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史地

1、所謂正史

從前學者對曆史研究也頗注重，史的地位僅次於經。史部典籍繁多，最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所謂的正史。正史是官修的，每逢朝代更易，新朝政府便簡派一批人員(但從前並不一定是這樣的),編撰上一代的全史，累積到清朝，這樣的史書就有二十四種之多，叫作“二十四史”,茲將“二十四史”的書名列下：

1.《史記》

2.《漢書》

3.《後漢書》

4.《三國誌》

5.《晉書》

6.《宋書》

7.《南齊書》

8.《梁書》

9.《陳書》

10.《魏書》

11.《北齊書》

12.《周書》

13.《隋書》

14.《南史》

15.《北史》

16.《舊唐書》

17.《新唐書》

18.《舊五代史》

19.《新五代史》

20.《宋史》

21.《遼史》

22.《金史》

23.《元史》

24.《明史》

以上“二十四史”至明代止，共三千二百四十九卷。清朝雖已過去，但官修的正史還沒有完成。民國初年本來設有清史館，由趙爾巽等主持其事，到一九二八年，編成了一部未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錄五卷，命名《清史稿》,曾草草付印，不久即被禁。開明書店印行“二十五史”,係將柯劭惑所撰《新元史》加入。《新元史》於一九二〇年脫稿，經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內容比《元史》正確詳備。又，《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合稱“四史”,為“二十四史”中最被人重視的一部分，過去讀史者，“二十四史”不必全讀，但這四史則在所必讀，尤其是《史記》《漢書》,文章優美，不僅被人當史書讀，也當文學作品讀。就正史體例說，司馬遷創立之，班固繼承之，略加更改，以後作史者完全依樣畫葫蘆，沒有新形式，我們隻須分析一下《史記》《漢書》,便知道一切正史了。

2、正史的內容

正史不一定正確，但比較詳備，為研究史學者的主要材料。《史記》是最早的一部完備的史書，在它以前的重要史籍，有《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等。這些書，司馬遷大概都參考過，隻有《竹書紀年》敘事多與《史記》不合，恐怕司馬不曾見過。《世本》內有《帝係》《世家》《傳》等，大約就是《史記》體例的藍本。首創史例的司馬遷，編撰《史記》一書，是以人物做曆史的中心，作十二“紀”以敘帝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誌士庶，共計一百一十二篇傳記，形成全書的主要部分，此外有《平準書》《河渠書》《封禪書》等八“書”以紀政事，十個“年表”以貫歲月。《漢書》體例也差不多，隻有“書”改稱“誌”,如《藝文誌》《律曆誌》《食貨誌》等。又去“世家”名目，收入“列傳”。《漢書》與《史記》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史記》的性質是通史，而《漢書》則為斷代史。《史記》包含的年代，上起黃帝堯舜，下至漢武帝；《漢書》則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亡。自《漢書》以後，所有正史都是斷代史，隻南北朝時的一段，除各代分撰者外，還有通敘各代的《南史》《北史》。又《五代史》因年代短促，也沒有再分。各書內容，差不多都仿《漢書》的形式編製。

正史雖是整理史料而編寫的史書，但從現代觀點看，仍不過一堆史料。讀正史的方法，以分別選讀為好。如要看政治上大事，當讀“帝紀”,參以有關人物的傳記。如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當讀“誌”或“書”。例如研究經濟史，須讀《平準書》《食貨誌》一類的史篇。研究學術史，當讀《藝文誌》《經籍誌》等，參以《儒林傳》《道學傳》之類的傳記。

3、編年史

編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與紀、傳、表、誌體不同。最早的編年史本應算《春秋左傳》,但因其被稱為經，於是第一部編年史便輪到東漢荀悅所作的《漢紀》,這書就是模仿《春秋左傳》的體裁的。編年史最著名的是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這部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作者選材的主旨，專取“有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經驗教訓可資學習者”,宋神宗因其可做政治的參考資料，賜名《資治通鑒》。其他屬於編年史的史書有《續資治通鑒長編》(李燾)、《九朝編年備要》《西漢年紀》《靖康要錄》《兩朝綱目備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續編》等，而朱熹所編的《通鑒綱目》尤為著名，與《資治通鑒》合稱“兩通鑒”。明清時人根據它們而編的簡單曆代史，名叫“綱鑒”,如袁了凡、王鳳洲所編之《綱鑒》及《綱鑒易知錄》等。又清乾隆敕撰的《禦批曆代通鑒輯覽》,及清畢沅的《續資治通鑒》也頗重要。

