發生過多少次！他的思想的統一性是無從討論的——他的思想從來是不統一的——但可注意到他種種不同的因素，在他思想上具有時而妥協、時而敵對的永續性。在一個如托爾斯泰那樣的人的心靈與思想上，統一性是絕對不存在的，它隻存在於他的熱情的鬥爭中，存在於他的藝術與他的生命的悲劇中。
藝術與生命是一致的。作品與生命從沒比托爾斯泰的聯絡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時常帶著自傳性；自二十五歲起，它使我們一步一步緊隨著他的冒險生涯的矛盾的經曆。自二十歲前開始直到他逝世為止的日記，和他供給比魯科夫的記錄，更補充我們對於他的認識，使我們不獨能一天一天地明了他的意識的演化，而且能把他的天才所胚胎，他的心靈所借以滋養的世界再現出來。
豐富的遺產，雙重的世家（托爾斯泰與沃爾康斯基族），高貴的，古舊的，世裔一直可推到留裏克，家譜上有承侍亞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戰爭中的將軍，有拿破侖諸役中的英雄，有十二月黨人，有政治犯。家庭的回憶中，好幾個為托爾斯泰采作他的《戰爭與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親王沃爾康斯基，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的伏爾泰式的專製的貴族代表；他的母親的堂兄弟，尼古拉·格雷戈裏維奇·沃爾康斯基親王，在奧斯特利茨一役中受傷而在戰場上救回來的；他的父親，有些像尼古拉·羅斯托夫；他的母親，瑪麗亞公主，這溫婉的醜婦人，生著美麗的眼睛，醜的臉相，她的仁慈的光輝，照耀著《戰爭與和平》。
對於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大家知道《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的可愛的敘述極少真實性。他的母親逝世時，他還未滿兩歲。故他隻在小尼古拉·伊爾捷涅耶夫的含淚訴述中稍能回想到可愛的臉龐，老是顯著光輝四射的微笑，使她的周圍充滿了歡樂……
“啊！如果我能在艱苦的時間窺見這微笑，我將不知悲愁為何物了……”
但她的完滿的坦率，她的對於輿論的不顧忌，和她講述她自己造出來的故事的美妙的天才，一定是傳給他了。
他至少還能保有若幹關於父親的回憶。這是一個和藹的詼諧的人，眼睛顯得憂鬱，在他的食邑中度著獨立不羈、毫無野心的生活。托爾斯泰失怙的時候正是九歲。這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現實，心魂中充滿了絕望”。——這是兒童和恐怖的幽靈的第一次相遇，他的一生，一部分是要戰敗它，一部分是在把它變形之後而讚揚它。……這種悲痛的痕跡，在《童年時代》的最後幾章中有深刻的表露，在那裏，回憶已變成追寫他的母親的死與下葬的敘述了。
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古老宅邸中，他們一共是五個孩子。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即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於這所屋裏，直到八十二年之後逝世。五個孩子中最幼的一個是女的，名字叫瑪麗亞，後來做了女修士。（托爾斯泰在臨死時逃出了他自己的家，離別了家人，便是避到她那裏去。）——四個兒子：謝爾蓋，自私的、可愛的一個，“他的真誠的程度為我從未見過的”；——德米特裏，熱情的，深藏的，在大學生時代，熱烈奉行宗教，什麽也不顧，持齋減食，尋訪窮人，救濟殘廢，後來突然變成放浪不羈，和他的虔誠一樣暴烈，之後充滿著悔恨，在娼家為一個妓女脫了籍和她同居，二十九歲時患肺癆死了；——長子尼古拉是弟兄中最被鍾愛的一個，從他母親那裏繼承了講述故事的幻想，幽默的、膽怯的、細膩的性情，之後在高加索當軍官，養成了喝酒的習慣，充滿著基督徒的溫情。他亦把他所有的財產盡行分贈窮人。屠格涅夫說他“在人生中實行卑謙，不似他的兄弟列夫徒在理論上探討便自滿了”。
在那些孩兒周圍，有兩個具有仁慈的心地的婦人：塔佳娜姑母——托爾斯泰說：“她有兩項德行：鎮靜與愛。”她的一生隻是愛。她永遠為他人舍身……“她使我認識愛的精神上的快樂……”
另外一個是亞曆山德拉姑母，她永遠服侍他人而避免為他人服侍，她不用仆役，唯一的嗜好是讀《聖徒行傳》，和朝山的人與無邪的人談話。好幾個無邪的男女在他們家中寄食。其中有一個朝山進香的老婦，會背誦讚美詩的，是托爾斯泰妹妹的寄母。另外一個叫作格裏莎的，隻知道祈禱與哭泣……
“噢，偉大的基督徒格裏莎！你的信仰是那麽堅強，以至於你感到和神迫近，你的愛是那麽熱烈，以至於你的言語從口中流露出來，為你的理智無法駕馭。你頌讚神的莊嚴，而當你找不到言辭的時候，你淚流滿麵著匍匐在地下！”
這一切卑微的心靈對於托爾斯泰的長成上的影響當然是昭然若揭的事。暮年的托爾斯泰似乎已在這些靈魂上萌蘖，試煉了。他們的祈禱與愛，在兒童的精神上散播了信仰的種子，到老年時便看到這種子的收獲。
