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體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對群體的特點做更細致的研究,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狂熱宗教信仰的時代,還是政治大動**的時代,都有同樣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沒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稱呼了,這就是偶像崇拜。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沒有推理能力,對於觀念,群體不是全盤接受,就是完全拒絕;對群體產生影響的暗示,會徹底征服他們的理解力,並且使情緒傾向立刻變成行動。對群體給予恰當的影響,他們就會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由於群體隻會產生狂暴而極端的情緒,同情心很快就會變成崇拜;如果群體心生厭惡,幾乎會立刻變為仇恨。假如我們對群體的這些特點做更細致的研究,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狂熱宗教信仰的時代,還是政治大動**的時代,都有同樣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沒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稱呼了,這就是偶像崇拜。

這種感情十分簡單,生命對某種力量的畏懼,使得信徒盲目服從偶像的命令,信徒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對偶像的信條展開討論,他們有著傳播偶像信條的強烈願望,並會把不接受這些信條的任何人都視為仇敵。這種感情涉及的無論是看不見的上帝,還是一具木雕、石像,某個英雄或政治觀念,隻要具有上述特點,便成為一種宗教感情。

路易十五時期,聖格美伯爵聲稱自己發現了長生不老藥和點金石,誇耀自己活了兩千多年,無數人相信了他的鬼話。他當時約七十歲,但看起來隻有四十多歲,氣色非常好。他是個博學多才的人,當被問到他與古代聖賢交往的狀況時,他對答如流,沒有任何破綻。能夠隨意進出社交明星龐帕德夫人化妝間的隻有他一個人。夫人很喜歡與他聊天,伯爵在她麵前表現得很謙虛,但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眾開始迷信一個人,常常會攀比誰更迷信。

巴黎到處都在流這位伯爵的傳奇故事。幾個喜歡惡作劇的年輕人進行了一項試驗:他們雇用了一位喜劇演員,讓他扮成聖格美伯爵的模樣,站到大街上去吹牛。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說自己曾經與救世主共進晚餐,而且把酒變成了水;他和耶穌是親密好友,耶穌經常警告他不可太**,否則就會晚景淒涼。這位假伯爵驚訝地發現,民眾簡直什麽都相信,甚至連如此褻瀆神靈的話也毫不懷疑。

如果一個人隻崇拜某個神,那還算不上是虔誠的信徒,隻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無條件地服從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動的目標與準繩時,才能說他是個虔誠的信徒。

偏執與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侶。凡自信掌握了現世或來世幸福秘密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表現。17世紀初,德國“玫瑰十字”教派正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幾乎所有的夢想家和煉金術師都加入了這個教派。他們稱教派的前八名成員能夠包治百病,如果他們願意,還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毀成粉末。這些人信誓旦旦地聲稱加入“玫瑰十字會”的人有神保佑,可獲得創造奇跡的魔力。所有會員都能消除瘟疫,平息狂風暴雨,能騰雲駕霧一日千裏,還能夠打敗惡魔、治療百病。

這種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傳染,使他們變得狂熱,最終演變成偏執的宗教狂。

恐怖統治時代的雅各賓黨人,骨子裏和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虔誠,他們殘暴的**也有著同樣的來源。

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狂熱的宣傳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點,群體的信念也如此,他們的一切信念都帶著宗教的形式。被某個群體擁戴的英雄,在這個群體看來就是一尊真正的神。拿破侖當了15年這樣的神,他比任何一尊神得到的崇拜都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於死地。基督教的神和異教徒的神,對他們的信徒都從未實行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身為領袖,如果想要讓自己創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條站住腳,就必須成功地激起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群體無時無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夠讓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夠讓他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

德·庫朗熱在論述羅馬高盧人的傑作中指出,維持著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整個帝國的武裝力量,隻有區區30個軍團,卻能夠讓整整一億人俯首聽命。秘訣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們服從的原因在於,皇帝是羅馬偉業的人格化象征,他像神一樣得到了全體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內,即使最小的城鎮也設有膜拜皇帝的祭壇。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都可以看到新宗教的興起。在基督教興起之前,整個高盧地區都建起了和裏昂城附近的廟宇相似的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殿。為了維持這種機製,每個城市還專門選舉出一名大祭司,他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權力與威信都淩駕於市政官與治安官之上……顯然不能把這一切歸因於畏懼和奴性,不可能整個民族全是奴隸,尤其不可能是長達3個世紀的奴隸。崇拜君主的並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羅馬;不僅僅是羅馬,還有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如今,大多數支配著人們頭腦的大人物,已經不再設立聖壇,但是他們還有雕像,或者追隨者手裏有他們的畫像,信徒對他們的崇拜行為和前人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遜色。群眾首先需要一個上帝!偶像崇拜永遠不會消亡,因為群眾需要宗教。

不要認為偶像崇拜隻是過去時代的神話,早已被理性徹底清除。在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衝突中,理性從沒有失敗過。大眾長期被感情奴役著。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對象,古代的神也無緣擁有這樣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無論時代進步到何種程度,即使不再有聖壇與雕像存在,也會有新的形式來替代。

研究過大眾運動的人知道,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大眾的宗教本能是多麽容易複活。1886年,那位鼓吹對德複仇的布朗熱將軍開始擔任陸軍部長。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裏,都能找到這位英雄的畫像。他成了匡扶正義、鏟除邪惡的全能英雄,成千上萬的人願意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不是因為他性格懦弱臨陣怯場,不敢發動政變的話,以他傳奇的名望,定能在曆史的偉人名單上占據一席之地。

群眾需要宗教這一論點已是無用的老生常談,任何想在群眾中紮根的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都必須采取宗教的形式,這是種把危險排除在外的討論形式。除了宗教之外,沒有一個團體能夠排除對危險的討論,而危險,往往是分裂的開端。即使要群眾接受的是無神論,這種信念也得表現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執,隻有表現出頂禮膜拜地服從,才可能被群體接受。

實證主義者這個小宗派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例證。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深刻的思想家曾是一位虛無主義者,是虔誠的有神論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啟發而突然覺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仙和聖人的畫像,吹滅了蠟燭,立刻用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

說到底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沒有絲毫變化,變化的隻有宗教信仰的對象。

除非我們長期采取宗教形式研究群體信念,否則便不可能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曆史事件。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更需要著眼於心理學,而不是自然主義的角度。史學家泰納隻從自然主義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看不到某些事件的起源。

他對事實有充分的討論,但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他不是總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曆史大革命中的血腥、混亂和殘忍一麵讓他驚恐,但他不能看出那些偉大戲劇英雄的背後還有一群癲狂的野蠻人肆意妄為,有一群人對自己的本能毫不加約束。

包括這場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殺,它對宣傳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統統因為泰納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沒。隻有認識到這場革命不過是新宗教信仰在群眾中建立起來導致的,才會得到恰當的解釋。除了法國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聖巴托洛繆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勵的群眾所為,凡是懷有這種感情的人,必然會千方百計將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斬草除根。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僅在1483到1498年間,就以火刑處置了10萬人。這種極端而殘酷的辦法並不稀奇,凡是那些有著真誠而不屈信念的人,都會采用這樣的辦法來對付反對者。假如他們采用了別的辦法,他們的信念也就不該得到這樣的評語了。

上文所述事件,隻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製者也無法製造出這些事件來。握有絕對權力的專製君主,充其量加快或延緩其顯靈的時間罷了。當史學家告訴我們聖巴托洛繆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時,他對群體心理的理解就表現得和君王一樣無知。所有的屠殺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來發布,卻必須由群體來貫徹。在這些事件的深處,我們找到的絕不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是群體靈魂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