4、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亦稱類史，創自宋代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它不以人為中心，而以事為中心，分類排纂，每篇敘述一件史事，窮原竟委，前後分明，易於通曉，但缺乏史事間之橫的聯係。宋時仿袁氏體例的史書還有章衝的《左傳事類始末》及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清穀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與袁氏書合稱“五紀事本末”。清魏源《聖武記》(記清代軍事),馬輔《繹史》(記上古至周末事),亦頗重要。

5、別史

別史是私家著作而體例和正史相類似的，如宋鄭漁仲(樵)《通誌》一書，有本紀、世家、列傳等篇，儼然正史一樣，所以史部分類，將它列入別史。其實《通誌》的特點乃在於敘述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應當屬於過去史部分目中的“政書”一類，與《通典》《通考》相聯係，而在現在的分類，則當屬之文化史或製度史。清蔣良騏所撰的《東華錄》,述清初史事，起天命至雍正凡六朝，亦是別史中的名著,後來王先謙將其內容擴大，並續編乾隆以下五朝，至同治止，稱《十一朝東華錄》。

《通誌》一書，紀傳由上古敘至隋止，禮樂政刑之類，則敘至唐止。其中列傳，全仿史漢的分類形式，而不采取個人的標題，其分類有後妃、宗室、外戚、忠義、孝友、義行、獨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隱逸、宦者、遊俠、刺客、滑稽、貨殖、藝術、佞幸、列女、載記、四夷等。

《通誌》二十略的名稱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法、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其中氏族、六書、七音、諡法、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諸略，是鄭氏創造的門類，不是前史所有，尤其值得注意。

清乾隆時又仿鄭氏《通誌》敕纂《續通誌》及《皇朝通誌》兩書。《續通誌》紀傳從唐起，諸略自五代起，列傳中增加孔氏後裔、貳臣、奸臣、叛臣、逆臣等傳，而刪並遊俠、刺客、滑稽、貨殖等，二十略則內容多有增補。《皇朝通誌》二十略名稱依舊，但將內容增減，紀傳年譜則從省。

6、政書

紀述製度文物之沿革的史書，在過去史部子目中，稱為政書。創造這種史書的是唐朝的杜佑。杜氏搜集上古以至唐肅宗、代宗時的材料，參考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等書，分八類編纂，成《通典》一書。其八類次序是：(1)食貨；(2)選舉；(3)職官；(4)禮；(5)樂；(6)刑；(7)州郡；(8)邊防。他自敘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說是獨具卓識。

清乾隆敕撰《續通典》,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至明崇禎末年止，九百七十八年間的典章製度，頗能扼要敘述，又《皇朝通典》一部，記清朝製度。兩書都依杜氏篇目，但刑典中析出兵典一種。

繼杜佑《通典》而更加詳備的同類著作，應推元馬貴與(端臨)的《文獻通考》。馬氏自序中說：“門分類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條，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係，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未有論述，而采撼諸書以成之者也。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馬氏書，乾隆時也有續編。一為《續文獻通考》,敘宋、遼、金、元、明五代事跡，於馬書郊社、宗廟內分出群祀、群廟，擴充到二十六門，內容有比馬書詳密處。一為《皇朝文獻通考》,記載頗詳，卷帙與馬氏書差不多。

以上杜氏《通典》,馬氏《通考》,與鄭樵《通誌》,合稱“三通”,再加以清乾隆敕撰的續編六種，則稱為“九通”。從前有一句話說：秀才不讀九通，還隻算不通。可見人們對這幾部書的重視。三通內容雖不免重複，但亦各有其特點。《通典》簡單扼要，《通考》詳明周密，《通誌》則別有剪裁，精於考訂，其細微節目，有為前兩種所不具備的。所以三種書同時流行。現在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史等專史，當以它們為重要資料。

7、雜史傳記及其他

雜史是不以中央政權為綱領的史書，體裁和正史不相類似，但內容仍有體係，可與正史相參證。例如《國語》敘春秋時事，是分國敘述的，《戰國策》講戰國時縱橫捭闔的活動，也是分國敘述的。這兩書是司馬遷作《史記》的重要參考書之一部分。傳記是指《孔子編年》《朱子年譜》《名臣言行錄》那一類的書。清李元度所著的《國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是清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他史書，有所謂“載記”者，如《吳越春秋》《安南誌略》《朝鮮誌略》等便是。有所謂“史抄”者，如《兩漢博聞》《通鑒總類》等便是。有所謂“職官”者，如《曆代職官表》《百官箴》等是。有所謂“時令”者，如《歲時廣記》是。有所謂“詔令奏議”者，如《兩漢詔令》《曆代名臣奏議》等是。這些書是次要的史料，在專門研究者是可以擇要參考的。至於所謂稗官野史，大概是指私人筆記，記述掌故逸聞，可以補官書之缺，糾正官書之錯誤的，例如太平天國失敗，它的本身記載，完全被清政府消滅，隻民間有些零星筆記，保存其一部分真相。這類的野史，倒是可寶貴的資料。前代野史，如宋末有鄭所南(思肖)《心史》,明末有《揚州十日記》《風倒梧桐記》等，曾激發民族意識，是世所共認的。