除了無邪的格裏莎之外，托爾斯泰在他的《童年時代》中，並沒提及助長他心魂發展的這些卑微人物。但在另一方麵，書中卻透露著這顆兒童的靈魂，“這顆精純的、慈愛的靈魂，如一道鮮明的光華，永遠懂得發現別人的最優的品性”，和這種極端的溫柔！幸福的他，隻想念著他所知道的不幸者，他哭泣，他願對他表現她的忠誠。他親吻一匹老馬，他請求原諒他使它受苦。他在愛的時候便感到幸福，即便是他不被人愛亦無妨。人們已經窺到他未來的天才的萌芽：使他痛哭身世的幻想；他的工作不息的頭腦——永遠努力要想著一般人所想的問題；他的早熟的觀察與回憶的官能；他的銳利的目光——懂得在人家的臉容上，探尋他的苦惱與哀愁。他自言在五歲時，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
幸而，他忘記了這種思念。這時節，他在通俗的故事，俄羅斯的神話與傳說，《聖經》的史略中組織出他的幻夢來，尤其是《聖經》中約瑟的曆史——在他暮年時還把其當作藝術的模範——和《天方夜譚》，為他在祖母家裏每晚聽一個目盲的講故事人坐在窗口上講述的。
他在卡讚地方讀書，成績平庸。人家說這兄弟三人：“謝爾蓋欲而能。德米特裏欲而不能。列夫不欲亦不能。”
他所經過的時期，真如他所說的“荒漠的青年時期”。荒涼的沙漠，給一陣陣狂熱的疾風掃**著。關於這個時期，他在《少年》，尤其是《青年》的敘述中，含有極豐富的、親切的懺悔材料。他是孤獨的。他的頭腦處於永遠的狂熱境界中。在一年內，他重新覓得並試練種種與他適當的學說。他愛作關於形而上的談話；他說：“尤其因為這種談話是那麽抽象，那麽暗晦，令人相信他說的話確是所想的，其實是完全說了別種事情。”斯多噶主義者，他從事於磨折他的肉體。伊壁鳩魯主義者，他又縱欲無度。以後，他複相信輪回之說。終於他墮入一種錯亂的虛無主義中：他似乎覺得如果他迅速地轉變，他將發現虛無即在他的麵前。他把自己分析，分析……
“我隻想著一樣，我想我想著一樣……”
這永無休止的自己分析，這推理的機能，自然容易陷於空虛，而且對於他成為一種危險的習慣，“在生活中時常妨害他”，據他自己說，但同時卻是他的藝術的最珍貴的泉源。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如《塞瓦斯托波爾雜記》。在這精神活動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這樣想。十六歲，他停止祈禱，不到教堂去了。但信仰並未死滅，它隻是潛匿著。
“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種東西。什麽？我不能說。我還相信神，或至少我沒有否認它。但何種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認基督和他的教義；但建立這教義的立場，我卻不能說。”
有時，他沉迷於慈悲的幻夢中。他曾想賣掉他的坐車，把賣得的錢分給窮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財為他們犧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為他們是和我一樣的人”。在某次病中，他寫了一部《人生的規則》。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的責任，“須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的探討：法律、醫學、語言、農學、曆史、地理、數學，在音樂與繪畫中達到最高的頂點”……他“相信人類的使命在於他的自強不息的追求完美”。
然而不知不覺地，他為少年的熱情、強烈的性感與誇大的自尊心所驅使，以至這種追求完美的信念喪失了無功利觀念的性質，變成了實用的與物質的了。他之所以要求他的意誌、肉體與精神達到完美，無非是因為要征服世界，獲得全人類的愛戴。他要取悅於人。
這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如猿猴一般的醜陋：粗獷的臉，又長又笨重，短發覆在前額，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陰沉的眼眶裏，矚視時非常嚴峻，寬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嘴唇，寬闊的耳朵。因為無法改變這醜相，在童年時他已屢次感到絕望的痛苦，他自命要實現成為“一個體麵人”。這種理想，為要做得像別個“體麵人”一樣，引導他去賭博、借債，徹底的**。
一件東西永遠救了他：他的絕對的真誠。
“你知道我為何愛你甚於他人，”涅赫留多夫和他說，“你具有一種令人驚訝的少有的品性：坦白。”
“是的，我老是說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
在他最**的時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
