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古物

1、金石之學

探討古代文化，不僅須讀古書，而且須研究古物，因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會生活的指標，而繪畫、雕刻文字的斷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記錄。我國人對於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遠在西洋考古學產生以前，即有所謂金石之學產生。金者指商周青銅器，石者指秦漢以來的紀功碑、墓誌、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來參證曆代史實，補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學及古史學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質料花紋和式樣都有一定的時代性，因而也具有曆史的意義。宋代以後，我國銅器出土漸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為風尚，所以金石之學即產生於這個時期，如歐陽修編的《集古錄》、呂大臨編的《考古圖錄》、趙明誠編的《金石錄》,即係初期研究報告。由宋至清，雖然搜集與研究金石的人還不少，如黃伯思、董道、王俅、王厚之、張掄、錢站、曹奎、吳榮光、劉喜海、吳式芬、吳大激、劉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貴人家或古董商人手裏，摩挲撫玩，未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而文人學士，也大都不過賞鑒金石文字的美術，臨池篆刻，使金石成為書畫的附屬品而已。直到清代乾嘉兩朝，考證學者輩出，方才大大發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來孫詒讓、容庚、鄒安、陳寶琛、王國維、羅振玉等，又各有新的考證。關於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數種外，如黃伯思的《東觀餘論》,董道的《廣川書跋》,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王厚之的《複齋鍾鼎款識》,張掄的《紹興內府古器評》,錢站的《十六長樂堂吉金圖》,曹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及《昭陵複古錄》,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篇》及《洛陽存古錄》,吳式芬的《操古錄金文》,阮元的《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吳大激的《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及《密齋集古錄》,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匐齋吉金錄》,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陳寶琛的《澄秋館吉金圖》,羅振玉的《殷文存》,鄒安的《周金文存》,王國維的《金文著錄表》等，都頗著名。考證之作，如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說文諧聲譜》,孫詒讓的《古籀餘論》,吳大激的《說文古籀補》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都頗精彩。王國維根據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狁考》及《古諸侯稱王說》等文，都是史學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錄表》將過去各金石學家的收獲，作了詳備的記載，又郭沫若有《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都便檢閱(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鑒》,亦金文書)。近年來金石研究，更擴大到遼、金、蒙古碑文的考釋了。

2、殷墟發掘

清光緒二十四五年間(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縣西北小屯村，掘出無數龜甲獸骨的破片，上麵刻著古文字，內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因安陽是殷都，此項甲骨文字被稱為殷墟文字。此項發現完全出於偶然；在以前，或已被當地農民發現而不為人們所注意，但到前世紀末，有濰縣古董商人範某將甲骨運到北平，輾轉而入《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鴞)之手，劉氏繼續搜集達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問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O二年，羅振玉在劉氏處得見龜骨，也繼續搜集，並探知甲骨出自安陽小屯，派人直接采取，達兩三萬片之多。羅氏於是拓印《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鐵雲藏龜之餘》《殷虛書契後編》等書，都很精美。羅氏於一九一六年又親訪小屯，並於甲骨文字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雖一破爛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視。他這種見解超越了過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說是近代考古學的先驅，因之羅氏編印的《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殊可珍視。至一九二八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賓、李濟等教授又在安陽作有計劃之發掘，新獲卜辭三百餘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銅器等，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並將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從這次起，殷墟是用現代考古學的眼光來發掘了。

3、甲骨之學

自殷墟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學隨之產生。甲骨之學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過去純粹憑借《說文》的文字學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國文字學向來僅以《說文》為準則，等到金石之學發生，學者就已有些兒引用金文來訂正許書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們又將它和金文比較研究，不但可以糾正許書的錯誤，還可以證明字源。這可分幾點說：

1、考知原始文字的形體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鳥獸足跡。其行款讀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並沒有一定的規則。

2、證明所謂籀文即古文。許書所謂籀文與古文不同，是錯誤的，例如許書“四”字古文作滅，籀文作三，今卜辭中四字正是作三。

3、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多種寫法，筆畫原來沒有一定。

4、與金文互相發明。有些甲骨文與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認識，得甲骨文而後認識。如甲文“子”字作黨，而“巳”字作號或作導。因之金文中過去所不能解釋的“乙子”“丁子”“癸子”,現在都能釋為“乙巳”“丁巳”“癸巳”。