8、學術史

學術史是四庫史部中所沒有的類名，但著作中除《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可作學術史讀外，仍不缺乏完整有體係的學術史。清初黃梨洲(宗羲)所著的《明儒學案》是最初的一部良好學術史，就明代各學派源流、代表人物及其學說內容，作一有係統的敘述，對於王(陽明)學各派，尤其說得精彩，如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載山等案都是。梨洲對於各家的不同或相反意見，都能用客觀的態度來敘述。這部書寫成以後，黃氏又寫《宋元學案》,未完成而逝世，經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宋元學案》的編製方法更進步，每一學案之前，先列一個表，詳細說明那一派的師友弟子的關係，其次就是各代表人物的小傳，再次就是學術精義的摘要敘述。不過這書末了所附《王安石新學略》不大好，因為編者含有門戶之見，不能客觀地敘述。清代為學術發達時期，前半期的學術史，有江藩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及《國朝宋學淵源記》兩書，至於全期學術史則梁啟超及今人錢穆各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編著,梁氏還有一種《清代學術概論》,內容比較簡單。錢氏頗讚揚宋學，對宋學一派敘述特詳，梁氏的敘述比較完全，因為他很欽仰漢學家的考證工作，對今文派尤其說得有聲有色，因為他自己出身於今文派。

9、史評

過去所謂史評，包括三種著作：(一)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評論作史方法的，可說是史學方法論；(二)如王船山的《宋論》《讀通鑒論》,是評論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討論來表現他對於時事的意見，這可說是史論；(三)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書，以考證史書記載的異同，論述各時代史實的特征為主要內容，這種可說是史的考證學。

史論雖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些評論對象的內容，但這一點無關重要，還不如把它當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資料。史的考證學對於史實的了解及史書的閱讀都給予了實際的幫助，是我們讀史的重要參考書。至於史學方法論著作，是關於史的本身的討論，是我國固有的科學之一部門，而且是社會科學裏麵的一個重要部門，雖然還沒有多大的發展，那僅有的幾冊書也值得閱讀。

劉知幾是唐朝的史官，根據他的專門研究及工作經驗，著《史通》一書，詳論作史方法，分內外篇四十餘篇，有獨到的見解與銳利的批評。內篇開始的兩篇，《六家》及《二體》,分析唐以前史書有六種體例，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而其中隻《左傳》及《漢書》兩體才可以為作史的標準。他所說的六家，正代表著記言、記事、編年、國別、通古紀傳、斷代紀傳的六體。他所選擇的就是編年與斷代紀傳兩體。《春秋》雖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內容太簡單，好像大事年表一樣，所以不能算作標準的編年體。《史記》《漢書》雖然同是紀傳，但《史記》是通史，對秦以前史實敘述又不甚詳明，同時他所根據的經、子、史的古書，也多流傳於世，因此劉知幾認為它不完備，欠條理，且和別的書重複，不如斷代為史的《漢書》好。劉知幾提倡斷代史而攻擊通史，自現代史家看來，是顯然錯誤的，但曆朝官修史書，自以斷代為最方便，因為它能夠寫得詳細完備而不至於重複，這或者是劉氏從史官立場而得出的結論。劉知幾又主張記載事實的真相，不大讚同因褒貶而歪曲事實的春秋筆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對《論語》《孟子》及諸子書，都認為有些不可靠。

章學誠(實齋)曾過著遊幕(遊幕，舊稱離鄉作幕賓、幕友)生活，曾修過地方誌，他所著的《文史通義》分內外篇，內篇兼論文史及一般學術，外篇專論方誌。他的論史有幾個要點：(一)六經皆史；(二)史家分記注與撰述兩種，記注是搜集並保存史料的，撰述則是史書的著作；(三)通史一體，足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史記》及鄭樵《通誌》等是(清