“我完全如畜類一般地生活，”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是墮落了。”
用著分析法，他仔仔細細記出他的錯誤的原因：
“一、猶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無謂的羞慚；五、心緒惡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慮。”
這種獨立不羈的判斷，在大學生時代，他已應用於批評社會法統與知識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學教育，不願做正當的曆史研究，為了思想的狂妄被學校處罰。這時代，他發現了盧梭，《懺悔錄》和《愛彌兒》。對於他，這是一個晴天霹靂。
“我向他頂禮。我把他的肖像懸在頸下如聖像一般。”
他最初的幾篇哲學論文便是關於盧梭的詮釋。
然而，對於大學和“體麵人”都厭倦了，他重新回來住在他的田園中，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故鄉（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一）；他和民眾重新有了接觸，他借口要幫助他們，成為他們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這時期的經驗在他最初幾部作品中便有敘述，如《一個紳士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優異的小說，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愛用的托名：涅赫留多夫親王。
涅赫留多夫二十歲。他放棄了大學去為農民服務。一年以來他幹著為農民謀福利的工作；其次，去訪問一個鄉村，他遭受了似嘲似諷的淡漠，牢不可破的猜疑，因襲，渾噩，下流，無良……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費。回去時他心灰意懶，他想起他一年以前的幻夢，想起他的寬宏的熱情，想起他當年的理想，“愛與善是幸福，亦是真理，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與真理”。他覺得自己是戰敗了，他羞愧而且厭倦了。
“坐在鋼琴前麵，他的手無意識地按著鍵盤。奏出一個和音，接著第二個、第三個……他開始彈奏。和音並不完全是正則的；它們往往平凡到庸俗的程度，絲毫表現不出音樂天才；但他在其中感到一種不能確定的、悲哀的樂趣。每當和音變化時，他的心跳動著，等待著新的音符來臨，他以幻想來補足一切缺陷。他聽到合唱，聽到樂隊……而他的主要樂趣便是由於幻想的被迫的活動，這些活動顯示給他最多變的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形象與情景，無關聯的，但是十分明晰……”
他重複看到剛才和他談話的農人，下流的、猜疑的、說謊的、懶惰的、頑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們，隻是他們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壞處了，他以愛的直覺透入他們的心。在此，他窺到他們對於壓迫他們的命運所采取的忍耐與退讓的態度，他們對於一切褊枉的寬恕，他們對於家庭的熱情，和他們之所以具有因襲的與虔敬忠誠的原因。他喚起他們勞作的日子，疲乏的，然而健全的……
“這真美，”他喃喃地說，“我為何不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呢？”
整個的托爾斯泰已包藏在第一篇短篇小說的主人翁中：在他的明確而持久的視覺中，他用一種毫無缺陷的現實主義來觀察人物；但他閉上眼睛時，他重又沉入他的幻夢，沉入他對於人類中的愛情中去了。
但一八五〇年左右的托爾斯泰並沒如涅赫留多夫那般忍耐。亞斯納亞令他失望，他對於民眾亦如對於優秀階級一樣地厭倦了；他的職分使他覺得沉重，他不複能維持下去。此外，他的債權人緊逼著他。一八五一年，他避往高加索，遁入軍隊中，在已經當了軍官的他的哥哥尼古拉那裏。
他一到群山環繞的清明的境域，他立刻恢複了，他重新覓得了上帝：“昨夜，我差不多沒有睡覺……我向神祈禱。我無法描寫在祈禱時所感到的情操的甘美。我先背誦慣例的禱文，以後我又祈禱了長久。我願欲什麽十分偉大的，十分美麗的東西……什麽？我不能說。我欲把我和‘神’融和為一，我請求他原諒我的過失……可是不，我不請求這個，我感到，既然他賜予我這最幸福的時間，他必已原諒我了。我請求，而同時我覺得我無所請求，亦不能且不知請求。我感謝了他，不是用言語，亦不是在思想上……僅僅一小時之後，我又聽到罪惡的聲音。我在夢著光榮與女人的時候睡著了，這比我更強力。不打緊！我感謝神使我有這一刻看到我的渺小與偉大的時間。我欲祈禱，但我不知祈禱；我欲徹悟，但我不敢。我完全奉獻給你的意誌！”