5、糾正許書的錯誤。《說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式”,“二”下出“式”,三下出“式”,“中”下出“中”,“冊”下出“笳”,都是甲文與金文所沒有的。又籀文如“馬”下出“影”,“車”下出“韆”,也是甲文金文的筆誤。篆文也有弄錯的。如“闖”字，篆文，許注“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圜之形”。但卜文僅像兩手對打的形狀，不見兵杖之形，許說錯了。又如“福”字，許注“備也，從示富聲”。但卜辭中作酹，從音，乃“尊”也，會意，非形聲字，許說誤。又如“邑”字，許注“國也，從口從屍”,今卜辭作曼，羅即象人席地之形，非從屍，許說亦誤。

6、說明文字的變遷。如將甲文、金文、篆文、隸書排列來觀察，可看出逐步演變的痕跡。研究甲骨文從清代孫詒讓開始，而以羅振玉、王國維為最著。其次則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羅福成、唐蘭、徐永梁、吳其昌等。他們的研究，漸由文字學而走向史學方麵，如王國維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製度論》等。這門學術的著作，如王國維之《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全集》,羅振玉之《殷虛書契考釋》,郭沫若之《甲骨文釋》,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則以檢閱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為宜。

4、古物與社會學

近代考古學，是以社會學的眼光，研究無文字的史料，以資推測遠古的社會狀況之用。先史時期的曆史既不曾用文字記載，便隻有靠傳說以及遺骸遺物保存下來，但傳說因被人們誇張或修改使之神秘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參證不可，古物是真憑實據，所以更加重要。社會史家對於先史時期的階段區分，完全以器物為標準，即由石器時代進到青銅器時代，再進到鐵器時代，石器時代又分為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石器時代最長，以數十萬年計，是人類野蠻蒙昧的階段，到青銅器時代，文明漸啟，可說是半開化階段，鐵器時代，方才正式踏入文明的階段。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從春秋戰國開始。春秋戰國以前，所謂三皇五帝的曆史，完全是後人追記的傳說，其真相不易明了。但自從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傳說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記載的證明。而殷周青銅器如鍾鼎盤盂之類以及銅製的兵器如戈戟之類，又足以證明當時是青銅器時代。近年我國史家漸漸公認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還是野蠻蒙昧階段，當時還沒有國家，隻有氏族社會的部落，這都是參考古物與傳說的材料而用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的。

5、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銘文的銅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辭的龜甲、獸骨等物，我們在上麵幾節中已經說過，此外還有西域考古的種種發現，其中有漢魏至唐的簡牘書冊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們將於第三五及六九節再說。無文字的古物，在殷墟發掘中已經發現過一些，同時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發現了新石

器時代的文化。

周口店離北平五十公裏，一九二一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當北京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顧問，在該地一石灰洞裏偶然發現了一片石英，但該地是不產石英的，這片石英必從別處帶來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興趣。後來有一些中外學者繼續探察發掘，經十數年，竟發現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種是一種猿人的骨骼，因定名為“北京人”。同時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發現兩千多種工具。又發現了堆積很厚的灰層，因而知道北京人已發明了用火，而且在該地居住過幾千年的時光。從北京人能製造工具及運用火兩點看，雖說他們骨骼仍帶有許多猿猴的特征，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真正人類的最初形態。北京人的存在時期，大約在四十萬年以前。在中國考古學的分期，以北京人時期為最早，屬於前舊石器時代，又稱前周口店時期。

後舊石器時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後期周口店文化。還有尾舊石器時代，由達賚湖文化代表著。新石器時代則可分為六期，每期約三百年。第一為齊家期，係以在甘肅臨洮縣齊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單色紋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約為公元前三五OO年至前三二O〇年間的文化。第二為仰韶期，係以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鏃、石戈、石環、石紡車、骨鏃、貝鏃和角針，以及有色陶器等為代表，大約是公元前三二〇O年至前二九〇O年間的文化。第三為馬廠期，大約是公元前二九OO年至前二六OO年間的文化。第四為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還發現有銅器，大約是公元前二六OO年至前二三〇〇年間的文化。第五為寺窪期，以甘肅狄道縣寺窪山為代表，約當公元前二三OO年至前二OOO年間。第六為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肅鎮番縣附近，約當公元前二〇OO年至前一七OO年間，發現有有翼的銅簇。

殷墟古物也代表著公元前一七OO年之文化，在殷墟文化以前，還有所謂龍山(山東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關於這些考古工作的記載，有安特生的《甘肅考古記》《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各種考古調查報告及發掘報告等。此外曾鬆友著《中國原始社會之探究》,日人橋本增吉的《東洋古代社會史》,森穀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也說及了。