修《四庫全書》,將鄭誌入別史，未列通史一門，殊不了解通史的重要性)；(四)史學須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編修及史料的保存。中國史書自《春秋》起，就有拿垂川借鑒為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鑒綱目》,於三國時一定要把劉備做正統，就是這種道理。但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王鳴盛等都主張照事直書，不必強加褒貶，這可說是科學的史法。

10、地理

我國地理學書，一般人都以《禹貢》為第一部古典著作(清胡渭著有《禹貢錐指》,是研究《禹貢》的權威著作)。漢以後正史中有《地理誌》。至以專書行世者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水經》或係一種古書),唐人《元和郡縣誌》等，都不甚佳。宋時地理學較有進步，有《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輿地廣記》等書及《南北對鏡圖》《混一圖》等地圖。西洋地理學於明代輸入，有利瑪竇、艾儒略諸人著作。清康熙年間，又派西洋教士測繪《皇輿全覽圖》,十年而成。但清末西學輸入以前，我國地理學範圍甚小，幾乎全是沿革地理，僅足備讀史的參考。章太炎曾在《國學概論》講演中說過：“地理本應包括地質、地文及地誌三方麵，但我國過去隻有地誌。自然地誌僅清乾隆時《水道提綱》較好，政治地誌則以明末清初顧祖禹所著之《讀史方輿紀要》(此書很著名，論軍事形勢極好)、《大清一統誌》

《乾隆府廳州縣誌》《李申耆五種》較佳。《元史》地名複雜，須看《元史譯文證補》。”南北史地名亦難清楚，洪亮吉、吳增僅、楊惺吾有該時期地誌或疆域圖之著作。

11、曆史哲學

曆史哲學是國學中所沒有的名詞，但從今人眼光去看，我國過去已有體係完整的曆史哲學。漢代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就是曆史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極經世》。董仲舒是用陰陽五行之說來解釋整個宇宙的，他把陰陽五行的理論應用到曆史的變化上，就創立了三統循環的學說。這就是說，世運有黑統、白統、赤統，循環交替，周而複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統的象征，繼周的統治者又當為黑統。曆代帝王創建新朝，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變，這和三統論有關聯。邵雍的《皇極經世》,說天地之終始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這樣算起來，一元就是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終，天地壞滅，此後即另有新天地，照此公式，重新開辟。他這種推算，和六十四卦配合，其實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的數目類推出來的。他又說現在之世界，雖距天地之終尚遠，但最好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之世界，正如方已盛開之花，雖蕊瓣層層，而衰機已現，因為他認定堯舜時代是黃金時代，此後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過去我國人大都相信這種退化觀或循環觀的曆史哲學，但清末康有為根據《公羊傳》春秋三世之說而倡進化觀，說世界由據亂世進到升平世，再進到太平世，“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到升平之世矣，異日大地大小遠近如一，國土既盡，種類不分，風化齊同，則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預知之”(康著《〈論語〉注》)。康氏的進化觀雖然高明一點，但其玄想神秘，也和董仲舒、邵雍差不多。

12、新史學的產生

新史學受外來影響而產生，對傳統的曆史觀念有重要的改變。這可以拿梁啟超的《中國曆史研究法》做代表。新史家認為：(1)過去史書是寫給帝王或貴族等少數人看的，現在則應以全民為讀者對象；(2)過去史書是為死人作的，如帝王紀傳，私家墓誌家傳等都是頌揚死人功德，現在則應為生人而作；(3)過去垂訓的史法，使記錄失真，現在應以客觀記述為主；(4)史的範圍應以收縮為擴張，過去史外無學，什麽天文呀，曆法呀，官製呀，典禮呀，刑法呀……通通包括在史書裏麵，後來分途發展，那些部門已成了獨立學科，曆史範圍自應縮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誌》,從《漢書》一直到《明史》,老是記載那些星座躥度，其實這都是天文學範圍的事，史書不應容納的，史書所應記載的是我國的天文學史，如何時發現中星，何時發明置閏，何時發明歲差，以及關於恒星、行星的辨別，蓋天、渾天的爭論等，這就是天文史，是史書所應記載的。這樣，一方麵曆史書既把各科學術還給那些學術本身，另一方麵卻須把每種學術以及我民族一切文化業績的發展過程，分門別類地講出來，所以是收縮也是擴張；(5)他們還覺得過去的史書，無論是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都不免是片段的記載，或缺乏縱的聯係，或缺乏橫的聯係，我們現在則須注意緊密聯係的著述；(6)過去史家缺乏進步觀念，我們現在作史，則須有此觀念；(7)過去偏重人名、地名的記載，偏重政治或驚人事變，現在則須注重一般的敘述。