肉情並未戰敗（它從沒有被戰敗），情欲與神的爭鬥秘密地在心中進展。在《日記》中，托爾斯泰記述三個侵蝕他的魔鬼：一、賭博欲，可能戰勝的。二、肉欲，極難戰勝的；三、虛榮欲，一切中最可怕的。
在他夢想著要獻給別人而犧牲自己的時候，肉欲或輕浮的思想同時占據著他：某個高加索婦人的形象使他迷戀，或是“他的左麵的胡須比右麵的豎得高時會使他悲哀”。——“不妨！”神在這裏，再也不離開他了。即便是鬥爭的騷亂也含有繁榮之機，一切的生命力都受著激勵了。
“我想我當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輕佻的思念，實在是至高的主宰給我的感應。神靈的手指點著我，我不息地感謝他。我覺得在此我變得好了一些，而我確信我一切可能的遭遇對於我隻會是福利，既然是神自己的意誌要如此……”
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謝神恩的歌。它布滿了花朵。一切都好，一切都美。一八五二年，托爾斯泰的天才吐出它初期的花苞：《童年時代》《一個紳士的早晨》《侵略》《少年時代》；他感謝使他繁榮的上帝。
《童年時代》於一八五一年秋在蒂弗裏斯地方開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皮亞季戈爾斯克地方完成。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裏，在戰爭驚心動魄的危險中，在一意要發現為他所從未認識的熱情的世界時，托爾斯泰居然會在這第一部作品中追尋他過去生活的回憶。但當他寫《童年時代》時，他正病著，軍隊中的服務中止了；在長期休養的閑暇中，又是孤獨又是痛苦，正有感傷的傾向，過去的回憶便在他溫柔的眼前展現了。最近幾年的頹廢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盡般的緊張之後，去重溫“無邪的、詩意的、快樂的、美妙的時期”的幼年生活，追尋“溫良的、善感的、富於情愛的童心”，於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滿了青春的熱情，懷著無窮盡的計劃，他的循環式的詩情與幻想，難得采用一個孤獨的題材，他的長篇小說，實在不過是他不能實現的巨大的曆史的一小部分罷了；這時節，托爾斯泰把他的《童年時代》隻當作《一生四部曲》的首章，它原應將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內，以由自然而獲得神的啟示一節為終結。
之後，托爾斯泰對於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時代》，表示十分嚴酷的態度。
“真是糟透了，”他和比魯科夫說，“這部書缺少文學的誠實！……其中簡直沒有什麽可取。”
但隻有他一個人抱有這種見解。本書的原稿，不寫作者的名字，寄給俄羅斯知名雜誌《現代人》，立刻被發表了（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而且獲得普遍的成功，為歐羅巴全部的讀者所一致確認的。然而，雖然其中含有魅人的詩意，細膩的筆致，精微的情感，我們很可懂得以後它會使托爾斯泰憎厭。
它使他憎厭的理由正是使別人喜愛的理由。我們的確應當說：除了若幹地方人物的記載與極少數的篇幅中含有宗教情操，與感情的現實意味足以動人之外，托爾斯泰的個性在此表露得極少。書中籠罩著一種溫柔的感傷情調，為以後的托爾斯泰所反感，在別的小說中所摒除的。這感傷情調，我們是熟識的，我們熟識這些幽默和熱淚，它們是從狄更斯那裏來的。在他八十一年的最愛的讀物中，托爾斯泰在《日記》中說過：“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巨大的影響。”他在高加索時還在重新瀏覽這部小說。
他自己所說的還有兩種影響：斯特恩與特普費爾。“我那時，”他說，“受著他們的感應。”
誰會想到《日內瓦短篇》竟是《戰爭與和平》的作者的第一個模型呢？可是一經知道，便不難在《童年時代》中找到它們熱情而狡猾的純樸移植在一個更為貴族的天性中的痕跡。
因此，托爾斯泰在初期，對於群眾已是一個曾經相識的麵目。但他的個性不久便開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時代》那麽純粹那麽完美的《少年時代》（一八五三），指示出一種更特殊的心理，對於自然的強烈的情操，一顆為狄更斯與特普費爾所沒有的苦悶的心魂。《一個紳士的早晨》（一八五二年十月）中，托爾斯泰的性格，觀察的大膽的真誠，對於愛的信心，都顯得明白地形成了。這短篇小說中，他所描繪的若幹農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間故事》中最美的描寫的發端，例如他的《養蜂老人》在此已可窺見它的輪廓：在樺樹下的矮小的老人，張開著手，眼睛望著上麵，光禿的頭在太陽中發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圍飛舞，不刺他而在他頭頂上環成一座冠冕……