北京人和中國民族的血統有沒有關係，還沒有經過證明。但是熱、察、甘、新、青、晉、綏、豫、陝等省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人骨，確已證明與現今的華北人同型。

6、古物與考證學

考證學的工作是對於曆史材料的整理和檢訂，它可以算作曆史研究的一部分。過去我國學術以儒家為中心，因此考證學的對象就隻是儒家經典上的禮製名物，而考證學的觀點也受了經典記載的限製。例如羅振玉在安陽小屯村獲得一種形狀頗似犁的石器，他就以為是經書上所說的石磬，但這種東西和《周禮·考工記》所說的形狀又不相同，於是他就推論到殷周磬製的不同 (見羅氏《雪堂叢刻·五十日夢痕錄》)。但郭沫若則以為羅氏所雲當即石犁，未必是古磬。這就表示著他們兩人學術範圍有廣狹之別。羅氏始終拘守儒家的傳統，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經的記載，郭氏貫通中西學術，故能從社會史的觀點去推論。又如王國維，在他的《殷周製度論》裏麵，對殷周之際政治文化的劇急變革，頗多發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解釋，隻是讚美“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這也可見王氏思想之為儒家所限製。

考證學如果不超越儒家的傳統，如果對於古書上給予遠古傳說的塗飾與改造不知道分析，那麽對於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獲。

7、古物與古書

自從考古學逐漸發展以來，善於讀書的人對古書就發生了懷疑，覺得其中所說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經》《淮南子》上麵的那些神話，什麽十日並出呀，女媧補天呀，盤古開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類荒誕無稽，就是毫沒有神話意味的記載，如夏禹治水一類傳說，其真實性也大成問題。因為從殷墟卜辭看，殷代還那麽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樣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計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幾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內完成，當然不合理。但章太炎解釋說，禹當時的治水，不過總其成，各地當然分區辦理，各區也各有負專責的人。章氏尊重古書，認為不可任意懷疑，故做這種辯護，其實當時我國尚在部落時代，像《禹貢》上九州那樣大的地盤，由一個政府統治，是絕對做不到的。而且鐵的發現在春秋戰國之間，《禹貢》上居然講到梁州貢鐵，可見這書是戰國時人憑想象寫成功的。雖然初期疑古諸家有些離奇的臆說，如以禹為爬蟲，以墨子為印度人之類，不能有確切的證明，但大膽的假設也是科學所需要的。到了後來，一般史家對於古書上的記載，無論是否神話，都認為有曆史的意義，而根據社會學的觀點給以合理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來作證明。例如薑塬履大人足跡而生後稷，及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簡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會學眼光看來，在氏族社會群婚時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實在不是奇怪的事，後世父權時代，因為找不出父係祖先來，所以假托神話來掩飾。這種對於古書的新解釋，不但有充足的理論根據，而且有確切的事實佐證。因為《山海經》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辭中就有高祖發及娥與義京和他們相當，經專家考證而知帝俊、高祖發、帝嚳、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與義京兩女子，或作羲和與常羲，或作娥皇與女英，或作薑塬與簡狄，在群經諸子中表現為種種不同之傳說，如吞卵或履大人跡而生兒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與象)並**呀，暗示著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進一步的亞血族群婚之存在。儒家按後世倫常加以粉飾改造的古史，經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這可說是曆史科學在中國的初步勝利。

章氏太炎在《國故論衡·理惑》篇表示其對於卜辭之懷疑，認為是古董商的偽造，而堅信經典的內容及許氏《說文》的訓詁，大概章氏還不知道殷墟發掘已經經過專家的親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參考今日野蠻民族生活的方法，這是時代所限，我們不必認為是章氏的固執不通，但我們決不可跟著他去犯錯誤。殷墟發掘還不過是鋤頭考古學的初步，後來還不知道有多少寶貴史料已從或將要從地底下發掘出來。除古物外，各邊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們能仔細考察，其給予我們讀古書的幫助，一定很多。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如廣西徭民中有一種，其語言叫“虹”為“勿丨勿∠(dideng)”,音與《詩經》上的“蝦煉”完全相同。又疑問助詞有一個讀“屍l(zi)”的，和“哉”字相當，如果依“屍l”音去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那首古歌，韻腳就完全諧和。這不很明顯地是古代語言的實證嗎？