梁氏書還有補編，專敘人物傳記及文物專史的作法。梁著的缺點在於他還沒有認清曆史變化的客觀規律，有時偏向於英雄造時勢的觀點，且有過分重視政治作用之處，其於垂訓借鑒的舊套，也未能完全免除。但梁氏治史方法確是科學的，他這部著作是新史學的開路者。此外，蔡尚思的《中國曆史新研究法》(中華書局)頗能提出更新的觀點。

12、新史學的業績

新史學的工作有三方麵可說：一是史料方麵，過去帝王起居注一類的無意義史料，已經刪除，另外卻發現許多新的史料，例如：(1)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發掘，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都有研究報告。如王之《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足證《世本》及《史記》的殷商帝係為實錄，又王氏的《殷商製度論》也很重要(參看第三○節)。(2)西域考古的種種發現，羅振玉曾根據它編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古續編》。(3)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羅振玉在北平(今北京市)市肆中發現，正有一批檔案已作廢紙出賣，將運往造紙工場去做原料，羅氏出重價收買之，編《史料叢刊》十冊。另一批未賣掉的歸“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編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冊。(4)各民族文字的發現，中國史上若幹民族的語文，現在已不可通曉，如遼、金、西夏文字，近年從北方各處石刻及地下發掘，逐漸發現，而且在西北各地發現了怯盧文、回鶻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邊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爨文考釋》一書。(5)吉金文字的研究，見前第二八節。(6)無文字史料的采獲，即各地發掘的銅器、陶器、石器等。

一是研究工具方麵，比過去擴大加多，如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解剖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等科學，都能幫助我們鑒別種種史料。某次一德國地質學家在北平見市上有賣龍骨治病的，他買來研究，發現似乎是第三紀人類的化石，可見隨處都是史料。

一是著作方麵，綜合性質的有新通史的編著,章太炎曾擬《通史略例》而未寫，現有鄧之誠、章鐵、呂思勉、周穀城諸氏先後發表的著作，分析性質的有學術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思想史、音樂史、美術史、文學史、哲學史等的專史產生，商務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包括專史至四十餘種，而社會發展史的問題，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討論。

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以疑古精神為中心的國故整理，對於中國古代史曾盡了一種開辟道路的職責。過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學者，無論是理學家或考證學家，都相信古書上三皇五帝和堯舜的故事為完全真實，因為他們不敢懷疑經典。自顧頡剛《古史辨》的皇皇大著出版，許多迷信古書的人為之震驚。比方說“禹是蟲”之類，這是過去考證家所不敢說的。這些疑古的學者，認為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經也不可靠，如《尚書》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沒有信史的價值，至於《易經》乃是一部卜筮之書，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對於唐虞夏商的曆史，隻好存而不論，要作史隻可從春秋時代起。這種存疑的態度為另一派新史學家所不滿，於是他們又開始運用科學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利用《詩經》《書經》《易經》中的史料，又根據銅器銘文及殷墟甲骨文字的考證，旁采《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裏麵的神話，而加以合理地解釋，使那些荒誕不經的傳說，都成為古代曆史事實的說明。過去周秦諸子以至司馬遷一直到清代樸學大師們都不曾理解三皇五帝時代的曆史，因為他們都是用後世封建國家的製度去想象古代，而把古代傳說描寫成為帝王的故事。現在新史家根據社會由野蠻進文明的發展法則去分析那些傳說，便知古代沒有帝王，隻是共財同居的部落的酋長。繼郭氏而發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呂振羽，他應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出土古物，配合著民俗學的知識，而同古書上的神話傳說相印證，寫出一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不久又有一部《中國原始社會史》出版)。郭、呂兩氏的意見雖然還不足為定論，但比之僅僅存疑的學者們是進了一大步，是表現了更深刻的見解。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時期區分，各史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如郭沫若把殷商看作氏族社會，西周看作奴隸社會，春秋以後看作封建社會，但呂振羽則認為殷商是奴隸社會，西周以後為封建社會，這是比較合理的兩派，還有種種離奇的意見，茲不贅述。

總之，這些新史家的觀點，與主張“六經皆史”的章實齋、章太炎諸氏以及懷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適之、顧頡剛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過於相信古書，胡、顧則過於排斥神話傳說，但郭、呂諸氏能以另一種眼光來觀察那些荒誕的神話與不可靠的傳說(參看第三十四節)。他們的古書新讀法，是從來一般國學專家所不曾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