但這時期的代表作卻是直接灌注著他當時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紀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壯麗的景色，尤其動人：在一條河流旁邊，在萬山叢中的日出；以強烈生動的筆致寫出陰影與聲音的夜景；而晚上，當積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霧氛中消失的時候，士兵的動人的歌聲在透明的空氣中飄**。《戰爭與和平》中的好幾個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嚐試著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個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絕非為了他個人的高興，而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他是“那些樸實的，鎮靜的，令人歡喜，用眼睛直望著他的俄羅斯人物”中之一員。笨拙的，有些可笑的，從不理會他的周圍的一切，在戰事中，當大家都改變時，他一個人卻不改變；“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見的那樣，同樣鎮靜的動作，同樣平穩的聲調，在天真而陰鬱的臉上亦是同樣質樸的表情。”在他旁邊，一個中尉，扮演著萊蒙托夫的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卻裝作似乎粗野蠻橫。還有那可憐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興得了不得，可愛又可笑的，準備抱著每個人的頸項親吻的小家夥，愚蠢地死於非命，如彼佳·羅斯托夫。在這些景色中，顯露出托爾斯泰的麵目，冷靜地觀察著而不參與他的同伴們的思想；他已經發出非難戰爭的呼聲：
“在這如此美麗的世界上，在這廣大無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們難道不能安適地生活麽？在此他們怎能保留著惡毒、仇恨和毀滅同類的情操？人類心中一切惡的成分，一經和自然接觸便應消滅，因為自然是美與善的最直接的表現。”
在這時期觀察所得的別的高加索紀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間才寫成，例如《伐木》，一種準確的寫實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滿了關於俄羅斯軍人心理的奇特的記載——這是預示未來的記錄；一八五六年又寫成《在別動隊中和一個莫斯科的熟人的相遇》，描寫一個失意的上流人物，變成一個放浪的下級軍官，怯懦、酗酒、說謊，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輕視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殺的意念，他們中最渺小的也要勝過他百倍。
在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著這第一期山脈的最高峰，托爾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說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是高加索的頌詩：《哥薩克》。白雪連綿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著它們巍峨的線條，它們的詩意充滿了全書。在天才的開展上，這部小說是獨一無二之作，正如托爾斯泰所說的：“青春的強有力的神威，永遠不能複得的天才的飛躍。”春泉的狂流！愛情的洋溢！
“我愛，我那麽愛！……勇士們！善人們！他反複地說，他要哭泣。為什麽？誰是勇士？他愛誰？他不大知道。”
這種心靈的陶醉，無限製地流溢著。書中的主人翁奧列寧和托爾斯泰一樣，到高加索來尋求奇險的生活；他迷戀了一個高加索少女，沉浸於種種矛盾的希望中。有時他想，“幸福，是為別人生活，犧牲自己”；有時他想，“犧牲自己隻是一種愚蠢”；於是他簡直和高加索的一個老人葉羅什卡同樣地想，“一切都是值得的。神造出一切都是為了人類的歡樂。沒有一件是犯罪，和一個美麗的女子玩不是一樁罪惡而是靈魂得救。”可是又何用思想呢？隻要生存便是。生存是整個的善，整個的幸福，至強的、萬有的生命：“生”即是神。
