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培根在《談諍諫》一文中寫道：“多讀書是有好處的，尤其是讀那些在公眾舞台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寫的書。”您現在拿在手裏的恰好就是這麽一本書。我們先談談培根在人生舞台上扮演過哪些重要角色，然後再說這是一本什麽樣的書。
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生於一個官宦之家，父親尼古拉·培根是伊麗莎白女王的掌璽大臣，母親是文藝複興時代一個博學多才的貴族婦女，而她的妹夫就是伊麗莎白的重臣伯利勳爵。有這種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再加上才華出眾，培根自然就有出入宮廷的機會。早在孩提時代，培根就被伊麗莎白稱為“朕的小掌璽大臣”。雄心勃勃的培根自然期望得到一條謀取功名利祿的捷徑。他十二歲時就上了劍橋大學，但小小年紀，對大學的教育體製和當時主宰學術研究的亞裏士多德哲學體係十分反感。兩年以後，他跟隨英國駐法大使到巴黎去學習統計學和外交。又過了兩年，父親突然病故。培根隻好回到倫敦。因為不是長子，沒有繼承到多少遺產，隻得投靠權勢很大的姨父，可是伯利勳爵卻妒忌培根的才華，根本不想幫培根的忙。培根隻好自謀出路，開始學習法律。1582年，培根開業當律師，很快聲名大振。他才氣過人，著書立說，名氣很大，二十三歲時就當上了議員，並極力想博得女王的青睞，但成效不顯著。後來，培根與女王的年輕寵臣埃塞克斯伯爵交上了朋友。埃塞克斯伯爵曾幾度向女王推薦培根擔任要職，但均未成功。伯爵覺得過意不去，便將自己在特威克納姆的價值兩千英鎊的田產贈予培根。後來埃塞克斯兵敗愛爾蘭，且不顧女王的指令，擅自返回倫敦，於是被女王下令拘留。埃塞克斯獲釋後，培根並沒有與他斷絕交往。不久，埃塞克斯策劃推翻女王，事情泄露後又遭逮捕。這時，培根作為女王的高級法律顧問，經過調查，起草了一份報告，認定埃塞克斯犯了叛國罪。最後埃塞克斯被處死。培根作為埃塞克斯的朋友，看起來完全與埃塞克斯劃清了界線，可算是一名“識時務”的“俊傑”。不過，培根的這種做法在當時頗遭人們的非議，後來他振振有詞地替自己辯解了一番。培根在這一案件中沒有受到株連，但也沒有立功受獎得到女王的提拔。
伊麗莎白於1603年駕崩，蘇格蘭王詹姆斯繼位。這對培根來說算是時來運轉了。1613年他被任命為首席檢察官；1617年當上了掌璽大臣；1618年又成為大法官，而且多次接受貴族封號。1603年他受封為爵士，1618年受封為維魯蘭男爵，1620至1621年受封為聖阿爾班子爵。正當培根春風得意、青雲直上之時，1621年因卷入一起受賄案遭到了議會的彈劾。培根無法否認自己的罪狀，隨後受到如下判決：交納四萬英鎊罰金，監禁在倫敦塔以候王命，削去一切官職，等等。不過，他最後還是被從寬發落，僅僅被監禁了四天，罰金基本上免除，隻是削官為民了事。
仕途無望以後，培根隻好回家繼續他的學術研究。1626年年初，他想實驗一下冷凍防腐的可能性，便殺了一隻雞，把雪填進雞肚子，結果不幸自己受了風寒，不久離開了人世。
培根盡管熱衷於做官，但他的誌向遠遠不隻在這一個方麵。他想給不幸的愛爾蘭帶來和平安定；他想簡化英國法律；他想改革教會；他想研究自然；他要建立一種新的哲學。要達到這些目的，他除了利用做官的地位和權勢外，還一直通過著書立說來推行他的各種主張。由於他親自經曆了宦海的浮沉，閱曆豐富，眼界開闊，思想敏銳，因而他寫出的東西能夠力透紙背，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1597年，培根的《隨筆集》出版了，雖隻有十篇短文，但影響很大。之後他反複修改增訂，於1612年和1625年先後出了兩個增訂本，最後一個版本收入隨筆五十八篇。
歐美的隨筆作為一種文學樣式，是由法國散文家蒙田首創的。蒙田於1580年出版了一本題名為Essais（隨筆）的集子，文筆輕鬆自然，親切隨和。培根是第一位英文隨筆作家，他的隨筆論述的題目有跟蒙田相近的，但寫法迥然不同。在隨後的數百年裏，按蒙田的路子寫隨筆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能用培根的手法寫隨筆。那麽，培根的隨筆到底有些什麽特點呢？
翻開培根的《隨筆集》，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文章短小。五十八篇隨筆中，很多都不超過千字，個別最長的也隻有五千多字。培根的同時代人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一劇中借波洛涅斯之口說：“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冗長是乏味的枝葉、膚淺的花飾。”培根自己也在《談快捷》一文中說：“冗長而玄妙的講話不利於快捷，就像長袍曳裙不利於賽跑一樣。”所以培根力求以最短的篇幅擺足事實，講清道理，摒棄那種空洞、膚淺、絮聒的毛病，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練、沉重有力。幾乎篇篇警句格言層見疊出。下麵是一些信手拈來的例子：