一種狂熱的自然主義煽惑而且吞噬他的靈魂。迷失在森林中，“周圍盡是野生的草木，無數的蟲鳥，結隊的蚊蚋，幽暗的綠翳，溫暖而芬芳的空氣，在草葉下麵到處潛流著濁水”，離開敵人的陷阱極近的地方，奧列寧“突然感到無名的幸福，依了他童時的習慣，他劃著十字，感謝著什麽人”。如一個印度的托缽僧一般，他滿足地說。他獨自迷失在吸引著他的人生的旋渦中，到處潛伏著的無數看不見的生物窺伺著他的死，成千成萬的蟲類在他周圍嗡嗡地互相喊著：“這裏來，這裏來，同伴們！瞧那我們可以刺一下的人！”
顯然他在此不複是一個俄羅斯士紳，莫斯科的社會中人，某人某人的朋友或親戚，而隻是一個生物，如蚊蚋，如雉鳥，如麋鹿，如在他周圍生存著徘徊著一切生物一樣。
——他將如它們一般生活，一般死亡。
“青草在我上麵生長。……”
而他的心是歡悅的。
在青春的這一個時間，托爾斯泰生活在對於力、對於人生之愛戀的狂熱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對著自然他發泄他的悲愁、他的歡樂和他的愛情。但這種羅曼蒂克的陶醉，從不能淆亂他的清晰的目光。更無別的足以和這首熱烈的詩相比，更無別的能有本書中若幹篇幅的強有力的描寫，和真切的典型人物的刻畫。自然與人間的對峙，是本書的中心思想，亦是托爾斯泰一生最愛用的主題之一，他的信條之一，而這種對峙已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鳴曲》的若幹嚴酷的語調，以指責人間的喜劇。但對於一切他所愛的人，他亦同樣的真實；自然界的生物，美麗的高加索女子和他的朋友們都受著他明辨的目光燭照，他們的自私、貪婪、狡獪惡習，一一描畫無遺。
高加索，尤其使托爾斯泰喚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們對於這真理精神的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當的闡發。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為條件才告訴他青春時代的心腹，他的年輕的亞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發表他的信仰”。
“兒時，”他說，“我不加思想，隻以熱情與感傷而信仰。十四歲時，我開始思慮著人生問題。而因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論調和，我把毀滅宗教當作一件值得讚美的事……於我一切是明白的、論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卻並沒安插它的地位……以後，到了一個時期，人生於我已毫無秘密，但在那時起，人生亦開始喪失了它的意義。那時候——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獨的，苦惱的。我竭盡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個人一生隻能這樣地做一次那樣。……這是殉道與幸福的時期。從來（不論在此時之前或之後）我沒有在思想上達到那樣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這兩年中的深刻的觀察，而那時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為我的信念……在這兩年的持久的靈智工作中，我發現一條簡單的，古老的，但為我是現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發現人類有一點不朽性，有一種愛情，為要永久幸福起見，人應當為了別人而生活。這些發現使我非常驚訝，因為它和基督教相似，於是我不複向前探尋而到《聖經》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麽東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聖典，什麽都沒有……但我竭盡我靈魂的力量尋找，我哭泣，我痛苦，我隻是欲求真理……這樣，我和我的宗教成為孤獨了。”
在信末，他又說：
“明白了解我啊！……我認為，沒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願占有它較占有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更牢固，我覺得沒有它我的心會枯萎……但我不信仰。為我，是人生創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創造人生……我此時感到心中那麽枯索，需要一種宗教。神將助我。這將會實現……自然對於我是一個引路人，它能導引我們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認識的道路。這條路，隻有在每人的深刻處才能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