德行猶如寶石，鑲嵌在素淨處最佳。（《談美》）
成人懼怕死亡，恰如兒童怕進黑暗。（《談死亡》）
初生的幼崽總是其貌不揚，革新也莫不如此，因為它們都是時間的幼兒。（《談革新》）
美德如同名貴的香料，焚燒碾碎時最顯芬芳。因為幸運最能揭露惡行，而厄運則最能發現美德。（《談厄運》）
夫妻之愛創造了人類，朋友之愛完善了人類，而**之愛敗壞、作踐了人類。（《談愛情》）
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侶、老年人的保姆。（《談結婚與獨身》）
像這樣的至理名言俯拾即是，而且大多不在開頭，就在結尾。上麵的前三個例句是文章開頭的句子，後三個例句則在結尾處。這種語句放在開頭，具有雄奇有力、引人入勝的作用；放在結尾，則有概括全文、餘味無窮的效應。
培根的隨筆沒有西方很多散文隨筆作家的那種散漫和隨意，而具有詩的凝練圓滿、小說的布局嚴謹。如同他的《談園林》《談建房》裏描繪的園林和建築一樣，給人提供了一幅井然有序、層次分明的圖畫：五十八篇隨筆，篇篇結構嚴密，行文緊湊，我們不妨以他最長的一篇《談國家的真正強大》為例，看看它的篇章結構：
一、政治家：
1. 很多是無能之輩；
2. 有的隻能維持現狀；
3. 少數能使小邦變成大國。
二、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
1. 不在於城郭、武庫等方麵；
2. 不在於軍隊的人數；
3. 而在於人的才能和氣質（例如，阿爾貝拉戰役、提格拉尼斯、梭倫）。
三、怎樣才能變得強大：
1. 避免苛捐雜稅；
2. 鼓勵平民和“自由仆役”（即武裝扈從）；
3. 允許異族入籍歸化，以斯巴達為戒，學習羅馬人的做法；
4. 讓外國人去從事室內技藝；
5. 全民崇尚武功：
6. 嚴密注視可以興兵的正當理由；
7. 掌握製海權；
8. 獎勵戰士。
四、通過戰爭，國君顯得更加偉大，國家可以更加富強。
無論從前麵摘引的語句，還是從這篇文章的提綱看，我們初步會有這麽一種印象：培根的隨筆不是文人的閑適小品和遊戲筆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會、富國利民為目的進行說教的，所以從內容到形式都講求實用。而講求實用也是盎格魯-撒克遜整個民族的特色。五十八篇隨筆涉及國家、人生的各個方麵。但每篇的核心都離不開人或國家的利害關係，也就是涉及什麽有益，什麽有害，人應當如何做，不應當如何做，如何處理一些具體實際的問題。如在《談諍諫》一文中他竟然連接見來訪者時桌子怎麽擺都講到了：“擺一張長桌和一張方桌，還是牆附近擺一些座位，似乎隻是形式問題，其實是實質問題。因為擺一張長桌，幾個坐在上手的人實際上就可以左右全局。然而如果采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進諫者的諍諫就更有用處了。”
培根用客觀冷靜的筆調寫這些短小精悍的說教文章。他不追求抒情效果，不賣弄幽默風趣，不談自己。所以讀培根的隨筆你聽不到作者靈魂的絮語，也不像一位朋友在娓娓談心，倒好像是在聽一位高人賜教、一位法官判案。
培根這種獨特的文體得益於他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條理化，得益於他從事法律工作文字的準確性，而且還受到拉丁文的影響。培根的許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他以拉丁化的句法寫英文，精短雋永，組織嚴密。他知道什麽時候應當用合適的比喻把思想表現得格外鮮明，有時還給他的思想披上一層想象的光彩與魅力。難怪大詩人雪萊在他的著名論文《詩辯》中說：“培根勳爵是一位詩人。他的語言有一種甜美而莊嚴的節奏。這滿足我們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滿足我們的智力那樣；他的文章的調子，波瀾壯闊，衝擊你心靈的局限，帶著你的心一起傾瀉，湧向它永遠與之共鳴的宇宙萬象。”正因為如此，一本由五十八篇短文組成的《隨筆集》讓培根在世界文學史上奠定了偉大散文家的地位。
然而，培根在哲學上的貢獻更加偉大，馬克思稱他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在這一方麵雄心勃勃，計劃寫一部名為《偉大的複興》的巨著，全書計劃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人類一切知識的分類總結，1605年出版的《學術的進展》是第一部分的概論。《學術的進展》批判了貶損知識的蒙昧主義，並從宗教的信仰、國家的文治武功、社會的發展、個人的道德品行等各個方麵論證了知識的巨大作用和價值，為培根後來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口號打下了基礎。
1620年出版的培根的《新工具論》是未完成的《偉大的複興》的第二部分。《新工具論》是針對亞裏士多德的《工具論》而發的。所謂“新工具”，就是使用理性和實驗，而不是亞裏士多德的舊邏輯，因為對於科學的發現來說，舊邏輯無所作為，它使來自粗淺的概念的錯誤確定下來，變得根深蒂固，而無助於追求真理。因此培根認為為了發現真理，人必須做兩件事情。其一就是排除一切偏見或假象。培根把這些假象分為四類：一，“部落假象”，即各個種族通行的思想方法造成的偏見；二，“洞穴假象”，即個人的癖好和偏見；三，“市場假象”，是由語言錯誤所造成的；四，“劇場假象”，也就是人們不可靠的傳統。其二就是摒除這些假象以後，我們必須審查自然，必須通過實驗收集事實，把它們整理得井然有序，再找出它們存在的規律。
1626年出版的《新大西島》類似於一本科幻小說，描寫的是海外的一個理想國。這部未完成的作品跟托馬斯·莫爾著名的《烏托邦》類似，但二者仍有重要區別：烏托邦的居民之所以快樂，全是因為他們能運用理智；新大西島的居民之所以快樂，卻是因為他們能做研究與實驗。後者的中心是一個名叫“所羅門宮”的研究院，他們每年派遣許多船隻到世界各地，收取關於新發明和新發現的報告。培根的新大西島比穆爾的烏托邦更合乎實際，但也隻是培根的夢想。
培根的著作遠遠不止這幾種，但由於本書未收，這裏不再一一介紹。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對培根是這樣評價的：“他擁有高度的閱曆，‘豐富的想象，有力的機智，透徹的智慧，他把這種智慧用在一切對象中最有趣的那個對象，即通常所謂的人世上。在我們看來，這是培根的特色。他對人的研究要比對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學家的錯誤要比研究哲學的錯誤多得多。事實上，他並不喜愛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這種屬於哲學思考的東西，我們在他那裏很少見到。‘他的著作雖然充滿著最美妙、最聰明的言論，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隻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話常常被人拿來當作格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公元前五世紀的中國哲人的話完全適用於公元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培根可以說是個有言無德的人。他在文章中宣揚節儉，但他的生活卻極為闊綽。他當大法官時，光倫敦私宅裏的仆人就數以百計，而且個個自以為是，連培根的母親也對此口出怨言。他主張廉潔，但結果自己受賄丟官，弄得身敗名裂。他的治國處世的觀點，大有中國法家的氣息，注重“法”“術”“勢”，提倡利己主義。這也許是文藝複興時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觀點吧。
培根的《隨筆集》副標題為《道德與國事諫議》，它們都是一些我們中國人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國事變化日新月異，不僅對於我們，就是對於現在的英國人，培根四百年前針對當時宗教信仰、國計民生的獻策已失去了時效。我們不妨把它們看作大英帝國開始崛起時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從中汲取合理的成分。相比之下，道德卻穩定得多。古今中外，不管什麽宗教，何種信仰，對殺人放火、貪贓枉法甚至鋪張奢靡從來沒有正麵宣揚，盡管任何社會這些現象都或多或少存在。雖然有人戲言“誠實是愚蠢的代名詞”，但從來沒有什麽黨紀國法號召人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同誌、對親友陽奉陰違。所以培根關於修身齊家的議論更具有現實意義。培根身為貴族重臣，他似乎心目中沒有平民百姓。因此，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培根規劃的那種樓堂園林無異於空中樓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談學養》，好像也是在向他那種階層的人說話，如：“有些書可以請人代讀，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我們隻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看這裏的哪些文章該“淺嚐輒止”，哪些該“囫圇吞下”，哪些該“咀嚼消化”。“請人代讀”不是普通讀者辦得到的。好在這些文章都不長，思想敏銳、見解獨到的青年讀者無疑該知道如何對待，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此外，培根的有些觀念不盡正確，甚至是錯誤的，如《談無神論》中的一些觀點。還有一些說法，因為在當時缺乏社會科學等方麵的正確認識，也存在謬誤。尚望讀者去認真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